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他那当本堂神甫的兄弟突然死了。兄弟的猝死如同黑夜降临，一切景物在马白夫先生面前全部暗下来。接着，公证人的背约使他损失了10000法郎，这笔钱是记在他兄弟和他自己名下俩人的共同财产。随后，出现了七月革命，那次革命招致图书业的危机，首当其冲受到冷遇的是《植物图说》这类图书。他的《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再也卖不动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却看不到一个顾客。有时，马白夫先生听见门铃声，以为是有人买书来了，但见到的却是普卢塔克妈妈的那张脸：“一个送水的。”后来，马白夫先生搬出了梅齐埃尔街，并辞去理财神甫的职务，脱离了圣稣尔比斯，卖掉一部分……不是书，而是雕版图片——这是他最舍不得的东西——迁至巴纳斯山大街，找到一栋小房子。在那里他也只住了一个季度，因为那房子和园子的租金是300法郎，而他所能承受的房租是200法郎。另外，那地方紧靠法都射击场，终日听着手枪射击声，他受不了。
最后，马白夫迁到了奥斯特里茨村，在一个茅屋里安了家。他原有的家具全部变卖了，但留下了他心爱的《植物图说》、铜版、植物标本和书籍。他的新居有三间房子，一个被篱笆围起来的园子，还有一口井，每年租金50埃居。布置新居那天，他显得甚为兴奋，亲手钉钉子，把他的图片和标本挂在了墙上。干完这些之后，他便到园子里去锄地。到了晚上，他见普卢塔克妈妈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拍着她的肩膀，微笑着说：“不必惊慌！咱们还有靛青呢！”
马白夫只允许两个客人来奥斯特里茨的茅屋看他，他们一个是圣雅克门的那位书商，一个是马吕斯。他觉得，奥斯特里茨这个名字就够刺耳了，他不能再让更多的人来惊扰他了。
我们知道，凡对某种学问或某一事物特别痴心的人很容易钻牛角尖儿，对周围的环境反应迟钝，处于被动地位，有点哲人的味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如何不太理会，对自身的幸福和自身的苦难的搏斗无动于衷，自己成了赌注，却漠然处之，任人摆布，自己已在下坡路上滑行，也难以察觉到危险。当他们明白过来时，已经徒然走了很长的路。
马白夫先生便是这样一个人，自己的处境一天难似一天，希望却一个接着一个破灭，可他心静如水，我行我素，真是天真、固执到了极点。他的精神习性犹如钟摆，一旦被幻想上紧了发条，即使那幻想已经破灭，它还要摆动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挂钟不会在上弦的钥匙拔出的那会儿突然停摆的。
马白夫先生自有其乐。他的那些天真的乐趣的获得无须花出多大的代价，往往是无意之中得来，凭一点偶然机会获得。一天，普卢塔克妈妈坐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读一本小说。她习惯于大声朗读，觉得这样容易投入，有一种充实感。像她这样的人不少，好像他们要对书中的内容发誓赌咒似的。
普卢塔克妈妈大声读着。马白夫先生漫不经心地听着。
普卢塔克妈妈读到龙骑兵军官和一个叫佛陀的美人罗曼史的高潮处，读着读着，她突然停下来擦了擦眼镜，之后，又继续：
“美人佛陀和龙……”下面自然是“骑兵军官”如何如何。
“佛陀和龙，”马白夫先生打断普卢塔克妈妈，低声说：“不错，确有其事。从前，有一条龙，住在山洞里，它能口吐烈焰烧天。好几颗星星已被这怪物点着了。它长着老虎的爪子。佛陀到了它的洞里，感化了它。普卢塔克妈妈，您读的这本书好有意思，这传奇故事精彩无比！”
随即，马白夫先生又沉浸在美妙的梦幻之中了。
五穷就会苦
马吕斯喜爱这个慈祥、厚道的老人。他看到，老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为贫寒所困，他渐渐有些惊讶，但并没有惊慌失措。马吕斯常和古费拉克见面，也常来探望马白夫先生，但次数不多，每月一两次。
马吕斯的兴趣是独自一人去郊外，在大路上做长时间的散步，他也去马尔斯广场，也去卢森堡公园，那里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小路。有时，他能花上半天的时间观察种蔬菜的园子、菜畦、粪草堆上的鸡群和拉汲水车的马。他一到这些地方，过路的人都带着一种惊奇的眼光看着他。在一些人的眼里，这服装可疑、面目阴郁的人，大概是一个无所事事、在做白日梦的穷少年而已！
戈尔博老屋正是他闲逛时发现的。这里很偏僻，房租低廉，对他再合适不过。这样，他便在那里住了下来。周围的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别的全然不知。
他结识了几个引退的将军，有的是他父亲的同事，他们曾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对他们的邀请，马吕斯不加拒绝。因为那是谈他父亲的好机会。就这样，他成为巴若尔伯爵家、培拉韦斯纳将军家、弗里利翁将军家的常客。残废军人院也是他探访的去处。那些人家有音乐，也有舞会。在这样的场合，马吕斯便穿上他的新衣。但他外出一定要等到天气冷得石头发裂。他没钱雇车，可又不想让自己的靴子沾上灰尘。
他有时说（没有抱怨的意思）：“人这东西竟是这样：在一个客厅里，可以全身泥污，但靴子要保持光亮。那里的人为了好生接待你，只要求你一件东西必须无可指摘——是什么？良心？不，是靴子。”
任何激情，除非发自内心，都会消失在幻想中。马吕斯的政治狂热已经消失。1830年的革命1830年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使他感到满足给他带来安慰的同时，在这方面对他也起了作用。他的愤激之情仍然存在。观念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他不再那么偏激了。确切地说，他已没有主见，有的只是共鸣。他偏爱什么？人类。在人类之内，他选择了法兰西；在国家之内，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之内，他选择了妇女。这是他全部怜悯之所在。理想和事实，他更偏重理想；诗人和英雄，他更倾向诗人；《约伯记》《约伯记》，《圣经·旧约》中的一篇。和马伦哥，他更喜欢《约伯记》。当他在遐想之中度过一天、傍晚沿着大路返回时，他从树枝之间窥望那无限广阔的天空，看到无名的微光，看到深远的天际，看到那无穷的夜幕，看到那无以名状的奥秘，他便感到，凡属人类的事物，都是渺小的！
他觉得，自己参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真谛，除了天，他对一切都不留意。万事万物，只有天是清澈透明的。
这一切并未妨碍他制定越来越多的计划，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构想越来越多的空中楼阁。如果有人对马吕斯的现在的内心仔细地进行一番观察，就会发现，他的内心已变得惊人的纯洁。如果人们的肉眼能够看到别人的心，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据一个人从这里产生的幻想去判断这个人的为人。这比从思想上进行判断要可靠得多。愿望产生于思想，幻想产生于内心。幻想，完全是自发的。即使它是宏伟的、完美的，它也呈现着并保持着精神的原貌。只有命运所发出的不假思索、不切实际的向往，才算得上是出自灵魂深处的最直接、最真实的东西。在这样的向往中，而不是在经过综合、分析、组织的思想中，我们才能发现每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一个人的幻想是他最逼真的写照。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性格梦想未知和不能实现之境。
在1831年的夏秋之交，服侍马吕斯的那个老妇人告诉他：他的邻居，一个叫容德雷特的穷苦人家，要被赶走。马吕斯在家里呆的时间很少，不大熟悉邻居的情况。
“为什么要赶走他们？”他问。
“他们欠了房租，有两个季度。”
“一共多少钱？”
“20法郎。”老妇人回答。
马吕斯在一个抽屉里存有30法郎的机动款。
“拿去，”他把钱交给那老妇人，“25法郎。20法郎替他们付房租，剩下的5个法郎留给他们。只是有一件，交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提起我。”
六顶替者
凑巧，忒阿杜勒中尉所属的团队因换防调至巴黎。这为吉诺曼姑娘提供了第二次施展计谋的机会。第一次，她曾要忒阿杜勒去监视马吕斯，现在，她要让忒阿杜勒接替马吕斯在家的位置。
不管怎样说，在这个家中，老人需要有一张青年人的脸，它可能多少会带来一种像曙光给古迹带来的那种温馨之感。找一个人填补马吕斯出走形成的空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就这样定了，”她想，“这十分简单，如同我在不少书里看见过的那种勘误表一样：马吕斯改为忒阿杜勒。”
侄孙和外孙，并无许多区别，去了一个律师，来了一个长矛兵。
一天早晨，吉诺曼先生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每日新闻》那类的东西，女儿进来了。她用她最柔和的声音对他说了下面那句话。之所以说“最柔和”，那是因为她要说的是她心疼的人儿：
“爸爸，一会儿忒阿杜勒要来向您请安。”
“忒阿杜勒？什么人？”
“您的侄孙呀。”
“啊！”老头应了一声。
随后，他继续读他的报，已把什么不相干的侄孙忒阿杜勒丢在脑后，况且他心中正起火儿——每当读报时他都发火儿。他手里拿着的，不用说，是保王派的报纸，那上面写着，明天，又将风雨无阻地有件当时巴黎天天都有的小事，即中午12时，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一些学生们将在先贤祠广场集会，讨论的内容涉及时事问题之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问题以及军政部与民兵队因在卢浮宫庭院里停放大炮的顺序问题而发生的争执。学生们将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不用再多，仅这消息就够吉诺曼先生恼怒的了。
老头想起了马吕斯，因为马吕斯就是个大学生，也许他会和那些学生一道，“中午12时，在先贤祠广场，开会讨论”。
正当他想到这一层之时，忒阿杜勒中尉进来了。他这次是绅士打┌纭—这种着装大有文章——吉诺曼姑娘在前开路。这位长矛兵有过这样的打算：这位高卢老人尚未就自己的全部年金做出安排。有时，穿件老百姓的衣服不会失招儿。
吉诺曼姑娘大声对父亲说：
“这是忒阿杜勒，您的侄孙。”
又低声嘱咐那中尉说：
“赞成他说的一切。”
接着，她便退出去了。
中尉不太习惯如此严肃的会见场面，他怯头怯脑，嘟囔了一句：“您好，叔公。”说话时行着礼——以军礼开始，又以鞠躬结束，是一个四不像的“综合礼”。
“啊！是你，好的，坐吧。”那老祖宗应了一声。
话一说完，那长矛兵便完全被他丢在脑后了。
忒阿杜勒坐下了，而吉诺曼先生却站了起来。
吉诺曼先生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两只手插在背心袋里，高声说着话，同时用他那十个被激怒的老指头猛烈地揉搓着口袋里的两只表。
“这堆毛孩子！要在先贤祠广场集什么会！婊子的贞操！一群顽童，乳臭未干的顽童！摸摸自己的鼻子吧，或许奶水要流出来呢！小崽子！居然要集什么会！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很清楚，要走向昏天黑地的世界！就这样，短衫党人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公民炮队！屁！跑到广场上，对国民自卫军去放空炮，和一些什么人鬼混？你不想一想，雅各宾主义要把我们带向何方？我敢和你们打赌，输了，我出一百万，赢了，分文不取，可以肯定，明天参加集会的百分之百的是犯过法的坏种和服过刑的囚犯。共和党和苦役犯是一伙儿，正像鼻子与手帕是一伙一模一样。卡诺卡诺（1753-182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任总体防务委员会委员，后多次被拿破仑委以重任。说：‘你领我去哪里，叛徒？’富歇富歇（1758-1820），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激进革命家，被拿破仑重用，后又投靠了路易十八。回答说：‘随你往哪里走，蠢材！’这就是共和党人的嘴脸。”
“您说得对。”忒阿杜勒说。
吉诺曼先生侧过身，看见了忒阿杜勒，接着说：
“我们的小把戏狂妄至极，竟要去学什么烧炭党！你为什么要离开家？要去当共和党？且慢，且慢！首先人民看不上你那套共和制。他们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懂道理。国王古已有之，将来肯定也会存在下去。要明白，人民总归是人民，你们那共和制，没有谁愿意欣赏！笨蛋，你的冲动过于令人恶心了！爱上杜善伯伯，向断头台送秋波，溜到九三号阳台下面，弹吉他，唱情歌！这伙年轻人，真该一口唾沫吐在他们的脸上，蠢！他们全是蠢货，毫不例外。只闻了点街上的空气就如此鬼迷心窍了。19世纪——一种毒物。不管多大的一个毛头小子也留上一撮山羊胡子，自以为了不得，丢下长辈不理不睬——这就是共和党人！这就是浪漫派。什么叫浪漫派？请赏脸告诉我！发神经！一年前，这些家伙让你跑去捧什么《艾那尼》《艾那尼》，雨果所作戏剧。1830年首次公演，曾引起古典派与浪漫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我倒要问问你，《艾那尼》为何物？对比的劣技，连文法都不通的丑物！而且，卢浮宫院子里安大炮？什么时代！不折不扣的土匪行为！”
“您讲得对极了，我的叔公。”忒阿杜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