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约瑟夫·艾勒里[11]的葬礼于周一下午举行，地点就在周四晚间简受邀演讲的那家教堂的地下室。当天本来没有戒酒会，但格雷格已经征得教会同意，可以使用平常聚会的房间。放眼看去，到场的三十来人都是杰克在匿名戒酒会的熟人。
只有两人例外。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并排站着，满眼戒心的样子。当然都是警察，这是警界的惯例——参加葬礼，捕捉讯息。我也曾干过几次，虽然从未捕到过什么鱼，但也不代表此路不通。
仪式没有宗教色彩，现场也没有神职人员出现。我抵达时，正在播放舒缓的音乐磁带。是耳熟的古典乐，但想不起曲名。乐音渐止，格雷格·斯迪尔曼起身走到讲台。他穿了一套深色西装，没戴耳环。
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杰克的朋友兼辅导员，又花了大约五分钟说了两个故事。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情绪濒临崩溃。他停下讲话，等情绪稳定下来后才接着讲。
之后众人轮流起立，分享与杰克相处的故事。这个过程和戒酒会很像，只是你不用等主席点名，轮流发言即可。此时大家共同的话题是杰克，除了他的轶闻趣事外，也谈及杰克坎坷的过去以及酗酒史。他在匿名戒酒会里找到了生命的希望与慰藉，经由十二个步骤的带领得到重生的机会。感谢上帝恩典，他是带着清醒的头脑离开的。
还真令人欣慰啊。
告别式在歌声中结束。一名声音空灵的年轻女子——大眼灵活，皮肤吹弹可破——于台前起身，她说她叫伊丽莎白，曾是个酒鬼。她和杰克不太熟，但至少他们共同抵达了“清醒”的目标。格雷格邀她献唱，她也感到荣幸。她唱了《奇异恩典》，其中有句歌词我似乎从未听过。戒酒前不久，我曾在一名妓女的葬礼上听到黑胶唱片放送的朱迪·柯林斯版本，她的唱腔恐怕很难有人能够超越。伊丽莎白的诠释已是颇为贴近。
房里摆了一台咖啡机。说穿了，这终究是个戒酒会，所以会后大家都凑拢过去。我扭头去看警察，心想我可以看出他们渴不渴，他们可能不好意思主动过来。不过他们已经离开了。于是我也跟着往前门走去——直到有人喊住了我。
是格雷格。他拉着我的手臂，问我能否拨点时间给他。“几分钟就好，”他说，“有些话我非跟你讲不可，我得请你帮个小忙。”
我下一次见到杰克·艾勒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我是在停尸间见到的。我们俯视这名我俩认识已久的人的尸身，呆立许久。然后格雷格说：“没错，是他，是杰克·艾勒里。”我也点了头表示认可，于是警察领着我们走出了那里。
外头寒风凛冽，他翻起了衣领，一边说着不知道会否下雨。我说我没听到气象报告，他说他根本听不懂气象报告。“以前他们至少还会预测天气，”他说，“就算常讲错，至少答案清楚明了。可现在他们讲的全是百分比。妈的请问什么叫作百分之五十下雨的几率啊？你要怎么应对呢？带半把雨伞出门？”
“这样措辞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出错。”
“是哟。‘我们说了有百分之十的下雨几率，结果整天都是倾盆大雨，这就证明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总之呢，就算是气象学家，也有需要为自己找个烂台阶下。”
他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马修，警方干吗坚持要我们认尸呢？他坐过黑牢，有一堆前科记录，他们也已根据指纹确定了他的身份。要是找不到他半个亲朋好友怎么办？这个程序根本就不用走，对吧？”
“当然。”
“我真的很不想看到他那副模样。我爸的葬礼就是开棺瞻仰的，他躺在棺材里，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巡回展的展示品，根本就是毫无生命力的蜡制人像，那个影像卡在我脑子里一直甩不掉。我跟他相处一直有问题，你知道。我达不到他的标准，这点他表达得再明白不过。好在他最后一次发病时，我们和解了，我们之间有爱，有对彼此的了解和尊敬，然而我看到他的最后那一眼却是那么恐怖，完全抹杀了我想要保存在记忆里的那个生龙活虎的男人。我明知道会有那种结果，而且全心抗拒，可是终究还是忍不住要看。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一年多前。怎么？”
“因为时间会改变我们，”我说，“早先的记忆会取代后来的。”
“其实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改变了。但我信心不够，觉得也许那只是一时的幻象，搞不好我是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多少也有点关系，”我说，“不过那绝不是幻象。最终，我们留在记忆里的还是已故亲友早年的模样——至少是印象中他们早年的模样。我有个阿姨得了阿兹海默症，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都住在疗养院里——她的脑子、她的个性，以及所有让她保有人性的东西，都被这个病魔慢慢腐蚀掉了。那是当时我看到的她，也是我记忆里的她。”
“天哪。”
“不过她过世以后，那些全都烟消云散了。真正的佩姬阿姨回来了。”
他边喝咖啡边说：“刚才我几乎不敢看他，其实我只看到了伤口。”
子弹打进他的嘴巴以及前额。认尸时，他的尸体从脖子以下都覆上了白被单，所以就算有其他伤口，我们也看不到。
“希望你讲得没错，”他说，“希望那个影像会烟消云散，越快越好——很感谢你的洞见。另外，也要谢谢你陪我认尸。”
我其实不是很想陪他，不过那种要求很难开口拒绝。
“我其实根本不想去，”他说，“尤其不想单独去。要找别人陪也是可以——杰克几个在戒酒会的朋友；不过感觉上你最适合。谢谢。”
我们离开太平间，走上第一大道往北直行，过了四十二街后，在一家叫作米克诺斯的咖啡馆停脚。他点烧烤干酪三明治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空腹很久，便也叫了一份。
“另外，”他说，“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
“噢？”
“那两个站在房间后头的男人。他们是警官。”
“我也感觉到了。”
“我不像你，身上装了雷达。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找我面谈的时候，我看过了警徽。其实要我去认尸的，就是那两人。我想知道案子是不是很快能破，他们只是含糊其辞一语带过。”
“标准反应。”
“你觉得警方有可能破案吗？”
“搞不好已经破了，”我说，“我是说他们有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掌握足够证据可以提请上诉。”
“你查得出来吗？”
“你是说查出他们知不知道凶手身份吗？”他点点头。“我是可以四处问问。一般老百姓当然问不出所以然来，不过警界我还有几个熟人。为什么要查呢？”
“我有我的理由。”
显然是个他不想透露的理由。我没逼问。
我说：“我会四处探探口风。不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推断出是谁杀的。”
“真的假的？”
“也许该换个说法，”我表示，“我不知道凶手身份，不过我猜得出杰克遭害的原因。有人想要封他嘴。”
“有颗子弹打进他嘴里。”
“而且是近距离发射。总之，是有人把枪塞进他嘴里扣下扳机，不过在这之前，他前额中的那枪已经足以致命。把这跟杰克念念不忘的第九步加在一起，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就是怕你这么说。”他说。
“噢？”
他看看自己的手，然后抬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是我害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