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东汉交接之际，中原逐鹿，尔虞我诈，毛泽东对这时期的故事也大有兴趣，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将新市、平林、东眉、铜马等农民反抗运动，称为农民革命战争，予以赞扬和肯定。他读《后汉书》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毛泽东读《光武帝纪》颇为仔细，为称赞刘秀早年“性勤于稼穑。”特在此五字侧画了密圈。刘秀“避吏新野”（史称刘缜宾客杀人，刘秀为躲官府搜捕，避到新野）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他还把李贤所作转引自《东观记》的“而上田独牧”移写于此，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
他也应用《后汉书》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事理。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就说：“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
毛泽东读史传故事，往往前后串连，浮想联翩。如读《陈寔传》时即有此举。陈窟是大知识分子，为人高义，当时“党铜之祸”，相干者纷纷溜跑，陈寔却对人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遂挺身而出，自求人狱。毛泽东读毕，很快联想到因“苏报案”主动进狱的章炳麟，于是在《陈寔传》有关文字边，写了“章炳麟学陈长弓一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的批语。寥寥数字，从这里发掘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认识论。
毛泽东还称赞陈寔教育小偷，“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即在此语旁加有批语：“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同上，第131页）
1965年，他还把《陈寔传》和《黄琼传》、《李固传》送与陈毅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读。
（三）说《晋书》人物断片
《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由房玄龄、褚遂良等国家级学者和政治家们编修的一部断代史，也是李唐王朝开史馆后、完全官修的第一部史书。毛泽东对《晋书》颇感兴趣，他常读《晋书》的故事，特别是《晋书》里的若干人物传记。
大概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求知若渴的毛泽东已接触《晋书》。1915年，毛泽东以署名“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以后他对同学罗章龙说。“回信的有三个半人，”“还有半个是李隆郅”。此处所谓半个人，典出有据。他是搬用了《晋书·习凿齿传》故事，“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因为顶级史学家习凿齿乃是跛脚，苻坚就戏说是得到一个半人。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晋史人物大见热心，有次与同学就读书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时，即从晋朝孙康映雪夜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车胤夏夜囊萤攻诗书，日积月累，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位大学者故事为例，启发同学。在今存的1913年《讲堂录》笔记里记有陶侃故事，“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0页）1915年，在给同学信中再次提及陶侃，“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砍木。”（同上，第23页）因为对《晋书》故事熟悉，以至在1917年暑假游学途中，遇安化县名儒夏默安作上联求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来也，春去也”。即毫不思索地引用《晋书·惠帝纪》的白痴皇帝听蛙鸣事答以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所对均有典出，且带有辣味，遂令夏先生惊叹不已，连声称赞。
《晋书》人物是他游学时常提及的。一次还和同学萧瑜争论西晋学者皇甫谧《高士传》文化价值到对后世的影响。
他对《晋书》故事相当熟悉，读后就难以忘却。1935年，红军长征，夺取天险娄山关，毛泽东登临关上，仰天长啸，豪情万丈，大声吟诵，西晋大学者、中书令（宰相）张华《励志诗》的名句：“大仪斡运，天回地游”。此时此景正可谓是伟人胸襟的自我抒发，若非不熟悉史实，焉能触景生情，随口而出。
建国后，毛泽东有了一部清同治八年重刻的武英殿板二十四史。《晋书》就是他常读的一部“正史”。五六十年代，他谈古说今，《晋书》所记的司马懿、陆机、陆云、周处、祖逖、王羲之、谢安、恒温和荀菘小女苟灌娘等，都是为他注切的。
1963年10月，他在天津与地方干部谈话，在谈及知错可改时，就说了西晋初期的的周处：周处除三害，人是可以觉悟的。
东晋初期，有范阳遒（河南涞水）人祖逖，少有大志，与好友刘琨夜闻鸡起舞，西晋末期，与家族南渡，后上书要求北伐；率部渡江北上，中流击楫，表示不收复故土决不南归。毛泽东早年熟读祖逖故事，1965年他在江西南昌，竟以《洪都》为题作七律，此诗前四句都是写祖逖的：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两晋英俊千百，能为毛泽东作诗赞扬，唯祖逖一人而已，足见他对祖逖的高度评价。
自古英雄出少年。毛泽东在1958年的某次会议谈破除迷信，提供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举了不少古今中外年轻人例子，其中一个就是苟灌娘。他说：南北朝时候有个苟灌娘，河南临颍县人，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只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她和父亲被困的时候，敢带几十个人杀出重围到襄阳去搬兵。你看她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也常阅读《王羲之传》，现见在该传天头，就赞同传主批评殷浩北伐，写有批语：“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对于王羲之事迹毛泽东一直相当注意，他读明冯梦龙编《智囊》卷十三《王羲之》，有称王睡在帐里，假装熟睡骗过了从伯父亲王敦，而免遭因泄密杀害事，就表示质疑，旁批有“此事似误，待查”。（同上，第61页）这是因为毛泽东过去读《晋书·王允之传》，有说此故事乃王羲之从兄弟王允之，而被张冠李戴的。由此亦佐证他读《晋书》的仔细、认真。
1963年12月，毛泽东生日那天，还在读《晋书》；在桌上摊着翻开的是《顾恺之传》的一页。当前来赴宴的程潜看到了后，毛泽东即说道：《顾恺之传》说，“晋顾恺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末，人或怪之。恺之曰：‘渐入佳境’。”颂公啊，学理论的兴趣靠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着吃甘蔗，渐入佳境就好。
毛泽东也注意读《晋书》的《载记》，《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一种体例，乃是记述当时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实，它不为旧史家界定为正统，也难作“僭伪”的定位。对此毛泽东都仔细地读了。他对《后赵载记》里辅石勒的主要谋士张宾赞叹不已，也对石勒始终对张宾的器重和信任十分欣赏，于《通鉴纪事本末》于张宾细作分析，认为出奇兵偷袭幽州（河北涿州）很有把握处，写有批语“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7页）称赞了张宾的特有才能，更以批语“非君臣，乃朋友”，称赞了石勒与张宾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记下了石勒能用张宾，得以建功立业称帝的原因。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还以《晋书》卷一百一的《刘元海载记》里的内容，开导勉励高级干部学习理论。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高级将领，就引用了其中刘元海所说的“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而且还说要把“鄙”字改为“恨”字，以此勉励许世友将军，以后学点文学。
毛泽东很注视这篇载记。七十年代初，晚年的毛泽东因白内障目力不济，遵他指示，这篇载记与同书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等篇，由上海的史学家注释，出版大字本。这些史传经注释后于1973年2月1日送呈北京。毛泽东在一个星期里就读了它，且读得非常仔细，还指出《谢安传》第11页第6个注解中“濉汉”二字疑是“濉溪”之误，后来查明，乃是印刷厂排字时所误，校对时又没有发现。
1975年8月，毛泽东又阅读了《晋书》第五十卷至第五十六卷的郭象、庾峻、皇甫谧、陆机、陆云、潘尼、潘岳、张协和江统等西晋大学者的传记，其中还眉批了《郭象传》“郭象无行”（同上，第167页）；《庾峻传》指责权臣贾充“此公骂也”（同上，第168页）；评《潘尼传》所称为“道家言”、“老氏”（同上，第169页）；《江统传》所作《徙戎论》是“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同上，第170页）之后，毛泽东还阅读了事关南北统一记录的《晋书》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
因为《晋书》不错，1975年，毛泽东就曾两次建议伴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要细读。
（四）说《南史》、《北史》人物断片
自东汉黄巾起义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是古代中国的又一次大变化、大动荡和大改组时期。
乱世破坏社会经济，乱世也造就英雄武人，多多生奇诡惊险之事，毛泽东很注意读这段时期的史书，说这段时期的政事，品评这段时期的各色人物。
他富有卓见，精当确切的点评，正是应了自己词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境。
对于此长达四个世纪的重要帝王将相，如开国皇帝刘裕（宋武帝）、萧衍（梁武帝）、一流将帅韦叡等。毛泽东都颇有系统的评述，此外对若干重要人物，也有点睛之语。他们之中就有南朝王镇恶、檀道济、刘义隆（宋文帝）、臧质、刘或（宋明帝）、陈庆之、曹景宗、高长恭（兰陵王）、斛律金、宇文泰和范缜、郦道元等。
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进入长安（陕西西安），灭后秦，前锋大将王镇恶是立了大功的。王镇恶是王猛之孙。王镇恶这个名字，即为王猛所取，因生于相传为凶日的阴历五月五日，取之以扫邪。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针对有人要共产党改名事就谈到了他：“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他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内容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4页）随手捡来，皆是文章，多么有说服力的例子啊！毛泽东对王镇恶故事谙熟在胸。王镇恶灭秦后骄傲自大，与同僚不好相处，又贪财；有人向刘裕打小报告称他吞没后秦皇帝的坐车；刘裕派密探调查，得悉王取装饰坐车的金银珠宝后将车弃之，刘裕由是宽心，不予追究。他不在意王镇恶贪财之好。毛泽东对此大有感叹，在所读《南史·王镇恶传》批语“使贪”。（《毛泽东读文史书籍批语集》第186页）一语点明了他俩的心理行为，一个使贪见臣下无野心；一个以贪让主子放心。
刘宋王朝自刘裕后，家族兄弟子侄骨肉相残，层出不穷。毛泽东对此都有入木三分的评述。
檀道济是刘宋开国功臣，智勇双全，北魏畏之如虎，但却遭到刘义隆畏忌，惨遭杀害。他临死时气愤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毛泽东相当注意这句话，文革初期就以此语痛斥王力之流乱军，他对檀道济冤死，颇感愤懑，见在《宋书·宗室传》元嘉九年（432）提到檀道济大名时，写有眉批“此时檀道济尚未死”（同上，第175页），
抒发了对一代名将不得善终的惋惜。
毛泽东对宋文帝刘义隆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南史·刘湛传》提及刘与殷景仁猜隙渐生，以至相剪，即引用《诗经·大雅·桑柔》充作批语：“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同上，第194页）尔后又在刘湛之死，批语有“殷景仁与文帝密谋”（同上，第195页），点出刘义隆其人，不但无能为两人化仇，却是听了殷说刘湛将有夺位事，将他处死了的。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头脑简单的皇帝。
刘义隆外战外行，两次北伐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的第二次北伐，反而诱使北魏大军饮马长江。毛泽东爱读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之词，就是抨击此次惨败的。因此在《宋书·本纪》文帝论日：“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成听成旨”处，对他在建业（江苏南京）遥控指挥权，严加批评：“赵宋祖此弊法。”（同上，第183页）此种有悖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常理，实是古代刚愎皇帝自作聪明的通病。
刘宋王朝元嘉草草，只有臧质在盱眙（江苏盱眙）城守获胜，为王朝挽回一些面子：臧质以小便代美酒，有意激怒魏太武帝拓跋焘，使其攻城大挫，毛泽东读到此处，大加赞赏，批语：“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同上，第186页）他相当欣赏臧质的才智和胆识，却也惋惜后来刘义宣不遵他的战略方针。以至兵败身死；也对他自行其是，凡事自作主张，还以为得什，加以“此是妄想”（同上，第188页）的批语。但瑕不掩瑜，毛泽东仍认为臧质很有才气，他概括其一生是：“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同上，第188页）
有正有负，他对臧质所作的完整评价，值得今以借鉴：不以成败论英雄。
《南史》和《宋书》等还有若干传记因为传主行事乖巧，古今鲜有，也为毛泽东注意：刘或（宋明帝）刚登上帝位时，号令所及只有京都建康（江苏南京），四方都反对他，但却最后获得胜利，毛泽东感慨系之，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一百十六卷《废帝之乱》，写有批语：“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体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同、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同上，第299页）
毛泽东还谈及过《宋书》宗悫故事。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毛泽东渎后称赞：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
毛泽东相当欣赏南梁虎将陈庆之。陈庆之胆识皆具，破关斩将，所向无敌，曾经护魏元颢北上，“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虽然是文盲，却能写好诗。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某次谈建议读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毛泽东对陈庆之故事甚为向往，因而后来读《南史·陈庆之传》，在记有本卷的封面上，有用粗黑铅笔圈划两遍的符号，在目录“陈庆之”三字侧，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以怀素笔法标写“陈庆之传”四字，并有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同上，第205页）传里不少处，还点点圈圈，划满有着重线，足见注切和喜爱。
对梁武帝的爱将曹景宗，毛泽东亦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