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2节 从市井熏到金銮殿
一杆烟枪，两派争论
19世纪30年代，小小粉末的流毒已经遍及华夏经脉，国内市场上鸦片的走私相当猖獗。上至政府高官、军队头头，下至平民百姓、小兵小卒，躺在粉末堆里潦倒穷困、浑浑噩噩的大有人在。老百姓吸毒的典型后果一般是瘦骨嶙峋、元气尽失、精神委靡、无所事事、坐吃山空，然后就是变卖财产、家庭破碎、妻离子散、惨痛而死。至于军队抽鸦片后，简直就不是什么军队了。一支军队里面能有机会接触上鸦片，首先就证明了纪律存在严重问题，连带头的长官都抽上了，更谈不上什么军队了；抽上后，长官、士兵除了和老百姓一样有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外，战斗力、意志力随几缕青烟消散殆尽，没有了鸦片他们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这还是军队吗？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把自己关进笼子里等待敌人举刀宰割的畜生。刀起落处，毫无反抗能力。政府高层算是有钱有势一族，不愁抽不上鸦片，虽不至于落魄到一无所有，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染上毒瘾，理智全无，谁还能正坐公堂惩凶除恶，为民除害？再者，鸦片之贵，耗财无数，非得有点“红包积蓄”的官员才敢放心大胆地抽。如此说来，这些人顶多是拿着高薪、腐败至极的混账公务员。
鸦片之害到了这等程度，非常严重。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晚清全线亮红灯，政府再不拿出点措施，不用外国人的枪支大炮，自己很快就可以宣布灭亡了。凭良心说，还是有些官员真正在为人民服务，他们提出了禁止鸦片流通的各种措施。同样要禁，但也有所不同。为了处置这一杆烟枪，政府高层内部出现两派争论。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书《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驰禁论的主张。以禁得越严，负面影响越大为理由，反对严禁，反对闭关。
怎么个禁法？一是“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二是“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三是“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文武员、士子、兵丁，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宽内地自载罂粟之禁”。
1836年9月，礼部侍郎朱鳟及兵科给事中许球公开表示，反对驰禁，提出“先治己而后治人”。鸿胪侍卿黄爵滋也发布了禁烟檄文《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从重视国计民生的立场出发，指出“鸦片是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者”，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严禁的主张一时间在朝廷中活跃起来。
林则徐在这个时候开始在政治高层崭露头角。1838年5月，林则徐指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支持“重治吸食，罪次死”的主张。
鸦片是一定要禁的，非禁不可。无论是“驰禁”还是“严禁”，在这点上不存在分歧。但究竟要缓行还是下猛药，观点不一。但争论没有持续太久，驰禁论很快遭到道光皇帝的当头一棒，随着许乃济受到打压，驰禁论胎死腹中，严禁论在政府官员中的支持率居高不下。
得下猛药
在支持“严禁”的政府官员中，林则徐算是个务实派的官员，是完全支持“严禁”的忠实粉丝。他的决定和倾向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某个清晨醒来时的奇想。他有他的实践，能看到鸦片之害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期间有过亲身经历。因此在高层内部对此存在争议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了“严禁”的一边，指出“非严禁不足以治流毒”。
林则徐在下层工作时，很快就意识到鸦片走私泛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关于如何治理，林则徐在《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奏章里体现了很强的法律意识，他提出“立法禁烟”的主张，在湖南颁布六项禁烟措施：
（一）收缴烟具要尽净以绝烟瘾。“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斗”并送省公开销毁；
（二）劝令自新，以一年为期；
（三）开馆兴版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匿者与犯同罪，知情不报亦同犯；
（四）官吏失察处分，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
（五）地保、牌头、甲长若不举发，显系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屋入官；
（六）讲求审断为法。
强力的措施是一服效果十分明显的好药。林则徐的功绩薄上战果累累：湖广地区破烟案多起，收缴烟枪1900多杆，相对于其他官员林则徐的招数显得更有实效。他一个人在做，但很多人都看着，其中包括了道光这个并不十分有得力点子的皇帝。林则徐卓有成效的禁烟方案使得懵懂的道光帝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了这位禁烟颇具成果的官员。他当然欣喜万分，林则徐简直就是长在基层的活生生的禁烟标本。道光需要这样的实践标本，一要告诉他的臣子严禁是很有效的、正确无误的，同时他也需要有人能当这场运动的急先锋替他打头阵。于是道光盯上了林则徐。
反过来，林则徐也明白要想推广自己的地方经验，得到高层的赏识，施展才华，就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当时，湖广之地已成为他禁烟的试验田，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他也充分利用了湖广地区禁烟成果这块筹码，于1839年8月再次上书《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高屋建瓴，痛切陈词，把禁烟的理由上呈到皇帝面前，道光此刻正急需他的工作报告来支撑自己的底气，并作为推广地方经验的蓝本。林则徐的基本陈述如下：
首先，国库里的票子越来越少，也就是现在的贸易逆差，其原因在于鸦片走私的泛滥，英国人掏走了我们兜里的钱。其次，林则徐高瞻远瞩看到了鸦片祸民殃民的严重后果。他说，几十年之后中原将无可御敌的军队。鉴于以上几点，林则徐提出了治理战略：必须严厉禁烟，以法为工具，治防结合。
看来，林则徐对鸦片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他还主张，不但吸食者论死，而“开馆兴版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进吸烟既拟重刑，若辈岂宜末减，应一体加重，方昭平允”。总而言之，所有只要和鸦片扯上关系的人都逃脱不了干系。林则徐在这一时期的禁烟措施主要是通过整治国内鸦片吸食者而达到根绝鸦片的目的。
道光帝在兵弱、银荒的危机之下，终于把筹码投向了林则徐，并告诉他，无论鸦片来自哪里都要严格查办。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召上京，完整地向道光阐述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二人自然是在欢快的气氛中达成共识：认为在重治吸食的同时还要实行对鸦片的“遏止”，绝其根源。
为了提高林则徐的影响力，道光帝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肩舆，还授他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林则徐有了皇帝的“上方宝剑”，道光有了林则徐的得力支持，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要展开。应该说禁烟运动是君臣智慧的结晶，集体的创作。
症结何在
看了他们君臣忙活一场，总算有个结果，但是否有用呢？两个人的“蜜月期”又会持续多久？这些都值得期待。从禁烟运动的措施到最后的结果，或许他们看到了鸦片泛滥的真正原因，却又无能为力，或者禁烟运动只是他们一系列计划中的开头，最终还是要水到渠成一举治愈缠在晚清身上的顽疾。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答案如何，还是要顺藤摸瓜，这里的藤就是时代背景。
鸦片烟毒流入中国，侵害中国社会，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突然出现的。疾病从来都是积累而来的，没有无来由的感冒和发烧。晚清时代的鸦片“发烧”也是来源于“免疫力”的下降。
早在雍正七年清政府就开始诏令禁烟。到1834年，清政府共发布了15次禁烟令，但鸦片还是屡禁不止。
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这样的经济、政治制度曾创造过无数的辉煌，即使在清朝也曾有过令世人向往的“康乾盛世”，但是，到了19世纪，清朝已成了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而此时的世界另一端——欧洲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英国正在不断地向中国输出物美价廉的毛织品和印度棉花，从中国输入茶、生丝等物，但是凭着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加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下的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影响，英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完成，英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迫切需要更大的原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英国人尽快寻找一个庞大的市场的欲望，而中国则是首选之一。
随着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商人，根本不把清朝的禁令放在眼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使鸦片流入中国。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中国从英国的进口总值是560万镑，其中鸦片占60%，当时，美国商人也通过土耳其偷偷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其数量仅次于英国，此外还有沙俄通过中亚向中国西北部贩卖鸦片。
清政府对于这些情况很早就已经有了觉察，而且在嘉庆年间曾多次发布禁止鸦片进口的禁令。嘉庆十九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神威毒烈，服之者皆邪匿之人，肆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日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番船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关上认真查禁，是禁烟比较易行的办法，但收效甚微。泱泱大国的身上开始有了些症状表现出来，白银外流，民众素质下降。
世上少有无需求的供应，禁令得不到有效实施固然有长鼻子恣意妄为的缘故，但如果没有自己人做内应，鸦片又怎会轻易就进入国内？这些人无非是贪官污吏、国家蛀虫，他们所需求的或许有抽鸦片的快感，但更多的是中饱私囊的无限惬意。白花花的银子有一部分就跑进了他们的口袋。
清政府越是下令禁止鸦片的走私，官吏贪污的程度就越严重。“封建统治的机器已经在鸦片贸易面前瘫痪了。”“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持的营私舞弊的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商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因此，鸦片走私的本质还在于晚清吏治的不得力和官僚的腐败。治病要治本，光在表面挠痒痒，毒害难以彻底清除。要一扫国人吸食鸦片的瘾劲，最终还是要触及吏治。当然，我们无法因此而否定虎门销烟，否定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