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近代思想家、学者。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钻研西学。1888—1898年曾七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强。在此期间，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保国会。1898年，领导百日维新，失败后赴日本，组织保皇会、孔教会，反对民主革命。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重要人物。青年毛泽东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深受他的思想影响。
1910年，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后读了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对他表示了佩服。翌年，毛泽东看了报纸所载广州起义失败消息，很是激动。他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在这时也知道了孙逸仙和同盟会的纲领。长沙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异常地激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到了学校的墙头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和初次表现，似乎有些含糊的。我始终不曾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敬慕；我还不曾明了这些人和新领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因此，我在我的文章里，我建议孙逸仙该从日本回来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该就任总理，梁启超该就任外交部长！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等人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包括对他们的读书治学都表示了极大的敬佩，1915年6月，在给湘生的信里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页）同年9月6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信里又说自己想“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同上，第21页）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里又说到了康有为：“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同上，第85页》）
但是当毛泽东接触《新青年》杂志后，思想有了突变，而康有为却日益走向保守、顽固，毛泽东也就由钦佩康有为改变为谴责康有为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广州修铁路，要折毁孔庙大殿明伦堂，而引起康有为打电话给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和伍廷芳痛斥此举一事，他写了《各国没有明伦堂》、《什么是民国所宜》两篇短文，热嘲冷讽康有为的尊孔行为。这表明，毛泽东对康有为的认识，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若干年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认识历史，评论人物，对康有为有了正确的评价。1949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前期康有为予以高度的肯定：说他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读过康有为代表作《大同书》。大同之世是历代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国。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他对《大同书》并不予否定，仍认为有可取处。有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家庭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
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有几种职能。康有为后期走向了负面。但毛泽东仍是辩证地看待他。在1949年9月的新政协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指出：“戊戌政变前期与后期的意义不同，康有为、梁肩超在前期是进步的，没有后来变成保皇党那样反动。”（《协商建国》第319页）当时，他在成都会议上，还举例谈及“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时，还指出，“康有为也是如此。”
对于康有为的诗文，毛泽东也是赞赏的。1952年10月30日，他在河南开封视察，在龙亭对康有为所题的一首小诗和一副楹联颇感兴趣，命秘书抄录：
远观高寒俯汴州，繁台铁塔与云浮。
万家无树无宫阙，但有黄河滚滚流。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云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
几年后，毛泽东在杭州见有三潭印月正中有一圆洞门，门上题有“竹径通幽”四个字。他驻足凝望，两侧是康有为书写的一幅长联，也就命秘书抄录之：
岛中有岛，湖中有湖，通以卅折画桥，览沿堤老柳、十景荷花、食荨蔡香，如此园林，四州游遍未常见；霸野陷消，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辉暮霭、春煦秋萌，饮山水渌，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