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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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 段祺瑞始祸者怙乱,怙乱者重怒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字芝泉。清末佐袁世凯小站练兵。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死后,在日本支持下,把持北洋政府,召开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1926年,屠杀北京爱国民众,制造“三一八”惨案,同年被冯玉祥赶下台。后病死上海。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皖系首领,几次起落把持北京政府。早年毛泽东有相当长生活在段祺瑞执政时期,耳闻目睹段的言行,当时的毛泽东虽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观,但他已经认为段祺瑞终究不是一个好东西。

段祺瑞一心想效仿顶头上司袁世凯,妄图以武力和权术统一中国。毛泽东很不为然。1920年9月,他在湖南《大公报》著文揭露,称湖南人正在驱逐袁世凯走狗汤芗铭,“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4页)二十天后,毛泽东再次指出,“段祺瑞之派傅良佐,正为根据湘人治湘的理由。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同上,第523页)

见于此因,毛泽东后来还在上海《时事新报》发文《反对统一》,指出有些人奢谈“和议”那是骗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同上,第531页)这是对段祺瑞的有力批判。

若干年后,即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自古英雄出少年,于段祺瑞之流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闽、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这里他又次提到了段祺瑞。

段祺瑞是策划“三一八”惨案的祸首,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就指出:“段祺瑞搞的‘三一八’隆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他后来多次说及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这当然也包括段祺瑞。

1951年秋,中央文史馆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张之洞、段祺瑞等家属困难,并委婉地为他们提出得到照顾的要求。毛泽东读了此信,于字里行间作了夹批,如在“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的句旁写道:“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的句旁写“有三一八惨案”,在谈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处,写道:“只此节可取。”在信说到段祺瑞死后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又写道“此事可商。”

毛泽东对段祺瑞虽然从未照过面,但却知微见著,分析透彻。对段祺瑞的政治行为他是否定的。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中说:“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7页)这是毛泽东对段祺瑞的基本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