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漂泊
笛卡尔离开了部队，长长地舒了口气。虽说部队对他这位爱思考的贵族子弟很是照顾，但他还是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尤其不愿看到血雨腥风、横尸遍野的战场。现在他终于摆脱了部队的束缚，他自由了。
年轻的笛卡尔并不想早早地赶回家，他把回家的路程当作又一次旅游观察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在仆人的陪同下，于1621年7月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他先是坐马车到摩拉维亚，同年秋天到荷兰的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等地旅游。再由德国的梅克伦堡到荷尔斯泰因，然后又从埃姆登走水路到西弗里斯兰。在这次海上旅程中，笛卡尔曾经历了一次风险。两名装扮成船手的海盗，以为笛卡尔不懂他们的语言，竟当着他的面商量如何谋杀笛卡尔。笛卡尔听到后，跳起来“唰”地一声从腰间拔出剑来，向海盗逼了过去。两个海盗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笛卡尔趁其不备，带着仆人离开小船，脱离了险境。
他又一次来到荷兰，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开春（1622年2月）经比利时返回法国他的故乡雷恩。在布鲁塞尔，他在圣克拉尔隐修院拜见了女修士伊莎贝尔，她是尼德兰的统治者阿尔伯特的寡后，如今滞留在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尼德兰的战斗中。她既意志坚定，又和蔼可亲，因此赢得许多人的尊敬。笛卡尔慕名而来，与她有短暂的会晤。由于回家心切，几天后，他就踏上了返家的路。
大约是在1622年3月中旬，笛卡尔终于回到了布列塔尼省雷恩市。阔别9年的故乡，山河依旧，战火未息。巴黎一片凄凉，教派纷争仍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可不是笛卡尔的理想栖息地。不过，这9年，笛卡尔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此时已成了布列塔尼省的一个重要官员了，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实现着他的政治抱负，哥哥和姐姐都已成家，他们的生活过得殷实而有趣味，尽管笛卡尔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帮助下，他的哥哥也已成了当地的一名议员。
笛卡尔的父亲还算开明，他并不打算为笛卡尔谋求固定的职业，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希望笛卡尔活得自由自在。于是，他就分给笛卡尔一份家产，在此之前，他的哥哥和姐姐已得到2/3的家产。笛卡尔的家产是由3部分组成，主要是一些房产和地产，这些产业每年就可收入六七千法郎。他怀着急切的心情到当地看了属于自己的家产，并和哥哥商量对家产处理的解决办法。5月，他离开布列塔尼到故乡普瓦蒂埃等地。他曾打算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可父亲此时与有钱的继母在一起，相处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尽管是亲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除了那一笔可观的家产，笛卡尔从他的亲人那里几乎也得不到什么精神上的帮助。于是，1623年春天，笛卡尔返回巴黎，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又一次进入法国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他想再次拜访过去的朋友，也想亲身体验一下巴黎的生活。
路易十三执政期间，与其母亲和贵族们之间的合作曾给法国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巴黎从战争和流行病中解脱出来，贵族们的沙龙也开始兴盛起来，一段时间笛卡尔也曾进出沙龙，结识一些朋友，了解他所关注的信息。不过，笛卡尔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有两件事值得记述：一是他与老朋友——麦尔塞纳再次相遇，此时麦正在撰写他的《创世纪》评注。此次相遇，为他们以后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第二件事就是他曾对当时的一个秘密会社“玫瑰十字会”投注了很大的热情，据说他曾经成为该社团的一名成员，虽然这种说法尚有争议，但这种传说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使他的声誉受到一些影响。
在巴黎呆了两个多月后，笛卡尔就返回家乡，他卖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那部分家产——包括他母亲留给他在佩隆的那部分遗产。这笔收入，足以保证他以后的生活支出。这一决定对他以后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使他的生活更独立、更自由。
1623年9月，笛卡尔又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的旅游考察活动。
笛卡尔的思想就像一座埋着宝藏的迷宫，要想进去探宝，必须先找到宫门的钥匙。趁着笛卡尔外出旅游的空隙，我们不妨先看看笛卡尔在寻找着什么？他在寻找自我，寻找发现真理的方法。这就好像接近宝藏的通道，只有方向和路线正确了，我们才能更快地接近真理。
二、论学习方法
笛卡尔是方法论的疯狂推崇者。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搞研究，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是判断人类、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程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笛卡尔把普遍怀疑当成是怀疑的起点和方法论的开端。他并不承认人和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如果真的存在差别，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当然。方法并不能像良知那样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人和人之间就不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方法从哪里来呢？笛卡尔认为他研究哲学的使命就是在探索新的方法、发明新的方法。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笛卡尔认为，方法并不像“良知”那样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后天的生活中研究才能得来的。
笛卡尔是方法论的疯狂推崇者。这从他的“普遍怀疑论”里就可以看出来。在普遍怀疑里，笛卡尔把普遍怀疑当成是怀疑的起点和方法论的开端。实际上也正如笛卡尔论述的那样，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搞研究，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是判断人类、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在笛卡尔看来，从本质上讲，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平等是从人类的本性的角度来说的。例如笛卡尔说：“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公平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良知，就连那些在别的任何事情上最难满意的人，也不能希望获得比现有的更多的良知。”在这里，笛卡尔所说的良知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天性。从天性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人类之种群的，我们天生遗传了人类应该拥有的所有天性。从智慧的角度来看，笛卡尔认为，我们任何人从一生下来就获得了我们应该有的，足够帮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更具体一点讲，这里的良知可以理解为——“辨别真伪的天性”。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样多的同质智慧和作为人应有的天性，都拥有一样多的同质的辨别真伪的天性——良知。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很多地方不满意的人，他也拥有像那些对自己任何地方都满意的人一样多的“良知”。例如，有的人认为自己五官长得不够美，有的人天生就是残疾——但是不管他们的身体有什么缺憾，他们的天性，他们所拥有的“良知”却像所有人拥有的一样。也就是说，人，至少在拥有天性或者辨别真伪的能力上，天生就是平等的。用笛卡尔的话说：“因为理智和良知是惟一使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并与动物有区别的东西，我相信它是完整地存在于个人身上的。”
但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笛卡尔说：“人们的意见之分歧，并非来自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理智，而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或者各人的思想不是针对同一件事物的缘故。”笛卡尔认为，造成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原因不在于有的人更理智，或者有的人不理智。也就是说，“良知”不是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因为任何人的良知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具有一样的良知的人们之间会产生意见上的分歧，是因为人们所运用的方法不一样。“本来具有良好的精神还是不够的，要紧的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它。”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如何巧妙地运用它”，实际上就是讲“要选择什么样的方法”。
由上可知，笛卡尔并不承认人和人之间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的，如果真的存在差别，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也正因为此，笛卡尔认为，“最伟大的人，常有犯最大毛病的可能，也同样地有修最大德行的可能。而那些只能步行者，若常循直径，能比那些奔跑而远离正路者，快速得多了。”可见方法论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笛卡尔对方法论是非常看重的。
然而，方法并不能像良知那样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人和人之间就不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方法从哪里来呢？笛卡尔认为，他研究哲学的使命就是在探索新的方法、发明新的方法。他说：“当我一想到自己在探求真理上所取得成就时，就禁不住极度的快感，而对于未来抱着太大的希望，甚至想，若在人——纯粹人的工作中，如果有一件工作确实美好而要紧，我相信它就是我目前所要选择的工作。”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目前所要选择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探寻新的方法。接着，笛卡尔说：“我知道在我们切身的事上，我们是多么易于被骗，甚至在朋友的判断，当他们对我们有利时，也应该多加提防。”可见，笛卡尔从确立自己目标——“探寻新的方法”之初就把“普遍怀疑”当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关于方法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中心的内容，都将在以后的内容中有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笛卡尔认为，方法并不像“良知”那样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后天的生活中研究才能得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勇于追求新的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笛卡尔说：“我的计划，不是再次传授一个人必须遵从的方法，以便正确地引导自己的理智，而只是指给人家看，我怎样设法引导我的理智。”当然，这也是笛卡尔方法论的一个主导方向——并不是要单向性地传授，而更注重于引导。
笛卡尔说：“检验一切学科，即使检验那些充满迷信和虚伪的学科也是有益的，这样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并防范自己误入歧途。”于是，笛卡尔在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对语言、古籍、历史、寓言、雄辩学、诗歌、数学、神学、哲学等各个学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笛卡尔得出结论，任何把自己建立在不确定的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学科，从根源上讲就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科学性”，不足以让人们为学习它们花费大好青春。
笛卡尔说：“检验一切学科，即使检验那些充满迷信和虚伪的学科也是有益的，这样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并防范自己误入歧途。”可见，笛卡尔是要对所有的学科进行一个大检验（当然，这里的检验是带有批判性质的）。接着，笛卡尔开始了对各学科的批判。
笛卡尔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关于语言、古籍、历史和寓言方面的书。笛卡尔说，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又好像是出外旅行。读这些书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例如，读书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我们就能依据我们独到的见解（只是对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东西）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至于让我们认为，凡是违背我们生活习惯的都是坏的，或者是荒唐的。总而言之，通过读这些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我们能读到我们想知道的人和知识。
但是，书读得太多了，学习某一门课程过于痴狂，就好像是在外旅行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外部的事物之上，而忽视了我们身边的事情。过于沉湎于书本知识，过于依赖课堂，很可能让我们脱离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例如，一个过于沉湎于历史中的人，就很容易忽视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读寓言故事也是如此，过于沉湎于寓言故事之中，就会让我们把许多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成事实。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把本来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历史”，当作真正的历史来看待。他们为了更值得一读，而不惜略去一些最卑陋和最不荣誉的地方，却对一些原本不重要的地方大肆喧哗。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以历史为借鉴来调度自己生活的所谓的“有识之士”，更会陷入如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幻境，继而构想出一些他们自以为是的虚构情结。其实，这样的历史，不读也罢。
笛卡尔很重视雄辩学和诗歌，但同时他又认为，雄辩学和诗歌两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源于天赋的能力。笛卡尔说：“我很重视雄辩学，也很爱好诗歌，但我想这两门学科与其说是借学习才能有所收获，不如说是源于天赋的能力。”笛卡尔认为，那些善于雄辩的人，天生就善于推理，并且思想天生就很成熟，他们思想的清晰是为人所知的。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能说服人并使人信服他们的能力，尽管他们用的是最低级的语言，他们或许并不会用很多渲染性的词语，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修辞学是什么，但是他们依旧是最好的雄辩家，因为他们天生拥有雄辩的才华。
而有些根本不懂诗学的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所谓的“正统的诗学教育”的人，却往往具有诗的敏感度，并且知道如何运用最甜蜜的词藻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也不失为优秀的诗人。
笛卡尔对数学相当重视，他认为数学的推理正确而明显，最接近真理。但令他感到无比遗憾的是，本来应该是非常有用处的数学，却并没有被人们用到它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笛卡尔说：“想到它只是用在机械技术上，我不禁奇怪，它的基础如此稳固坚实，竟没有人想到在其上建造起更高的建筑。”而那些本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学问”却被人们妄加推崇。例如，“古代异教徒讨论习尚的书，我欲将它比拟为建立在沙上、泥沼上的高昂雄伟的宫殿。”笛卡尔认为，那些异教徒把其中的“德行”举得很高，并把它当作是宇宙中最高贵之物。但是这些异教徒却不能对这些东西解释得足够清楚。他们在他们称之为“圣书”内容里表述的往往是一些无情、傲慢、失望或者弑父灭亲之类的罪行而已。
笛卡尔是一个信教的人，他尊敬神学。他甚至承认，自己也像任何渴望进入天堂的人一样，想要获得进入天堂的道路。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进入天堂的道路对每一个人敞开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也就是说，一个无知的人和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样都有进入天堂的机会。但是，真正能“进到那里的人的真理超过我们的智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最好不要把“这些真理置于我们薄弱的理智之下妄加推论”。一个真正的神学的研究人士，要想真正取得成果，肯定需要上帝的偏爱，并且他本身必须是一个超人。否则，一切都将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