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著作，生前没有出版。原标题下有一个副题“六篇公开演讲”，实际上只写了五篇，1872年1月至3月，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做了这五次公开演讲。在做演讲期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对演讲的效果特别满意，大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专注，他并宣布“这将是我的第二本书”，可见原来是有出版的想法的。[1]当时正值他和瓦格纳夫妇的友谊的蜜月期，瓦格纳偕夫人柯西玛到巴塞尔听了第二次演讲，他在1872年底把五篇讲演稿寄给了柯西玛，而瓦格纳曾两次建议他发表此著。但是，不知何因，他不但没有续写计划中的第六篇，而且以自己对此著很不满意为由拒绝了发表的建议。
和尼采的大多数著作不同，这本书是有情境设计的，尼采似乎产生了文学的冲动，在演讲中营造一种讲故事的气氛。故事里有四个人物，两个年轻的另类大学生为一方，一位年老的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一位年轻教师为另一方。在一个美丽的黄昏，双方在莱茵河畔一处林中空地相遇，由误会、冲突而至于互相理解和畅谈，谈话的内容则围绕着教育，分别从学生、教师和哲学家的立场对德国教育现状进行了批判。其中，那位哲学家是主角，其性格阴郁、暴躁、正直，据说是按照叔本华的原型描绘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从表达的见解来看，每个人物其实都是尼采自己的替身，而不同的替身则使他能够方便地表达他以前当学生、现在当教师的相应感受，以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教育的思考。
在写作本书的那个时期，尼采关心的主题是希腊文化。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谈希腊艺术的《悲剧的诞生》；此后一年，他又写了谈希腊哲学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本书虽然没有直接谈希腊教育，但是，希腊文化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典范和故乡，构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理性出发点。德国现代教育机构奠基于启蒙时代，在尼采看来，它们本来是启蒙思想家所代表的“真正的德国精神”的产儿，而“这个精神通过最高贵的需要与古希腊紧密相连”。然而，现在这些机构却是唯“时髦”和“合乎时势”是求，“歪曲和偏离了创办时的高贵初衷”。因此，希望在于振兴从古希腊到德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传统，“把现代人从‘现代’这个咒语下解救出来”，如此才“使得这些机构也能相应地从之新生”。[2]
尼采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大学生，这无疑使他格外强烈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24岁被聘为巴塞尔大学教授，做这一组演讲时也才27岁，距学生时代不远，印象还很鲜明，满可以现身说法。无论是以前作为学生，还是现在作为年轻教师，他对大学生们在“现代”这个咒语下的境况都有真切的了解，他描述为“处在这个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领略那种“永恒的愉悦”。[3]
当然，面对时代的骚动，青年学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尼采自己就是这样。在中学时代，他即已自觉地抵制以谋求职业和服从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教育体制，和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以自我教育为宗旨的小团体。他告诉他的听众：“当时我们压根儿不去想所谓职业的问题。国家要尽快为自己培养出合用的公务员，通过负担过重的考试保证他们的绝对顺从，为此频繁地剥削中学生的年华，而这一切被我们的自我教育拒于千里之外；任何功利的考虑，任何飞黄腾达的意图，都不能支配我们。”他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正因为摒弃了功利的考虑，在“这个厌弃一切无用之事的时代”，他们却能“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自得其乐”，“优哉游哉地逍遥度日”，“做惬意活在当下的无用之人”。[4]在本书中，他在学生时代的自我教育的经验构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感性出发点。
要澄清教育的理念，对教育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前提是超越时代的浮躁。虽然多数学生已经陷在时代的骚动中不思自拔或不能自拔了，然而，尼采相信，一定还存在着少数人，他们像他一样“被一种相同的感受所震荡”，他要用这本书来寻找这些散落在各处的他的同类。他宣布：这本书是为“安静的读者”写的，也就是为那少数人，他们“尚未被卷进我们这个飞速转动的时代的令人眩晕的匆忙之中，尚未被它的轮子碾碎并因此感到一种为偶像献身的满足”。[5]
在后来的著作中，尼采也有不少涉及教育的言论，但这部青年之作是他唯一的一部谈教育的专著，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本书的特点是，既饱含着一个亲历者的新鲜感受，又贯穿着一个哲学家的成熟思考；我们会发现，即使针对今日中国的教育，我们仍能产生同感并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