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和恺撒没有生在同一时代这一现象。塔西佗是属于提贝尔提贝尔，为罗马皇帝，借指罗马统治者。塔西佗于97年任罗马执政官。之列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杰出人物。他们没有生于同一时代是一种神秘力量安排好了的。他们的出场次序是安排定了的。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不愿意把这两个伟大人物安排在同一时代。裁判官对恺撒抨击有些过火，因而有失公正。上帝并不喜欢这样。伟大的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消灭西西里岛上的海盗，把文化引进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都给恺撒带来了光荣。但是，鲁比肯事变鲁比肯事件，鲁比肯为介于意大利和恺撒驻军的山南高卢之间，公元前49年1月10-11日，恺撒挥师越过此河，这一行动标志着内战的开始，此后，原与恺撒结为“三巨头同盟”的庞培（另一“巨头”为克拉苏）被恺撒赶出欧洲，逃往非洲。辱没了这些光荣。此事给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出了难题，在“为圣者讳”这一问题上弄得他们犹豫不决。篡位者恺撒需要感激塔西佗，由于他笔下留情，这就给了英才一个减轻罪责的机会。
当然，专制政体总是专制政体，它不会由于独裁者有才能而改变本性。在此政体下，杰出的独裁者也会出现腐化现象，而卑鄙的暴君，其风化只能是更加丑恶而已。在这种丧失廉耻的暴君统治之下，丑恶会暴露无遗。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典范人物，向人类有益地揭露了这些无可辩解的丑恶。
罗马的维特利乌斯维特利乌斯，罗马国务活动家，69年1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时期远不如西拉西拉（公元前138——前78），罗马独裁者。时代。在克劳狄斯克劳狄斯（10——54），罗马皇帝。和多米齐安多米齐安（51——96），罗马皇帝。时代，暴君的卑劣和丑恶毫无掩饰。奴隶们的卑劣是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这些沉沦的心灵散发着浊气。这正是主人内心世界的表露。权力污浊，人心狭窄，天良平淡，灵魂发臭。卡拉卡拉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时代如此，康莫德康莫德（161——192），罗马皇帝。时代如此，海利奥加巴尔海利奥加巴尔，或称埃拉加巴尔(204-222)，罗马皇帝。时代也是如此。而在恺撒时代，罗马元老院也发出臭气，但那臭气是鹰巢发出的那一种。
看起来，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的出世似乎显得迟了一点。那时期的示威活动已经露出端倪。
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赛亚，古代以色列先知，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他们的所为只代表个人，可骚乱和起义是群众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说来，骚乱是由物质因素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骚乱就如马赞尼洛马赞尼洛，托马佐·安尼洛的绰号，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起义，就如斯巴达克斯。起义是思想领域的事，而骚乱是饥饿引起的。加斯特加斯特，法国古典小说中人物，此词指肚子或胃。发怒了，说实在的，他自有他发火的道理。骚乱，在饥荒方面，其出发点可能是感人的、正义的，如比尚赛事件。暴动在饥荒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还被看做是骚乱呢？这是因为，它实质上虽然占了理，但采取了错误的形式。虽有权力，但行为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异常，乱打一通，像一只瞎了眼的大象，前进中摧残一切，身后留下的是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残害了无辜。我们有千条理由对人民进行哺养，而没有任何权利屠杀他们。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武装起义，如8月10日和7月14日的起义，开始时，都会出现混乱现象。在权力解体之前，总会有甚嚣尘上、沉碴浮起之时。骚乱是起义的前奏。一条河，发源处水流湍急，但总会汇入大海。通常，起义会归入革命的海洋之中。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有时，起义的出发点很高，那里是正义、贞洁、理性和民权的天地，纯洁得犹如白雪；所经之处也洁净无比，流过道道层叠的岩石，经过长距离的倾泻，在那明镜般的水面之上，映照着蔚蓝的天空，之后，百川汇集，突然，它在资产阶级的洼地里迷失了方向，像莱茵河流入了沼泽。
我们叙述的都是往事，未来则会有所不同。普选的可钦佩之处，在于它原则上消除了骚乱。你把选举权给了起义者，就等于缴了他们的武装。这样，战争就自然消失了，内部的街垒战也好，对外的国境战也好，全都消失了。这是一种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和平总会在明天出现。
总而言之，起义不同于骚乱，可是，资产阶级，即使是正派的资产阶级也不怎么懂得这种差别。在他们眼里，一切皆为动乱，纯粹的、简单的叛乱，犹如看家狗想咬主人。因此，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用一条铁链把狗拴起来，把它囚在笼子里。
这种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吗？狗被关进笼子之后，狗会狂吠不止。等到有这么一天，当笼中的狗头突然改变形象，被笼外之人隐约看到一只狮子的脑袋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了：“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按照历史的观点，1832年6月的运动是什么呢？是骚乱呢，还是起义？
它是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观察，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是一次骚乱。但我们不能看它的表象，我们要看它的实质。
1832年的事变，其爆发是突然的，它的熄灭是凄惨的。但它产生的重大影响，即使认定它是骚乱的人，也不得不以尊重的态度来加以谈论。他们认为这是1830年的风波的延续。他们说狂热的思想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就会平息。任何革命不能垂直下刀把它切断。在恢复平静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就像从高山到平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阶段一样。这一阶段，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下的汝拉山区，就是比利牛斯山脉之下的阿斯图里亚斯。
巴黎人对近代史中这段感人的、被称为“骚乱时期”的局面记忆犹新。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想讲明一个意思。
历史学家由于某种原因忽略了一些重大史实，特别是，某些极有戏剧性的史实被他们忽略了，显然，我们应该补上一章，使这些史实重现于世人面前。这曾是一些活生生的事实，也曾使人感到忐忑不安。我们说过，有些细节，即那些枝节问题，历史更是把它们遗忘了。司法部门曾对暴动时期的一些小事着手调查过，但只是走了一下过场，调查既是肤浅的，也没有把他们了解到的一切公布于众。即使已经公布的、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些事里，有些情节，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便无法流传下来。为了填补空白，我们将揭示一些这类的事实。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了。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我们只是对有些人名做了必要的改动，因为我们是在叙述历史，而不是在褒贬个人。但我们描述的情节是真实的。我们描述的着重点是1832年6月5日到6日中那些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细枝末节。我们希望读者在我们揭开的暗淡的帷幕的后面，看一看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相。
三安葬：引起生机
1832年春，巴黎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霍乱肆虐之苦，人们的精力已经耗尽。整个巴黎蒙上了一层死沉沉的阴影，而政治方面，巴黎又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我们先前已经交待过，这个城市到处积起了干柴，一旦有一颗火星落下，巴黎便会变成一片火海。拉马克将军之死，正是这样的一颗火星。
拉马克将军有声望，也有作为。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都表现了大无畏的气概。战场上，他极为勇敢，讲坛上，他也豪气十足，雄辩口才不亚于疆场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隐藏着一把利剑。他继承老一辈的传统，像富瓦那样，他高举令旗之后又擎起了自由的大纛。他的立场介于左与极左的中间。他接受未来的命运安排，人民爱他；他曾忠于皇上，群众喜欢他。与热拉尔伯爵、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曾是拿破仑的几位“小元帅”之一。对1815年的条约他愤怒到了极点。那仿佛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对威灵顿，他更是恨之入骨。这些都赢得了人民的信赖。17年来，他对许许多多的事件都放过了，但对滑铁卢事件，他始终不能释怀。他在弥留期间，在他人生的那最后一刻，怀里还抱着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那把剑。临终时拿破仑说了“军队”，拉马克说了“祖国”。
他的死，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各方面都怕他死。人民怕他死，认为那是一种损失；政府怕他死，认为将是一次危机。他的死，成为一种哀伤。而任何哀伤都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定于6月5日举行。在葬礼的前夕和当日早晨，殡仪行列经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在这个街道纵横错乱的地区，处处喊声震天，杀气腾腾。民众把自己武装了起来。有些细木工抄起了工作台上的铁夹。他们中的一个用鞋匠的引线钩，做成了一把匕首。另一个，迫不及待投入战斗，一连三个夜晚都是“和衣而卧”的。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同行问他：“你去哪儿？”他答道：“我吗？我去准备武器。”同行又问：“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同行问：“顶用吗？”他答道：“不知道。”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不管遇到谁，他都这样说：“请跟我来。”他给人们买10个苏的酒，还问：“你有事可干吗？”人们答道：“没有。”他便说：“到费斯比埃家里去，在他那里你会找到事做。他的地址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原来，费斯比埃家里藏有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在“搞串连”。他们东奔西跑，组织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酒店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酒客们个个表情严肃，并在窃窃私语。一个人问：“你的手枪在哪里？”被问的人说：“藏在衣服下，你的呢？”发问的人答道：“在衬衣里。”在罗兰作坊前面的横街，在贝尼埃车间前“燃烧楼”的大院，一堆堆的人正在低声谈论。在那些人群中有个情绪最激烈的人，名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车间里干足过一个星期，吵架的本领特别高，所有的老板都不愿意留下他。第二天，即6月6日，马福便战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马福的一名助手卜雷托，也在那次战斗中被打死了。有人曾问卜雷托：“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反抗。”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一个角落里，在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是公开的。
6月5日那天，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在拉马克将军送葬的行列中，有正式的陆军仪仗队。这仪仗队为防不测被加强了，足有两个营。仪仗队的鼓上蒙着黑纱，队员们的枪倒背着。另外，还有10000名国民自卫军。他们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围绕着灵柩。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之后，手里握着桂树枝。他们的后面便是神情焦躁、奇形怪状的人群。人民之友社的社员、法学院的学生、医学院的学生，在巴黎的外国流亡者，都聚集到了这里。西班牙国旗、意大利国旗、德国国旗、波兰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也在送葬的行列中。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两个一组，三个一排，毫无疑问，他们来自印刷业。人们叫喊着，挥舞着棍棒，挥舞着刀枪，秩序混乱，但目标单一。有些小队在临时推举自己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掩饰地佩着两支手枪，好像是在检阅他的队伍。而那队人在他的指挥下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在树上，在阳台上，在窗口上，在屋顶上，挤满了人。无论男人、妇女、小孩，都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只要是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便在观看的人群中引起一阵惊恐之情。
政府在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它的手正按在剑把上。人们发现，路易十五广场上，已经部署了四个卡宾枪连，他们配备了长枪短铳，子弹已经上膛。士兵们骑在鞍上，严阵以待。在拉丁区和植物园一带，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布满了保卫警队。在酒市，有一中队龙骑兵。在格雷沃广场，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半。在巴士底，则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另一半。在则肋斯定，有第六龙骑兵联队。在卢浮宫大院，有原来的炮队。其余的军队则在军营里待命，巴黎四周还有多部驻防的联队。提心吊胆的政府，在市区部署了士兵24000人，在郊区，则有士兵30000人。这54000人马，统统压在了横眉怒目的群众头顶之上。
送葬行列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有的谈着正统派的阴谋；有的谈到雷希施塔特公爵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之子，即罗马王，又称拿破仑第二，1832年病逝。，说正当人民大众指望他起来重建帝国时，上帝却召了他去。一个不暴露自己姓名的人传播着这样一个消息：有两个工头被争取了过来，到时候他们会把武器工厂的大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