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学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康有为学生，主张变法，先后为上海《时务报》主笔，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政法、历史学说。晚年在清华国学院讲学。著作等身，有《饮冰室合集》。
毛泽东曾多次表示：我很佩服梁启超。早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和写作技巧都深受梁启超影响。1910年，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特别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同侪创办“新民学会”，取名“新民”，显然是受到梁的启发和影响。由于崇拜梁启超，毛泽东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写作模仿梁的文章风格，并因梁号任公，一度自取号“子任”。1915年新文化启蒙初期，毛泽东又以自修治学之道向友人介绍康、梁。他说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页）1949年9月在新政协筹委会举办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在谈到戊戌政变时，又谈了梁启超文笔：梁启超在中国文学的贯通上有他一手，以前我爱他的文章。
然而，当毛泽东接触《新青年》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后，他对梁启超的认识有了转变，而康、梁却日益保守、顽固，使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开始有了变化。1920年10月，毛泽东对梁启超发表的《国民制宪运动》、《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极为不满，便写了《“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指责、反对梁的国民制宪，不久又在与罗章龙信中说：“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3页）
以后，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再回首看梁启超时便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对他作解剖分析，对梁启超一生的主要业绩作了科学的评述。
1939年，毛泽东在与张闻天信中就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所引用梁启超等近现代思想家的话后，指出：“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础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64页）。他一语道破了梁启超的思想范畴是唯心主义。
1949年冬天，毛泽东在和湖南老人符定一、仇鳌和章士钊等人谈话时，谈及梁启超。他说：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人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1958年春，他在武汉东湖和吴冷西、田家英泛论近代中国各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作、热中于办报时，又谈起了梁启超。毛泽东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又说：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他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同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毛泽东又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最后，毛泽东很有感慨地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吴冷西《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