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艺术的缘起及其早期发展脉络
一、上海古代雕塑遗存
现今，在上海遗存下来的古代雕塑数量并不是很多。明清两代，沪上始盛商旅，建宅治园，建筑装饰雕刻渐趋增多，其中尤以砖雕艺术最为出色，现今上海遗留下来的明清雕刻艺术中有很多这类建筑雕饰。另外在黄浦区，至今仍有许多在古建筑上表现戏文故事、神话传说和动植物图案等内容的砖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天灯弄77号的书隐楼砖雕，其门枋上雕有西伯昌蹯溪访贤故事，30余个人物神态各异，布局完整，又分别于楼前东西侧厅雕花窗双面镂空砖上刻有《三星祝寿》、《八仙游山》、《和合二仙》、《双骑射鹿》等故事形象，表现手法细腻繁复，并强调情节的再现，体现了清代中期砖雕的典型艺术风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原本留存着这些古代雕刻、雕塑作品的空间逐渐变成了公园、园林等向市民、游客开放的公共场所，而这些古代作品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在现今也被人们视为一种公共历史遗产。
二、鸦片战争后租界的纪念碑、雕像与建筑雕塑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开埠城市，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大规模入侵，使得整个上海处于社会变迁的历史震荡之中。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上海管辖权的不断扩大、增强以及支配地位的日渐巩固，大批外国侨民开始定居上海，在租界形成了许多外国人社区，租界的空间形态与其中的文化生活方式也日益体现出西方近现代城市的面貌，如公园、广场、公共马路等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空间、场所被开辟和建立起来。
这些由西方殖民者在租界领地内建造和设置的城市公共艺术从其意义功能以及建造者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由租界殖民行政当局建立的、用于纪念在侵华过程中牺牲的死难者的纪念碑。
第二类大多由侨民自发建造，建造这些公共纪念碑与雕像主要是为了纪念侨民社群内部的公共事件和公共人物，而不存在任何向外的政治指向。
第三类完全由租界行政当局出资建立，它们除了具有缅怀逝者的功能之外，还兼具对外的殖民政治指向并影射租界的公共关系。
第四类属于纯粹的建筑装饰雕塑，这些带有雕塑的公共建筑皆由外国商团、洋行出资建造，其功能只是为了对建筑物加以装饰，而无纪念的功能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指。
三、民族主义的公共纪念碑与纪念雕像
西风东渐，随着一座座西方雕塑、纪念碑、西洋建筑在上海建造起来，国人对于这些西方传来的艺术形式渐渐从陌生、忌讳和抗拒的心理转为熟悉和接受。
根据孙中山先生1925年出版的《建国方略》及其临终遗嘱，出于国民党政府建构现代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推进城市近代化进程的考虑，为了与以租界为中心的旧市区抗衡，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7月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划定上海市区外江湾以东五角场一带7000余亩土地作为上海市新的中心区域，开始了包括城市规划、城市环境整顿、公共设施与公共雕塑建设在内的大规模市政建设。
第二节 公共审美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的分离
一、两类不同的公共空间与艺术功能的分殊
近代的上海，最主要存在着两类向公众提供艺术品展示的公共空间：一类是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室内艺术展览空间；另一类是公园、广场、马路等户外开放性空间。
即使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艺术空间和城市公共艺术空间都具有接纳公众的开放性和出于“公共福利”建设的目的，但二者在具体功能、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了艺术品功能的不同，前者为公众提供审美欣赏的场所功能反倒在间离日常生活空间的情况下导致艺术品失去了与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生活的联系，使艺术作品本身不再具有丰富的公共社会性内涵，后者由于一直都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形态和与社会公共领域相关因素的联系而使公共艺术更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指向。
二、公共空间的公众属性
近代上海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艺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面向全体的开放性和公共性，不同的公共空间对某些人而言是公共的，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可能因为被忽略或者受到排斥而不是公共的。
因此，在如此分裂的城市格局和早期华洋对立、权力分化的模式下，与城市空间格局和公共空间权力相关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也就受到了这些因素的限定——那些矗立着由殖民者建造的公共纪念碑、雕像的街道、广场、公园便不可能成为普通中国民众随意可去的地方，或者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些公共纪念建筑和公共雕像，而且这种在公共空间中设立艺术作品的公共建设本来就是以外国居民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华人居民。
总之，中国居民参与租界内的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公共文化活动的机会或空间少之又少，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上海租界内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往往成为与华界“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相互对立的某种社会文化因素。
第三节公共纪念中的多重性交流
一、殖民者的共同体认同与殖民政治的公共象征
1855年1月6日至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属各国殖民政府和侨民社群在租界内建造各类公共纪念碑与雕塑像的高峰期，其中除了少量公共建筑雕塑属于建筑装饰而发挥美化功能之外，像法国将士纪念碑、红石纪念碑、“常胜军”纪念碑、卜罗德铜像、马加礼纪念碑、巴夏礼铜像、伊尔底斯纪念碑、环龙纪念碑、赫德铜像、赛马会成员纪念碑、欧战和平纪念碑、川邨纪念塔以及普希金纪念碑等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像皆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或殖民文化特征，发挥着殖民政治的公共纪念象征功能或侨民共同体精神纽带的作用。
（一）公共纪念碑与上海侨民社群的共同体认同
无论是在意识或情感上，还是在群体组织关系上，要整合成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就必须让侨民们为着同一件事体或同一种价值信念纽结到一起——这正是开埠之初，殖民者在上海租界内建造公共纪念碑与雕像的初衷之一。
纪念碑总是与纪念仪式联系在一起，纪念碑的建成仪式往往为殖民地侨民提供了为着同一目的和同一事件聚合到一起的机会，在纪念仪式过程中，上海的租界侨民以纪念碑为中心，形成了社会、集团的精神与文化向心力，强化了共同的身份认同。
除了纪念的仪式功能以外，上海租界内的公共纪念碑还会发挥一种地标的作用，它们因自身的形态与艺术造型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而使纪念碑所在的公共空间充满了殖民主义文化意象。
这些地标性质的纪念碑使社群成员能对上海租界产生一种文化与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这些公共纪念碑、雕像在确认了上海租界属于外国侨民的公共生活空间的同时，也达成了一种租界地方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二）公共雕像的殖民政治象征
当1862年5月17日带领法国军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卜罗德在奉贤南桥被太平军击毙以后，法租界除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丧礼仪式之外，并没有为他建立任何的纪念碑或纪念雕像。
从1870年9月在色当战役中落败开始，法军在普法战争中节节败退，上海的华人因此幸灾乐祸，驻沪德国士兵更是经常在法国人面前耀武扬威，德国军舰甚至还在法租界前的海面上多次挑衅在此背景下，法国人于12月10日在公董局大楼广场上树立了卜罗德铜像，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铜像揭幕典礼。在揭幕仪式开始时，法国义勇队鸣响了十三响礼炮——通过武力的炫耀表达了“即使在患难中，法国人仍然做着重大而正当的、值得自豪的事情”。
总体而言，树立于租界公共空间中的纪念碑、雕像虽是殖民者初次给中国带来的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公共的”艺术形式，但这类艺术在上海的城市公共空间发挥了某种群体认同、租界侨民共同体建构及政治权力的公共象征等公共功能，同时也向公众传达了某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公共信息与意涵。
二、纪念碑中的民族国家的公共性
在近现代的上海，租界之外的中国人自然是一个不同于侨民的社群，由他们所建造和设立的公共纪念碑和雕像因而也就在表现主题和纪念对象、纪念功能与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内涵等方面同租界内的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外来入侵者的敌视态度远远超出租界侨民和租界政府对中国人的反感与排斥，所以外国侨民一般都不会成为这些设置在租界以外的公共纪念碑、雕像的受众或公共性价值与意义的诉求对象，甚至它们中有许多都具有抗衡租界公共纪念碑、雕像的意味，或者本来就是抵抗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入侵行为的连带结果。
虽然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空间中兴起造碑塑像之风最初是由洋人带动起来的，但事实上这绝非只是对西方人行为的单纯模仿，其中潜藏的内在动机是希望通过学习、效仿来推进自身的进步和近现代化，并在借此变革旧的社会体制、城市文化面貌的基础上达到在各方面能与西方列强比肩或努力赶超的目的，而这恰恰源自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怀。
清政府在当时对地方管治权的式微导致了这些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社团在地方管理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正像黄宗智和玛丽·兰金在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一致认为的那样，晚清末期的中国，由于王朝的衰败，致使地方政府官僚开始与地方士绅、地方精英、社团组织合作，负责社会公益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并合作对地方进行公共管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极力倡导及其在社会公益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才促进了上海华界公众社会公共意识的不断加强，因此对他们的纪念和表彰不仅意味着他们在地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性建设中的确做出了许多获得公众认可的成绩，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公众形象，同时也从侧面或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社会公共性意识在上海市民的观念中被逐步确立了起来。
此后，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在运动中中国民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其民族意识、公共意识、政治意识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种通过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铜像及其相关纪念仪式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公共性开始由地方精英所代表或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公共性逐步发展成为群众民族主义模式的公共性。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势必要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通过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近代政党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方式来对分散的社会权力加以有效统合，因而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的许多公共纪念碑和纪念雕像的建造活动也从性质上由地方精英和群众的自发行为转变为一种官方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党形象的建构活动。
三、小结
在近现代这样一个民族矛盾丛生、社会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特定时代环境里，无论是由殖民者在上海建造的公共纪念碑与公共雕像，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公共纪念碑、雕像，都在其公共属性上与整个时代环境、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命运和社会运动等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由于此时的上海城市雕塑事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城市雕塑队伍也刚刚建立——因为历史的原因，偌大的上海，雕塑人才极为匮乏——所以，就城市公共雕塑的建造数量而言，在这个阶段，上海城市公共雕塑的建设相对比较缓慢，建成的城市公共雕塑数量不多，无法与此前或此后的几个阶段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