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上，我到晨星餐厅吃早饭，饭后直接去了西五十三街的唐奈尔图书馆。前一晚我们用餐时，简单谈论过“斯洛克姆将军号”沉船事件，但我并不清楚确切的事发时间和伤亡人数。我找到一本书，它提供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有些甚至是我开始阅读后才想到的。与该事件相关的，从船主到各级负责人，几乎所有人都有重大过失，却只有船长被关进大牢。而且，以他犯下的弥天大错来看，他的刑罚实在轻得不可思议。
据我所知，那时无人提起民事诉讼。世界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的改变实在太大。换成现在，要是有谁动了别人哪怕一根寒毛，就难逃法律诉讼——就算那根寒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就算那事发生在一百公里以外。这种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诉讼对这个国家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仔细思量，但也不急于得出结论。我读到的一些东西，又让我转而关注另一个话题，打开另一本书。
早晨就这么过去了。我从唐奈尔的阅览室直接去了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刚好赶上十二点半的聚会。一点半散会后，我在披萨铺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午饭这样解决也挺好，但被营养师看到了肯定不答应。到家大概是两点一刻，语音信箱里有两条留言。前一个是十点四十五打来的，后一个我早回来十分钟就可以接到。两个电话都是杰克打的，两次都说他稍后会再打。
我上楼给他回了电话，想着他可能在家，或者那边有了答录机。可他不在家，那边也没答录机。
我在屋里一直待到晚饭时分。我没有出门的理由，手头又有本书要读。所以我也不是特意在等他的电话，不过也有这个考虑吧。电话只响了一次，是简打来的，确定我们周六晚上还要见面。她问我昨晚是否真的一路走回到家，我回答之前深吸了一口气。“走了两条街以后，”我说，“我说了声‘去他妈的’，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约好碰面的时间和地点，便挂了电话。我琢磨自己是怎么了，差点就说，没错，我从约克维尔一路走到了家。还有呢？说我的脚酸腿疼？说我在路上被人抢劫、持枪威胁，而这都是她的错？
我没那么说，当然。我先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回神，然后告诉她平淡无奇的真相。而她也没逮着机会念叨，说我原本可以搭她的便车，能省几块钱。看来我们都在进步。
周五晚上我去了圣保罗教堂，在那儿我见到了吉姆。不过，他正为头痛烦怨，场间休息时就先回家了。结束后我与几个人去喝咖啡，聊到最近戒酒会里有人坦诚自己是蕾丝边[10]。“我早知道佩吉是，”一个叫马蒂的家伙说，“刚认识她十分钟我就意识到了。我只是想在她自己反应过来之前碰碰运气。”
“脑子里还想着‘三人行’吧？”有人说。
“没有，我没想那么复杂。我只想在她明白过来之前上她几次。”
“可是上帝有别的想法。”
“上帝，”马蒂说，“他无知无能。上帝在他妈的调控台前睡着了。”
回到旅馆，前台有我的一条留言，同样的留言：杰克来过电话，稍后还会再打来。他没说让我打回去。太晚了，我也不想打。可我又改了主意，还是打了，不过没人接。
星期六，天气又冷又潮，雨下个不停。我没吃早饭，从街区尽头的熟食店订了早午饭。送餐的小伙子被淋透了，像一只快被淹死的老鼠。于是我多给了些小费。
整个下午我都在看电视，不停地换台，在几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之间换来换去。我并不在意看什么，这总比到外头淋雨好。而且我想，如果我一直待在屋子里，杰克找到我的几率也会高些。
可电话一直没响。我拿起话筒，给他打了几次电话。无人应答。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不是我真的着急与他联系，我只是不想继续被这没完没了的留言缠住了。
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要么看电视，要么看窗外的雨。
我和简约好在“小意大利”碰头，马尔伯里街和赫斯特街交界处的一家餐厅。我们去过那里几次，都挺喜欢那儿的食物和气氛。我提前几分钟到了，服务员没查到我们的预约，但仍为我们找了一张空桌。简迟到十分钟。食物不错，服务也不错。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吧台上一个健硕的男人是我十几年前抓过的犯人。我本想指给简看，给我们的闲聊添点料。想想还是作罢。
饭后我们打算在附近散散步，不过天还下着毛毛雨，还挺冷的，所以我们便直接回到里斯伯纳德街。她泡了壶咖啡，放了几张唱片——莎拉·沃恩、埃拉、伊迪·戈尔梅。这是个阴雨的十月夜晚，温馨浪漫的情调飘荡在空气里，正适合你侬我侬，但用餐时盘旋不去的冷淡和距离感，一直没有散去。
我想，就这样了吗？难道我余生的每一个周六夜晚都要这样度过吗？
到了午夜，我们上床睡觉，收音机调在全天候播放爵士乐的频道上，我俩躺在黑暗里温存了一会儿。我感觉到脑海边缘暗藏了什么东西。我不想看它，睡眠便如舞台的幕布般急速落下。
几个月前，我开始在简的住处留下一些衣物。她已经腾出几个衣柜的抽屉给我使用，也给了我衣橱里的几个衣架使用，这样早上冲完澡后，我就可以换上干净的袜子和内衣裤——还有干净衬衫。通常我会把换下的衣物留给她洗。
“你戒酒快满一年了吧，”早餐时她开口道，“还有多久？一个月吗？”
“差不多还有五六周吧。”
我觉得她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
当晚我在第九大道的一家中餐厅和吉姆·费伯碰面。我俩都是头一次去那里，两人都觉得食物还可以，但不会特意向人推荐。我跟他说了前一晚与简的互动，他仔细聆听，细细想了一想，然后提醒我我戒酒快满一年了。
“她也是这么说的，”我回道，“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耸了耸肩，等着我回答自己的问题。
“‘头一年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我知道这句金玉良言。”
“没错。”
“换句话说，我还有五六周来决定我和简的关系要往哪个方向走。”
“错。”
“错？”
“你还有五六周，”他说，“不用做决定。”
“哦。”
“理解两者的差别吗？”
“大概吧。”
“满一年的时候，你无须改变现状。你无须做任何决定。你没有义务采取任何行动。最重要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明白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道，“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的规划。她也许有她自己的规划。你满了一年没碰酒，再接下来你要么拉坨屎，要么离开粪坑，懂吧？”
“大概明白。”
“你知道，”他说，“说什么满一年才能做决定之类的，只是一般情况。对有些人来说，前五年最好都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
“你开玩笑的吧？”
“甚至十年。”他说。
我们参加了圣克莱尔医院的聚会。参加的人大半都是戒毒所的病人，这是强制要求的。让他们保持清醒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发言了。吉姆和我来过几次，在这里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有深度的发言，不过倒是挺好的观察机会。
会后我陪他走回家，他突然说：“有句话你要记着。是佛陀说的，说得挺对。‘对现状的不满是苦恼的根源。’”
我说：“佛陀说了这话？”
“我是这么听说啦，不过我得承认我没亲耳听见。你好像很惊讶？”
“嗯，”我说，“我没想到他还这么有深度。”
“佛陀吗？”
“别人都这么叫他，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这名字就这么传开了。他应该有六英尺六英寸吧，大块头大肚腩，光头。这人定期参加莫拉维亚教堂的午夜聚会，不过偶尔也会到其他的地方。我猜他以前是机车党，而且八成坐过牢——”
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摇摇头说：“我说的是在菩提树下打坐，等着觉悟的佛陀。”
“我以为是苹果树呢，而且我以为是他发现了地心引力。”
“那是艾萨克·牛顿吧。”
“如果是牛顿的话，那应该是无花果树才对。总之你说的是另一个佛陀，这种误会很正常。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叫佛陀的就是莫拉维亚教堂那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在西街一家粗野的酒馆看守大门。那句话你再跟我说一遍好吗？苦恼的根源是什么？”
把他送回家之后我也回了旅馆。之前我在旅馆前台停留过，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留言。回来之后发现仍然没有电话记录。我问了前台的服务员，他说是有一个人打了几次电话，但没说名字，也没留言。他能告诉我的是，打电话的人是个男的。
是杰克，我想，他已经放弃给我留言了，因为留了也没用。我上了楼。正在挂衣服时，电话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马修吗？我是格雷格·斯迪尔曼。”
“我好像不认识——”
“我们前几天在‘每日清醒’戒酒会里打过照面。杰克·艾勒里介绍我们认识。”
“想起来了。”杰克的辅导员，珠宝设计师，耳朵上还戴着自己的作品。“当时你好像只说了名字，没说姓氏。”
“是，”他说，然后大声吸了口气，“马修，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