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杨万里，1930年初他率红军进江西吉安时，在历数吉安人杰地灵时说：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
两宋文人把词作推上了中华文化的又一高峰，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和李清照，以及南宋词坛上所涌现出一批风格豪放的词人，诸如辛弃疾、张元干、张孝祥、岳飞、陈亮、刘克庄等人，他们的词作扬溢着还我河山的爱国激情，词风高亢清亮，极得毛泽东的推崇。毛泽东经常诵读这些名篇。他曾点名要读张元干《芦川词》和张孝祥《于湖词》。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就要工作人员放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唱片。听了几遍后，他忽然提出要把原词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且说：“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
毛泽东喜欢豪放派词作，但亦爱读宋代婉约派的作品，他自己曾说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曾细读过北宋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的作品，在读《词综》和柳永《乐章集》时，圈划柳词就有三十五首，这些词不少他能背诵，如写作的《水调歌头·游泳》“极日楚天舒”句就由柳词《雨霖铃》“暮霭沉沉楚天阔”中化出。他对婉约派诸家词作多甚喜爱，善于运用，以至六十年代读了胡乔木词作后，就说他近似姜夔。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接触两宋理学家和他们的学说。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就有称“著书亦有几等，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确有所见，发而为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2页）“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威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同上，第592页）等语。《讲堂录》还多记有二程、陆九渊（象山）、张载和朱熹等断片，如“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陆象山日：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同上，第593页）“张子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同上，第591页）等等。这些语丝词片中足以窥得全豹，可察之当时毛泽东对两宋理学诸家之推崇之心。
建国后，毛泽东也常谈两宋理学家，但多界定为唯心主义。1957年1月，他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次年9月，他在合肥与张治中谈读书话题又说到程颢、程颐、周敦颐，说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和客观唯心主义、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等等内容。1963年5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工作会议介绍：周濂溪（周敦颐）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
汉魏以后，笔记小品兴起，方兴未艾，毛泽东很爱读此等小品。早在1913年，他就写有：“掌故之用有三种：一用于词章，如神仙之类；二用于义理之文，如井田、学校、帝王之类；三用于科学，则物理实事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3页）
毛泽东也喜爱宋人笔记，其中经常翻阅，且在外出视察也随身携带的，就有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等。
（七）说《明史》人物断片
毛泽东对明史极有兴趣，也读了不少记载有明一代三百年历史的史书，其中主要一部就是清人官修的《明史》。
但他不满意《明史》，认为《明史》芜杂；虽然评其芜杂，却在读时颇化功夫，他读过的那部武英殿版《明史》，封面上有密密麻麻记号，每册录出其中卷数，还列出众多传主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有的在传主姓名下加圈，或在姓名后画括弧加注，等等，此足见毛泽东是精心阅读过《明史》的。
毛泽东高度评价元末农民大起义。当时起义队伍五花八门，而主要的一支就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军，朱元璋原本亦是红军一个小头目。红军乃是以红巾扎头为标志的。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6月17日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红军，要说有就是明朝朱洪武起过一次‘红军’他们打的旗子是红旗。有的人以为红军这个名称一定是外国来的，我说不一定，你就是知道外国的事情，中国祖宗的事情就不知道。”（《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34页）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平山西柏坡读了吴晗《朱元璋传》，尔后对吴晗书稿中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袖彭和尚（彭莹玉）的下落提出了疑问。吴晗认为彭和尚在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问去了。所谓是“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不以为然，他特地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史实固如毛泽东所料，后来，吴晗细读有关史料《明实录》等，查出彭和尚果然是在杭州为元军俘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谈朱元璋，有时也涉及朱元璋的文臣武将诸如徐达、朱升等人。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路经山海关，就讲起“天下第一关”掌故，说：这山海关还是明洪武十四年，由明朝的大将徐达在这里修的。本想凭据天险，抵御外侮。几年后，就许光达请求降衔事又次谈到徐达：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
朱升，《明史》卷一三六有传，仅194字。1969年8月，毛泽东重读《明史》。面对有可能暴发的核战争，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很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征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两年后，即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毛泽东曾在某次谈话中评说明朝皇帝，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明英宗朱祁镇被毛泽东称为“比较好”，可能是临死时遗诏有不再以活人殉葬的话；而明武宗朱厚照“比较好”，可能是他铲除刘瑾以及扑灭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河北暴发了刘六、刘七和赵风子（赵燧）起义，起义军三次逼近北京，两年后刘六在黄州（湖北黄冈）坠水死，刘七在通州（江苏南通）败死，赵风子被俘杀于北京。毛泽东对这次起义相当关注，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河北盗》的封面上手书“刘六、刘七、赵风子”，于书后空白处又批注有：“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去。‘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34页）此说虽为一家之言，但亦不无其理，盖封建史书中多有冒功故事也。
有明一代，大小农民起义频繁有之，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批语就罗列了多起，其中就提及“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此处所指“徐鸿儒”，即是天启二年（1622）山东郓城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他在读《明史·赵彦传》所记录的白莲教起义全过程后，作了“白莲教史”（同上，第286页）批语。
毛泽东对于晚明史事和人物也颇注意。抗战时期，学者多研究南明史事，借古喻今，批判当时投降卖国分子。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何干之教授信里就指出：“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谈到在明末有重大影响的袁崇焕和洪承畴等人。
袁崇焕（1584—1630）是明末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中流砥柱，惜为崇桢帝杀害。1952年5月，毛泽东与叶恭绰复信：“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同上，第433页）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看戏，有出戏是写李自成的。当周谷城谈及：有人说，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惨遭屠杀。他回答说：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怕还要有些调查研究。
明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1665），举足轻重，却因降清，被清朝官修的《明史》列入《贰臣传》，后来正宗史家也都将他放进零册处理的。毛泽东此说慎重，着意于多掌握史料，作深化认识，这正是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唯物史观。
（八）另篇：说清朝人物断片
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王朝有近三百年史，其中最后的七十年，它又由封建社会走进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近代中国。
毛泽东很注意清王朝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他说：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毛泽东读过许多记载清朝历史的史书，有《清史稿》和清人多种文集，也有笔记野史，因此他深谙清朝史事和许多清代人物的行迹。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感慨地吟诵了两句诗：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他的含意是借诗句批评对方的扩张主义。按，此两句诗典出康熙时大学士张英故事，相传，张英家乡安徽桐城住宅，因与邻舍地界不清，引起争执。张英接读家信后，即以诗代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遵嘱立即让界三尺，以示不再相争；邻舍得知后，也仿效让界三尺，于是成了六尺巷道。毛泽东对此故事相当熟悉，信手捡得，用在此处恰到好处。
五十年代初，有年毛泽东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参观，当得悉湖北有个张公祠，就问周围随行人员：张曜怕婆子，你们知道不知道？接着就讲了张曜从一名雇工升任山东巡抚的过程后告诉大家：张曜不识字，靠他的夫人办理公文。张曜刻了一块“目不识丁”的图章带在身上，作为自勉，虚心向自己的夫人学习。通过苦读，能通文晓史，写出一笔好字《清史稿》有《张曜传》，但没有这出故事。这则趣事，必出自它书，可见毛泽东读的书是很多的。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读了不少清代名人的著作和记载他们的书。
1917年4月，他在《体育之研究》论著中提及古今人物自夏禹、孔子到伍廷芳、蒋维乔等二十二人，唯独是清初的顾炎武和颜元（习斋）（1635—1704）和李□（刚主）（1659—1733）是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文中特就颜、李两人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8页）颜元主张研究学问要靠实践，读书人要勤劳动；李镠是颜元学生，参加农业劳动，主张学问必须要结合实用。颜元、李镠讲求习行哲学，经世致用，深为毛泽东喜爱，此说也抒发了青年毛泽东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因而他表示，“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细微之中见精神。毛泽东对清代学者如数家珍。五十年代，有一次他视察安徽博物馆，就周围人员弄不清的常识，即戴名世（1653—1713）、戴震（1723—1777）是否同一人时，当即指出：清代的戴名世字田有，为桐城人，不是休宁人。清代的戴震字东原，才是休宁人。
清代学者的书，他很喜欢读，比如桐城派大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抄》。至于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从小就熟悉，能背诵。许多典故也应用自如，如见于他的文章诗句中的就有《曹刿论战》、《触砻说赵太后》、《颜周说齐王》等。
他还曾对林则徐侄孙，海军起义将领林遵谈《海国图志》，说：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他委托他的朋友魏源编的书。魏源是很推崇林则徐的，他说“整我戎行”，“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
对于有文化含金量的清人著作，毛泽东求知若渴。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重庆视察，见到来迎接的任白戈（市委第一书记）就说：你知道你们四川有个廖季平吗？他是一个对经学很有研究的人，章太炎是步他的后尘，你帮我找一部他的著作。当任白戈把书从市图书馆借了送上，他十分高兴。
廖季平，即廖平，近代大经学家。先后主持广州广雅书院、成都尊经书院。
毛泽东特别重视近代中国的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就号召，要懂得“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由此，他对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有过分析和评论，这些评论也颇见分量，如1954年10月，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清官秘史》批判事就指出：光绪皇帝不是好随便称赞的。他对光绪帝（1872—1908）显然是不甚满意的。在光绪执政时期，苦难的中国更加贫穷、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