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得适应家庭和周围的环境。笛卡尔自幼丧母，童年多在姥姥家度过，因而对家庭一直很陌生。如今他回到家里，就得直接面对家中的亲人。他的父亲是位不得志的律师，常对世事人生发一些无谓的感叹；哥哥是个小官吏，成天为地方上的一些小事忙碌着，注重眼前的名利和小荣誉。尽管这种平庸的小市民的生活与笛卡尔的精神境界格格不入，但他还在尽力地适应着。毕业后的第一年，即1613年，他一直呆在家里，学做一些家务活，如学习驾驭、围栅栏等，但他终究不能融入这个大家庭中，而且这个家庭也不能给他什么特别的影响力。
在未来发展问题上，笛卡尔也面临一些难题。16岁，上学有点大，就业有些小。有人劝笛卡尔的父亲把他送到大学继续深造，可他又怕那里管理严格，笛卡尔自由散漫惯了，不适应学校的管理，最终也拿不到毕业证书。这个年龄正是参军的年龄，他还到一所骑士学校学习，以便能取得参军的资格。这段时间他还一度迷上了击剑，并专门写了《击剑术》。虽然这篇文章也没什么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它也没让笛卡尔成为高明的击剑手，但笛卡尔对剑一直情有独钟，从此他便养成了佩剑出行的习惯。
他的父亲认为笛卡尔还不成熟，各方面都有待完善，军旅生涯对他也不合适。于是就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巴黎，希望笛卡尔在巴黎这个大都市能够增长更多的见识。
巴黎是座美丽的城市，四季花开不谢，一年绿树常青。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皇宫御苑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建筑；巴黎大学是欧洲著名的古老学府之一，索邦神学院更是巴黎大学的核心，它们吸引了大批欧洲学子，对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巴黎的沙龙是文学和社交的中心；巴黎还是世界上著名的享乐之都，“梦巴黎”、“巴黎之夜”、“浪漫巴黎”，表现了巴黎生活的另一面。在巴黎，你可以尽情地观景、抒怀，也可以拼命地挥霍、享受。1613年，17岁的笛卡尔就来到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一个年轻人初到大都市，经不住眼前花花绿绿世界的诱惑，年轻的笛卡尔曾一度沉迷于放浪的生活中：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与人进行击剑比赛。不过，就是在娱乐消遣中，笛卡尔也没忘记发挥他的数学特长，在诸多的娱乐活动中，他最喜欢数字赌博。由于精于计算、料事如神，他曾多次使庄家倒庄。笛卡尔沉醉在娱乐和享受之中，似乎有些乐不思蜀，毕业时的志向和烦恼都被他抛在脑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麦尔赛纳神父在巴黎邂逅相遇。麦是笛卡尔在拉弗莱舍学院的同学，高笛卡尔一级。此时，他已加入了小兄弟会，不久将派往里维尔，在教团中教哲学和神学。分别多年，相处异地，两人见了分外亲切，共叙同窗友谊，共话未来理想。这次相见，虽然时间短暂，但对笛卡尔影响甚大，又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对科学的思考和追求。而且这次相见，也奠定了他们未来深厚友谊的基础。多年后，当笛卡尔定居荷兰，麦尔赛纳神父就成了他联络荷兰和法国的信使和精神纽带。
笛卡尔在巴黎还结识了数学家米多热，两人出于对数学的共同爱好，在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1614年，笛卡尔似乎已经厌倦了都市的尘嚣繁华，他需要换一个环境，以便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清静的场所。于是他就在仆人的陪同下，到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定居下来，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对音乐很感兴趣，学习研究音乐知识，并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本书《论音乐》。在这本书里，他似乎更关心音乐的节奏、和谐及其与数字的关系，他试图想通过音乐来发现数的本质。这使我们想起了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他们就是要通过数的关系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笛卡尔的一时爱好而已，其实，这应该被看作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环节，是他试图把数学与哲学结合的一种尝试。
1615年，笛卡尔遵照父亲的指令，来到普瓦蒂埃大学攻读法律学位。这所大学也是笛卡尔哥哥的母校，他在这里毕业后就到布列塔尼任法官。显然，父亲是希望笛卡尔也能像他的哥哥一样，子承父业，过一个稳定的、殷实的、上等人的生活。
以笛卡尔的聪明才智，在大学取个法学学位是绰绰有余的，他在大学的学习并没什么特别的举动，倒是还在时时关心着科学的进展和他的科学研究。1616年11月，两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轻松地获得了法学学位。但与此同时，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消息却让笛卡尔不寒而栗。也就是在这一年，笛卡尔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要放弃学校和书本知识的学习，要到欧洲各地旅游，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读世界这部大书；另一个决定，就是要对人类自身进行研究，以寻找确实而可靠的知识，从中甄别出真理和谬误。
对自己的学生时代，笛卡尔后来总结到：“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在学问的哺育下成长，因为人们让我相信，凭借学问我们清楚而又准确地知道一切人生有用的东西，所以我渴求获得教育。可是，一当我完成了全部学业，而人们在结束这学业后通常都被接纳进学者行列，我的见解却完全变了。因为我为这么多的怀疑和错误所困扰，以致我似乎觉得，我受教育的结果无非是越来越发现我的愚昧。”对所学的知识表示失望的同时，他还对学校死记硬背、缺少独立判断能力的教学方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举例说来，即使我们能背记别人已经作出的所有证明，我们也不会成为数学家，除非我们的理智才能使我们能够解决这种困难。即使我们掌握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论证，我们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形成对这些问题的可靠判断的话。”
不满是奋斗的催生剂，如果我们在学校的书本上学不到新知识，那我们就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笛卡尔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离开校门的。
三、参军
中国人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意是指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句话用在笛卡尔身上也不完全贴切。笛卡尔读了很多的书，但他是在对书中的知识和学校的教学深深地失望的时候，才决定通过旅游读世界这本大书，并试图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新方法、掌握真知识、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用什么方式来周游世界呢？笛卡尔选择了参军。
1617年5月，他来到荷兰的布雷达，以无薪俸的军官投身于奥伦治亲王、拿骚的莫里斯的麾下。奥伦治亲王的父亲威廉信仰新教，在他的领导下，推翻了西班牙菲力蒲二世的统治，使尼得兰得以独立。法国为支持反西班牙联盟，号召法国贵族子弟到荷兰等国参军。
笛卡尔为什么要选择军队呢？这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那层含义。
首先，从法国国内形势看。笛卡尔自出生之日起，国内的战乱就一直不断，1562年至1598年36年间，内外战争遍及全国。天主教和新教首领到处起兵对抗，宗教战争触及每个村落。1589年，国王亨利四世施展其非凡的政治才能，恢复了和平，并赋予君主制以新鲜血液，即波旁王朝。1600年至1602年通过《巴黎条约》和《里昂条约》，他收复了法国一部分领土，并与瑞士和土耳其等周边国家修好关系。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却对法国抱有敌意，因为亨利四世保护新教徒，并鼓励德国的新教徒成立一个与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的“新教同盟”。再加之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此时正爱着远在西尼德兰的孔代的妻子，战争一触即发。1610年5月14日，离出征还有两天，亨利四世在马车里被人刺死。按照国王的遗愿，他的心脏将被埋葬于拉弗莱舍教堂内。笛卡尔参加了那场隆重的心脏埋葬仪式，这对笛卡尔不能没有影响。亨利四世去世后，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位，母后玛丽亚·美奇第（1573—1642年）摄政，法国又陷入内乱之中。玛丽亚一方面镇压内乱以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通过通婚的方式，秘密与西班牙和好。年轻的法王路易十三与西班牙公主结婚，人们纷纷走向大街一睹国王的风采和豪华的庆典，而笛卡尔却躲到自己的小屋里。多年来，他看够了战争、混乱、王朝联姻、宫廷阴谋、暗杀等的政治阴谋和伎俩，他只想避开硝烟尘世，过属于自己的、清静的、有价值的日子。1617年5月，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布雷达去参军。
其次，笛卡尔参军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当时，参军是一个贵族子弟必要的补充，他们以在军队服过役和立过战功为荣。笛卡尔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尽管他已躲到巴黎市郊，但经常还有人找上门来，打扰他的学习和思考。为躲避这些人的纠缠，笛卡尔只好到军队里去；还有，笛卡尔身体不好，又是贵族后裔，在军中享有许多特权，他可以不去前方厮杀，而只是作为一个文职官员在部队里当差。再加之他是一个志愿者，既不贪军功，也不希望得到提升，而且还是个不要薪俸和津贴的军官，生活自然安逸自由。
再次，年青贵族参军也是显示其身份和教养的一件事。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记载，在17世纪，当时接近君主的大都是些“社会的精华”，他们不仅为了利益而效忠于君主，而且还注重个人的声誉和修养。“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为了一点面子和荣誉，不惜舍命与人决斗。据记载，仅路易十三王朝，死于决斗的青年贵族就高达40000多人。他们认为，出身高贵的人就一定要不怕危险，他们把当兵参战看作像赴舞蹈宴会那样踊跃，在战争中他们勇敢坚强，视死如归，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自己贵族的称号。笛卡尔到部队，也是当时青年贵族的一种时尚，并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看来，笛卡尔当兵不是为了打仗，他只是希望在部队里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他在部队里，并不热衷于军事，而是想方设法与学者接触，即便到前线，也是关心军械制造和军事工程中的数学应用问题。
摩里斯是位优秀的军事家和学者，他是奥伦治的威廉之子，生于1567年，自他的父亲被害后，他就被选为荷兰、西兰岛和乌特勒克等12个州的总督。笛卡尔入伍后，这支部队就驻扎在接近布拉达镇的边境地带。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又由于法国和荷兰是盟国，两军签署了和平条约，边境一直很安静。和平环境使笛卡尔在这里获得了4年消闲的时光。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我们知道，摩里斯本人就是一个学者，在他的周围也聚积了一批有学识的人，尤其是一些数学家如阿莱奥、斯蒂文等人。
1618年11月10日，笛卡尔在街头散步，发现告示牌前围了许多人，他过去一看，原来是当地省长贴出的求贤告示。告示中提出了一些建筑、贸易、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以此选拔、征召人才。政府当局认为，数学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就需要特别重视数学。笛卡尔不大懂荷兰语，他就请身边的一位小伙子帮忙翻译。翻译的人正是刚从卡昂大学取得医学博士的爱萨克·毕克曼。毕克曼当时正在附近一个城市教物理学和哲学，且熟知当时各门学科的进展，主张机械论。毕克曼看着身边这个刚入伍不久的战士对数学有如此的兴趣，就主动帮他翻译出来，还不时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打量着笛卡尔。不过，他还是给小战士留下了名字和住址，并告诉他，一旦解出结果，就和他联系。
当笛卡尔知道毕克曼的真实身份后，心里也很激动，他跑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全神贯注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久，问题有了结果。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把解题步骤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亲自送到毕克曼的住所。毕克曼拿着年轻士兵递过来的书写清晰的材料，禁不住为他的才华所吸引。他震惊地发现，这位名叫笛卡尔的小战士，其才华和数学方面的造诣远在自己之上。毕克曼性格开朗且与笛卡尔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对数学问题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在此后的交往中，笛卡尔从毕克曼那里了解到许多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维埃特的贡献、斯蒂文关于无限小的问题等。这些东西使笛卡尔眼界大开，他深深地感激毕克曼的指点。于是他就把自己写出的第一本书《论音乐》献给毕克曼，并满怀感激地说：“事实上你是惟一把我从懒散的状态中唤醒的人。唤醒了在我心中几乎已被完全遗忘的科学兴趣。你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了20年的通信交流，直到笛卡尔去世。
笛卡尔和毕克曼之间的友谊并不总是那么欢快，两人之间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这在笛卡尔的学术史上几乎也成了一桩公案。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笛卡尔写《论音乐》一书的同时，也开始写《论代数》这本学术著作。《论音乐》一书当初并不打算发表，只是秘密地在朋友之间传阅，直到笛卡尔逝世后才公布于世。如果说，《论音乐》只是一本即兴之作的话，那么《论代数》可是显示他学识和才气的学术专著。当笛卡尔把这本书交给毕克曼后，毕克曼为这位年轻人的数学造诣所震惊，于是归还笛卡尔底稿前，他又悄悄地誊写了一份。后来当笛卡尔的数学成就引起数学界的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是由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人所作，他就利用自己年龄上的优势和学术头衔，对外声称笛卡尔的《论代数》是在自己指导下写成的，并俨然以笛卡尔的导师自居。这种行为引起了笛卡尔的不悦和反感，他甚至写信警告毕克曼，如果他再这样违背事实、夸夸其谈，他就会当众抛弃他。1630年10月17日，笛卡尔给毕克曼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件，狠狠地把毕克曼痛骂了一顿，“我决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愚蠢，这么可恶地傲慢无礼！你竟认为我向你请教过，而且什么事情都向你学习，这倒不如说我常常向自然界所有的东西，甚至向最微末的蚂蚁和蠕虫学习……但是你最后的一封信使我清楚地看出来，你并不是有意地冒犯我，然而无疑是说热昏的胡话……你想想看，你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真正值得称赞的发现和发明吗……难道你只是为了和我相比以获得更高的赞誉才来赞誉我吗……够了！在这里，我只想温和地治治你的病，根本不想用更剧烈的药剂，因为若我按你所应得的报应来医治你的话，你就会羞愧难言，臭名四海。我担心非但不会使你康复，反而会使你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