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的这些见解都是很有价值的。
诸葛亮的管理思想
诸葛亮（公元191——234年），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幼年父母相继去世，潜心读书，留心世事，公元207年，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感召下，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官拜丞相。诸葛亮管理思想主要特点是善于审时度势，根据实际形势决定对策。
（一）“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刘备去诸葛亮隐居隆中三访时，他提出了占据荆、益二州，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俟机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的策略，以图统一中国，恢复汉室的战略目标。他分析形势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接着又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塞险，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而成帝业。”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是他的“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策略中的重要一环。孙权称帝，蜀汉不少人认为无法接受，但他始终坚持这一方针，而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
（二）威刑必肃，德政必举。诸葛亮以法治国：“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什么是本呢？他说：“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这就是说，各项工作都要按照这个根本之法的规定去做，做到“圆不失规，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由于诸葛亮“刑法峻急”引起旧臣刘璋不满。法正对刘备说，应“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知道后立刻作《答法正书》，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使蜀中官民“专权自恣”，国家没有权威。法令难以实行。
为使各级官吏做到执法公正，赏罚严明，归纳诸葛亮的思想，必须做到以下五点：1.赏罚标准要公平合理。他说：“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昕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谓。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2.“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即先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人君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否则，“无劝戒则赏罚失度”就达不到目的。3.“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故，喜怒之事，不可妄行。”‘如果凭一时喜怒滥行赏罚，就会使人心离散，政局混乱。4.秉公执法，以身正人。他要求刘禅做到“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在执法时，他提出“赏赐不避仇怨，诛罚不避亲戚”。他一再强调赏罚严明的重要性：“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5.赏罚规定相对稳定，不可随意变动。如果“教令不常，以私为公”，即以个人好恶乱立赏罚标准，就会影响赏罚效果，“此国之五危也”。
对蜀汉实行严刑峻法，而对西南少数民族则进行“仁德感化”，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快就使西南诸部落首领诚心归顺了。“七擒七纵”就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
由于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上述主张，于是在蜀中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局面。
（三）“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把用人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对各个层次、部门的人材标准及具备的特长条件论述很详。《将之器》一文说：“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天下，信义服于邻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
诸葛亮在挑选人材、了解僚属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相传在他的《心书》中，概括了以下七点：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诸葛亮虽然用人标准十分严格，但并不求全责备，在《阴察》一文明确提出：“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
另外，诸葛亮在兴农、屯田、兴修水利、官营盐铁、养蚕缫丝、开山通路、改进生产工具及薄赋、节用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实际功绩。
贾思勰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
贾思勰，曾任北朝北魏高阳郡太守，杰出的农学家，他用了10年时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写出了闻名于世的《齐民要术》一书。
贾思勰把发展农业，解决百姓吃饭问题作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他在该书开宗明义就指出：“食为政首”，并说：“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主张多种经营，《欲速富，畜五牸”（指牛、马、猪、羊、驴）。他对那些关心百姓疾苦，解百姓缺衣少履，能给他们“充给”、“富实”的官吏大加赞扬。
书中总结了许多农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任情反道”，则劳而无获，事倍功半。他主张“劝民务农桑”、“敬授民时”、“教之垦辟”。他提倡精耕细作：“锄头三寸泽（水分）”，“湿耕泽锄，不如归去（回家）”，“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秋耕欲深，春、夏欲浅”，“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等。他提倡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并举例要人们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书中鼓励农业交易，甚至对农家哪一月份卖什么买什么都作了详细说明。贾思勰对农产品通过为卖而获取利润的经济行为能予以重视，《齐民要术》中对这问题的阐述比十六世纪俄国西里维斯特在他的《家庭经济学》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要早一千年。
魏征的政治管理思想
魏征（公元580——643年），从小好读书，唐朝杰出的政治家。他才华出众，施政有方，为辅佐唐太宗治理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南开大学郑致光认为他的政治管理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一）“居安思危”，“善始克终”。魏征认为，历代王朝君主都是殷忧而遭著，功成而德衰，能善始者众，能克终者寡。魏征在当时能窥视封建皇帝这一规律是很有见识的。贞观初，社会满目疮痍，连年灾荒，魏征以隋为戒，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克终”。唐太宗能听直谏，稍后，社会安定，生产频丰，对外战争也取得胜利，太宗逐渐产生骄矜逸乐的念头，魏征仍反复告诫他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不忘亡，要做到“善始克终”。
（二）励精图治，勤俭建国。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丰登。这时，岳牧等屡清封禅，群臣又称述功德。魏征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战乱创伤初愈，国库尚虚，不宜行劳民伤财之事，由于魏征陈谏，太宗才终止此举。贞观十一年，太宗命令在洛阳兴建飞山宫。魏征愤愤不平，上疏太宗要以隋亡为戒，节制欲望和嗜好，减少游猎，制止铺张浪费，停止不必要的兴建。由于他的规劝，太宗停建飞山宫，把准备建筑该宫的材料，赐给了遭水灾的百姓。
（三）仁以广施，义以正身。魏征常说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他一再提倡轻徭薄赋，给人民以安定的政治环境，使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贞观后期，太宗认为百姓安居无事，容易养成骄惰，于是要求百姓多服劳役。魏征则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乐而国家危亡的情况，相反，他强调治国之要，先必正其身。有一次，太宗把郑仁基之女选入宫廷，并列入册内，魏征听说她已许配他人，于是向太宗进谏：“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食膏粱，则欲民有饱适；颐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已约婚，陛下取之，岂为人父母意！”由于魏征劝阻，太宗下诏撤销原议。
魏征直谏与唐太宗纳谏，已形成贞观时期的政治风尚。魏征反复提醒太宗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偏听偏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已成为经久盛传的名言。
唐太宗的政治管理思想
唐太宗，即李世民（公元599——649年），自幼聪颖，有文韬武略，公元622年迫使高祖交权，继皇帝位，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太宗在位期间，社会经济趋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史称“贞观之治”。
（一）治国安邦，唯在得人。他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大办学校，大兴科举，仅国子学一项，学生人数就达八千余人。他求贤不论出身、经历，不计亲疏恩仇。例如，“身兼文武，出将入相”，平定塞外大患，屡建奇功的李靖，原为隋朝名将，曾因识破李渊造反意图，赶赴江都告发，后被李渊擒获，要下令斩杀，而唐太宗十分敬重李靖的军事才能，一手将李靖救下，并加以重用，功拜尚书，封卫国公。再如，曾力劝李建成及早除掉的太子谋士魏征，也因太宗爱惜其才能，不计旧怨，加以重用，由谏议大夫迁升郑国公。在唐太宗身边集聚的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
（二）能思己过，鼓励纳谏。他多次对侍臣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可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过而不能改也。”又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还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唐太宗并以”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为鉴戒，要求大臣们“每看事有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而且形成制度。为了鼓励别人“谏诤”，他还给予嘉奖。如太宗下令处决一个不该判死罪的人，大臣孙伏伽据法上疏反对，他不仅收回成命，而且将兰陵公主花园赏给孙伏伽。太宗因魏征在当谏议大夫的三年中，“每犯颜切谏”，提出进谏200多条，论功提升魏征秘书监，参与朝政。魏征病故，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占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三）赏罚严明，不循私情。唐太宗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他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对别人官职在自己之上，表示不服，太宗坚持“计勋行赏”，没有满足他的私欲，太宗说：“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太宗还把高祖封为郡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其中有功勋者，一律降为县公。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他的姐夫宰相杨师道暗中为赵节活动，太宗知道后，马上下令将赵节处死，并将杨道师降为吏部尚书。太宗说：“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
（四）体恤百姓，力戒奢侈。唐太宗认为皇帝不可过分剥削百姓，否则就会灭亡。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还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深恐‘嗜欲以成其祸’。”
唐太宗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生活安定，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大好形势。
武则天的管理方略
武则天（公元624——705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通经史，多权谋，刚强机智，在其专权的半个世纪中，使“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得到了发展。学者王守志总结她的主要管理方略如下：
（一）“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武则天在太宗宫中时，太宗有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向太宗说，她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个铁鞭、一个铁挝（音抓）、一个匕首。其制服的办法：用铁鞭抽打它，若有服，用铁挝打它的头，若再不驯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武则天执政之后以制烈马的方法驾驭天下，即以严刑来控制仕途，发明不称职或不规的官吏，便革职甚至杀戮。她还任用一些酷吏，大开告密之门，屡次召见告密者，并予以赏赐。
另一方面，武则天对大臣们的中肯建议、批评，又实行奖赏。大臣苏安恒两次上疏，指责武则天代唐自立，建议她还政于李氏，疏中严厉批评她：“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情，将以何圣颜见唐家宗庙？”武则天不仅没有生气，还把苏召到宫中赐给酒食。大臣朱敬则当面批评武则天生活腐化、宠爱男妾，武则天非但不动怒，反而“赐百段”；又一次朱敬则针对武则天滥施威刑，建议“宜省刑尚宽”，“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于是“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二）打破门阀，广开才路。武则天用人能广开才路，“务取真才实贤”，并委以重任。例如，狄仁杰才学横溢，武则天听后，便委以宰相的重任。由于她任用了一批贤臣良将，因而稳定了唐朝的政局，武则天提倡推荐人材。如狄仁杰推张柬之任宰相。后来张柬之除掉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很得民心。张嘉贞本是一个小官吏，由河东采访使张循宪推荐，武则天任张嘉贞监察御史，后拜为宰相。武则天提倡自举并实行试官制度，公元690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被举者一律考察，称为试官。合格者，再命为正式官吏。第一次提出了官吏的试用期制度。此外，武则天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科举制。武则天以前没有武举，公元702，开武举，考武官。
（三）“劝农桑，薄赋徭”。武则天在位时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予以奖赏；如果“为政苟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罚。她还派人编《兆人本业记》农书，说明她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另外，武则天能听劝谏，不信谗言。武则天是个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想立自己的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群臣们有异议，狄仁杰带头劝谏武则天后，她就收回了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主意。她在临终前的遗嘱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平日对身边的宠侍能加以控制，不给他们行政上的实权，不听信他们对大臣们的谗言，不让他们干扰朝政。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她有宽广的襟怀，能爱惜人才。公元684年，武则天废掉中宗李显，立幼子李旦为傀儡皇帝，实际上，大权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引起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徐敬业约集骆宾王等人在扬州起兵叛乱，讨伐武则天。骆宾王起了名曰《为徐敬业讨武兆檄》，文中列举了她的种种不端行为，骂她“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武则天听后，连声夸赞文章写得不错，雄伟而有气势，十分惋惜地说，这是宰相的过错啊！人有这样的文才怎么能让他流落到叛军那一方去了呢！于是下令设法找到骆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