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很喜欢谈论中华人文地理，祖国大地的历史渊源、山川形势、风土民俗、人事掌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曾几次提及，应该懂得地理，要学些中国地理。环顾古今中外，还很少能找到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像他那样熟悉和注重自己国家的地名文化。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
毛泽东喜欢读地图，习惯于读书用地图，行路看地图。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已有了中国和世界的地理挂图。毛泽东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开始接触地图。1912年，毛泽东常在湖南长沙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读书。在图书馆墙上挂有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每过这里，都要凝视多时。对此念念不忘。时过四十年，他在北京和老同学周世钊等还谈及：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看了“世界”以后，我才知道世界有这么大。在这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我是不大明白的。当时我认为我们湘潭县不算小，湖南省就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更是大得不得了。而那天我在世界地图上一看，我们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就更小了，湘潭县和韶山冲连影子都难找了。世界真大呀！
地图，使毛泽东开扩了眼界，走向世界。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善于运用地图。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每天在阅报室看报，就必置地图于旁，便于查阅、对照地理方位，强化知识。举目寰宇，坐行万里，从此，毛泽东一生很少离开地图。他不仅读军用地图，也读常人用的简明中国地图，从三十年代以来，为他心爱的一本地图册，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那是1932年史量才为纪念《申报》创办六十周年，聘请专家学者测绘、出版的。它的详细、翔实，通常被视为旧中国留下的最好中国地图集版本。1934年，毛泽东参加长征时，在湖南也曾搞到一本。他说：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1953年，当他见到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也有一本时，有如老友重逢，很兴奋。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离北京外出视察，每逢此时，他就从书房找来地图，从中先了解要去的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口和矿藏资源，等等，然后商定最佳路线和考察范围。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他外出时必带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所到之处有所认识，就在图上作些圈点记录。现见的一本金擎宇编纂的195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就见有他在1958年9月视察安徽各处时，在图中用红蓝色和黑色笔画圆、作角和直线、连接线的种种标记，那是他为地区规划所留下的思路轨迹。
毛泽东爱读史书。他读历史是很注意地理的。他说：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为寻找曹操出征乌桓归途所经的碣石山，按图索骥，寻找方位；尔后，他读《旧唐书》的《黄巢传》，为弄清黄巢军行军和作战的线路，按史传勾绘了一幅简图。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学习好方法。建国初期，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赴欧洲等国出任外交使节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人时，在谈话中说：“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第10页）他希望能有一种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后来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完成。这部拥有十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本来是可以及时付梓推出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在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才全部问世，但它遗泽在今，嘉惠士林，这不能不说有倡议者的功德。
毛泽东重视地图，也兼及周围。他要警卫员也懂些地图功能。有一次，他在浙江杭州问张仙朋：杭州在哪个省？你现在就去看地图，回来我再考你。他问蓝保华：都安靠近什么地方。使警卫员们由表入里，知道所在的地名，增加知识。他很重视地理教育。1949年2月，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首长《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的电报。内称，“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85页）通过地图的视觉教育，认识自己的国家，明确自己的职责，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看地图，说地图，江山如此多娇，处处离不开中华锦绣大地，大概也是这个原因。1959年，他在中央一次全会上表示：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又说：我很想学徐霞客。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他很懂得地方志的功能。中华泱泱大国，方志自唐宋伊始，至明清鼎盛，各种地区方志林林总总。一种地区方志，就是一部地区百科全书、地区经世致用的调查研究汇编。所以，毛泽东每到一地考察，先要做好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寻求阅读该地的方志。
毛泽东接触的第一部方志是什么，未见于文字记载。1910年他从家乡韶山走进湘潭县城附近的东山学校，在学校图书室读了很多书，是否有自己家乡的方志？现在见有记载的，是他在1917年湖南游学路过安化所读的《安化县志》。也许在此时前后，他也读了其他几部相关方志，如《宁乡县志》、《湘乡县志》。至其地必读其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养成了读志书的癖好，每到一处必寻读地方志。后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他率领红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南时，随着行军路线，先后阅读了《汀州府志》、《龙岩州志》、《上杭县志》。1930年3月，红军攻占江西兴国，毛泽东住进城内平川中学。据当时任共青团县委书记萧华将军回忆，那时他奉召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见毛泽东坐在学校图书室的一条长靠椅上，仔细地在看一部清版《兴国县志》。在江西瑞金，毛泽东想读《瑞金县志》，久久未能找及。两年后，瞿秋白来中央苏区出任教育部长并主持图书馆，在尘封的书库里发现一部清同治《瑞金县志》，与毛泽东同阅，虽然全书八卷缺一，但他仍很高兴。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匆匆行军中，还让部属帮助找寻有关的方志。据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有凤将军回忆：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毛泽东都让身边的同志为他收集县志和地方志看，一看就是大半夜。在此期间，毛泽东更是重视地方志。红军渡过湘江后根据总部命令轻装前进，当时的毛泽东连饭锅、牙刷、牙粉都扔掉了。却坚持带着《三国演义》、《水浒》、一些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因为熟读地方志，使他在长征中对要走和正要走的所在地区山川形势、关隘险要以及沿途的经济物产、风土习俗了如指掌，从而为作出相应的正确行军路线提供可靠的论证。建国以后，毛泽东有更多条件读地方志。1950年，毛泽东见到西康省委书记、省主席廖志高，就他家乡自唐朝开发等事说得头头是道。廖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说：是看你们的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当天就从省图书馆借来《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和《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阅读。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又从庐山图书馆借阅近人吴宗慈《庐山志》、《庐山续志》和清同治《临川县志》、《铅山县志》。从1952年到1975年2月，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赴杭州，而每次都索阅地方志：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部地方志，它包括有他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他没有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读地方志，也是一种认识社会、调查社会的方法。就像他为都江堰之行，先读有关方志，了解都江堰沿革；读《铅山县志》，得以与江西省长邵式平、副省长方志纯介绍铅山有个明朝费宏墓，墓前有“日有千人跪，夜承万盏灯”挽联。让他们事后去找方志研读。邵式平等日后路过铅山，还特意去墓葬处瞻仰。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地方志，也提倡干部要读些地方志。据薄一波回忆：解放初期，毛主席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毛泽东要求干部多从地方志中获得些乡土知识，他也常常拿它去考问别人。1958年8月，毛泽东赴河北安国视察。安国是中国草药主要集散地之一，有北宋年间建的药王庙。车过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陪同的县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当他后来在山东兖州与滕县县委书记谈及滕国故事，当书记回答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滕文公请孟子讲学遗迹时，毛泽东对他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他要求地方干部都得知道些本地的历史。为此1959年6月在庐山时，他向邵式平、周小舟等地方高级干部讲了一出宋朝朱熹问志书的故事：朱熹曾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应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因为重视地方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号召各地编撰方志。
我问你一个问题，简阳的县名，为什么称“简阳”
毛泽东很喜欢历史人文地理。他一生很爱读几部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和《读史方舆纪要》。毛泽东对《读史方舆纪要》尤感兴趣。他读了多遍这部记叙古中国人文地理巨著。据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视察上海，听到上海合众图书馆收藏有顾祖禹这部手稿本，非常有兴趣，还特地调阅。毛泽东的人文地理知识，有来自《纪要》等书的，也有来自各种地方志。他很善于应用地名文化，将它作为沟通、联络群众的纽带。传统习俗是很讲究籍贯的。毛泽东初次与人会见，总离不开姓名和籍贯，然后涉及到籍贯由来、典故和其他文化内涵。就像到河北正定，就说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得悉王任重是河北景县人，就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等。通过解释籍贯，消除初见者的过分拘束、做作，至使很快就易与自己适应，感到从容、随和。
毛泽东还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解有关地名的由来和历史故事。1948年4月，毛泽东东渡黄河到达雁门关南的代县，《晋绥日报》社长郝德青、代县县委书记苏黎前来接待。当他知道苏黎是代县人时，就问：你知道代县由何而得名的吗？接着又自答道：汉高祖封其子刘恒为代王，代县由此而得名。1951年底，在济南和市长谷牧谈话时间：济南因何而得名？又问：济水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当谷牧没答时，就自己说道：济水故道被黄河夺去了，你回去查查书看。入境问俗，入围问禁，到哪个地方工作，主要了解哪里的情况，包括现在的历史的。1958年3月，在成都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谈及引黄济汾水利工程时，突然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第65页）成都会议后，毛泽东来到简阳，遇到内江地委书记，就问：你当内江地委书记多年了！我问你一个问题，简阳的县名，为什么称简阳？对方摸了摸脑袋瓜，回答不了。过了回儿，他只有自答了：蜀汉时名臣简雍死后，埋葬于简山之阳，故名日简阳。1964年3月，河北大水灾，灾后，毛泽东视察河北，他问衡水地委书记：“衡水是历来遭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叫衡水这名字吗？”地委书记回答不了，又是毛泽东自答：“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之意，这是禹王之事，史书上有载。”（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第217页）毛泽东有时还引用俗语引语为地名作注释。
1975年3月，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回到北京，在所召集的政治局会上，在谈及1920年至1922年湖南工运时说：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无锡。由此顺口念了一首每旬都带有地名的民谣：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于中华地名好学深思，有时还对若干地名的南来作出推理，或提出问题，比如河北有大城县。他说认为：为什么叫大城？有大城应该有小城，才对称呀！黑龙江有双城县。他说：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广东有汕头市。他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河南有内黄县。他问：内黄，还有没有外黄？又说：没有外行（黄），哪来的内行（黄）！河南有上蔡县，他问：有一个上蔡，必然有一个下蔡吧？当回答说没有下蔡这个地方时他说：不对。又有回答说新蔡就是下蔡，他仍说不对。1974年当他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谈话时，得悉对方是上海人时，明知故问：有上海，有下海没有啊？李政道回答说不知道。他就紧接着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下海是一个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