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用今人时髦术语，堪称是一部成人童话。它是写唐僧在徒儿们保护下，历尽多难，备尝艰辛，从天竺国取回真经的故事，此间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愤世嫉俗、讽刺揶揄，且用神话式的幻想、虚构，构建了一幅斑彩、奇异的画图。在中国民间有很大的感染力。毛泽东从小爱读《西游记》。在韶山私塾时就读《西游记》了。据称，他接触《西游记》，还早于读《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若干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中国旧小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西游记》是他一生最爱读的书之一。
《西游记》故事，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力度，很易与儿童共鸣，引起神往，浮想联翩。毛泽东对《西游记》非常熟悉。与唐僧四众和佛道神怪了若指掌；他经常与干群谈论《西游记》故事和角色转换、性格行为，作为交流人际情感的插话，或解释政策和策略的通俗比喻。他相当重视《西游记》的文化魅力，在谈话和著作里经常采用，如在诗词里所用“金箍捧”、“飞起玉龙三百万”。早在1941年，他在指定中央研究院范文澜编造一本国文课本，还特地选了《西游记》的若干篇章。在为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作修改时指出：“若干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页）其中一部就是《西游记》。
毛泽东多次要求人们读《西游记》。据毛泽东身边的医务人员回忆，他曾要他们多看些医学书籍外的书籍，“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中华女儿》1995年第9期第11页）。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建国以后广览书籍，读《西游记》，也读有关《西游记》的著述。其中一本就是1957年作家出版社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毛泽东仔细阅读全书，对其中张天翼《（西游记）札记》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作了发挥：“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还在此篇和童思高的《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标题上划了三个大圈，以示重要。
唐僧师徒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
毛泽东喜谈《西游记》。谈得最多的是唐僧师徒和那匹白马，称赞他们不怕艰巨，坚持胜利。1937年11月，在延安机场欢迎陈云等人群众集会作上《喜从天降》欢迎词时说：“你们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做《西游记》，里面讲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苦，克服困难去西天取过经，却不知中国共产党也派人去西天取经。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国，就是现在的印度，他们取的经是佛经。咱们去的西天是苏联，取来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类似这样的话，他经常说，如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徐中远《毛泽东谈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毛泽东对唐僧持二分法，既肯定其主要功劳，但也指出有缺点。早在1938年4月，在给延安抗大学生讲话时，就引用了《西游记》故事作譬喻。毛泽东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回忆毛主席》第245页）1950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正在养病的任弼时又说：“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文艺报》1990年12月15日）唐僧的“愚气”，令人可笑，它导至敌我不分，为敌所欺，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甚至还指出：唐僧是伯恩斯坦。但唐僧的问题毕竟属于认认问题，书呆子气，糊涂，有乡愿。1961年冬，他就郭沫若所写的一首七律，其中有指责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以及“千刀当剐唐僧肉”等句，写了一首和诗。对于这首和诗含义。1964年1月27日，他在应英译者请求，对诗中“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等句作解释时说：“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毛泽东诗词集》第49页）
毛泽东谈得最多的是孙悟空，孙悟空被学者誉为集魔性、人性和猴性于一体的神怪。毛泽东喜欢用孙悟空的种种行为打比喻，他所谈的孙悟空，很多次是把他作为与天斗争，与地斗争和与妖怪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的代表来看待的。
孙悟空大闹天宫，破坏封建秩序。毛泽东提倡要学这种无畏精神。1937年5月，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作报告时，他以孙悟空为例指出：孙猴子大闹天空，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毛泽东称赞孙悟空大闹天宫。认为有压迫，就有斗争，孙悟空也是被逼闹天宫的。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陈立夫。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1957年2月27日，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双百方针，鲜花和毒草时举例又谈了孙悟空，说：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此后不久，3月8日他在与文艺界谈话谈到马克主义为什么都不怕时又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做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空，反官僚主义。”（《毛泽东谈五部古典小说》第237页）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谈到破除迷信，又以孙悟空为例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谈及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1964年1月，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中苏两党的决裂毛泽东形像地比喻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孙悟空所以能大闹天空，独来独往，所向披靡，是因为他神通广大。毛泽东就常以孙悟空神通广大，教育人们要学本领。1936年6月，他在保安红军大学对学员说：前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也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因而他号召要学本领，学习孙悟空的本领。1937年下半年，在陕北公学的报告里对学员说：你们来延安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你们学了马列主义，学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才能学到孙悟空的本领，你们才是无敌的。又说：夺取持久战的胜利，主要靠你们。靠你们在这里学习孙悟空的本领，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有很多的本领。但他最大的本领，是能把身上的许多猴毛拔下来，一吹就能变许许多多的小孙悟空。我们抗日的持久战争，到处需要许许多多的小孙悟空，敌后也需要许许多多的小孙悟空。我们的小孙悟空多了，就可以把前线的敌人包围起来，把敌占区的敌人包围起来，到处打击敌人，这里也打，那里也打，白天也打，黑夜也打，不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有多么凶恶强大，使敌人顾此失彼，分散开来，这里打他的头，那里打他的尾，这里打他的手，那里打他的脚，这里打他的背，那里打他的胸。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敌人由主动变成被动，我们由被动变成了主动。这样，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啊！革命战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你们什么时间能够学习到孙悟空的最大本领，就可以下山了。你们下山到处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使军民团结起来，你们不就成了孙悟空么？你们不就可以团结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到处打击敌人么……你们想想，到那个时候，貌似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不过像一头野牛，而你们这样多的孙悟空，又能唤起千千万万的广大人民群众，到处给这头野牛点起火来，形成燎原之势，任凭它东奔西突，南窜北跳，总会在燎原的烈火中把它烧焦的。毛泽东还多次提及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化术。1937年在论述矛盾的互相转化时，就谈了孙悟空七十二变化。1945年8月，在重庆谈判时期，当谈及蒋介石交替使用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时，他又以孙悟空故事为例：当牛魔王、白骨精都幻化成正人君子时，我们该不该变化呢？我们也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去战胜反革命的两手。孙悟空之所以能够闹龙宫、闯地府、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无人能敌，就在于他学得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
一物自有一物克。毛泽东在谈及这个辩证法则时，也常以孙悟空故事为例。在井冈山时期，当红军在宁冈砻市会师整编时，他就说：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十年后，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当谈及国际格局包围反包围时，又讲了孙悟空不敌如来佛，“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如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选集》第360页）1957年，他在上海谈到干部“引火烧身”时，又以孙悟空为例说，“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