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碰到杰克·艾勒里是几个月之后，我们参加了同一个戒酒会。在那之前，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我戒酒满九十天之后的几天。戒满九十天的当晚，我在圣保罗教堂的地下室发表了我的戒酒演讲。教堂在第九大道和六十街的交界处，离我的旅馆只隔几个街区。没戒酒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点蜡烛悼念逝者，享受片刻的宁静。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教堂的地下室有戒酒会。
那晚我坐在讲桌前，说起我的故事，足足说了二十分钟之久。会后大家围过来祝贺我，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火焰餐厅喝了咖啡。回旅馆后，我打电话给简，她也祝贺我，并提醒我满九十天后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是的，第九十一天。
如此想来，杰克·艾勒里打电话向我表达祝贺之意，应该是第九十三天或九十四天。“打之前我还真有点迟疑，”他说，“我觉得你没有问题，不过这种事很难讲，对吧？万一你出了岔子，没坚持到九十天，可又有个混蛋打了电话过来，你会作何感想？我把这话跟我的辅导员说了。他提醒我，地球可不是绕着我转的。我总是忘记这一点。要是你真的不幸破了戒，那你要烦的可就多了，哪里还会在乎电话另一头在说什么。”
大概过去一周，他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偏巧那天是周六，我去了简·基恩在里斯伯纳德街的阁楼。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苏荷区参加了她最爱的戒酒会。之后我们共进早午餐，逛了西百老汇大道的几家画廊。晚上我则照多年来的惯例和吉姆共进周日晚餐。我们一般会去中式餐馆，馆子并不固定，饭后再参加一个戒酒会。所以等我回到旅馆发现留言，已经很晚了。我睡醒才给杰克回电话。当时他不在，他的电话也无法留言。
接下来几天，我们一来一往拨了好几次，终于连上了线。通话也颇为尴尬，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似乎都没什么可聊。
我记得他再次提到赎罪之难。“比如，”他说，“有个跟我一起干的兄弟，我们一起抢过几家店，一起喝掉五分之一瓶黑牌尊尼获加[6]，互称英雄。有一次，我们抢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小店，拿了些锅碗瓢盆。天知道我们脑子在想些什么，他们店里能有多少现金啊，你说！”
我想起那名辨认嫌犯的女人。
“大概是他喝醉以后到处乱说，要么是我喝醉了乱说，谁还记得这种狗屁事！总之我被逮进去了。那女人指认了我旁边的倒霉鬼，一口咬定是他犯的案。后来警察去抓阿尼，老天，这小子竟然一把掏出枪来，真是疯了！当场被警察打成了筛子，被送到贝丝以色列医院前就死了。虽说不是我领他走上的犯罪道路，也没出卖他，可他死了。我连牢都不用坐，抢来的钱也不用退。那我欠他的该怎么办？我该如何弥补？”
之后，杰克又来过一次电话，留言说他要在上西区的戒酒会上演讲。要是我有意愿参加，也许会后我们可以再喝杯咖啡。我考虑了一下，但不知怎么就错过了时间。我还算喜欢他，也希望他顺利，可我没想跟他成为莫逆之交。布朗克斯的记忆弥远，这之后我们的道路又大相径庭——即使到头来我们还是碰到了一起。我是不太可能再戴上警徽，哪怕偶尔仍会起心动念，杰克是否会重蹈覆辙我就不敢说了。要是他能坚持戒酒就没事；一旦破戒，那什么坏事都有可能发生。真到了那一步，我可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再一次碰到他，是在第二大道和八十七街交界处的“每日清醒”戒酒会。我以前没去过，那次去是因为简受邀发表演讲。我从没听过她的酗酒史——只在几次聚会上听过片段——于是我们约好在那里碰头，还能共进晚餐。我找到了地方，为自己倒杯咖啡，一转身，便瞧见了杰克·艾勒里。他在房间另一边，与一个二十几岁、神情专注的男子说话。
我再瞥了一眼，才确定那人真是杰克。他看起来糟透了。穿着还过得去，卡其裤烫得笔挺，外加一件长袖运动衫。可半边脸是肿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了。这事有了现成的解释，我毫不犹豫就下了结论。戒酒的人可不会把自己搞成那样，除非他是个实力不济的职业拳手。我不禁感叹，他如此专注于“十二步”，却还是跌回了第一步。
破了酒戒确实可惜，但这种情况也不算少见。好在他还是继续来参加聚会了。当然，我可不会急巴巴地跑去跟他讲话。只特意挑了一张他不会瞧见我的椅子坐下。戒酒会这就开始了。
这里的流程是先听一个人演讲，之后举手发言。不过开场时还是照常念了一些戒酒的原则、步骤和法规，以及其他戒酒名篇。我的脑袋开始放空，直到有人举手汇报自己的戒酒天数或年数。这么听着听着，我不由侧头看了看杰克。毫无疑问，他也举了手。
没什么出乎意料的，我想，等着他站起来汇报这次坚持了多少天。不过报天数那部分已经走完，现在是在报年数，因为我听见他说：“我叫杰克，在上帝的眷顾和匿名戒酒会的帮助下，前天我终于戒满两年了。”
掌声四起。跟着鼓掌时我才算明白过来。我一边使劲拍着双手，一边暗骂自己是白痴。我有什么能耐，凭状貌就能断定人家喝酒了？
然后主席向大家介绍简。她开始讲她的故事。我往后坐稳，认真听起来。其间有一两次，我还是忍不住往前探了探，看了杰克几眼。他没喝酒，这很好，那他看上去为什么一副惨遭毒打的模样呢？
场间休息时我过去找他。“我就说看见你了嘛，”他说，“这儿离你家很远，对吧？我好像从来没在这里见过你。”
“今天的演讲者是我朋友，”我说，“我可是头一回听她讲述自己的戒酒故事。”
“嘿，值得大老远跑一趟，对吧？讲得很精彩。我嘛，只要步行几个街区就享受到了。”
“我们约好结束后一起吃晚餐。”我说。一边又想，我干吗非得跟他共享这个信息呢。回到座位才明白，自己是要免除后患，让他知道我没空与他一起喝咖啡。
我没问及脸的事情，这话不该由我来问，他也没主动提。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琢磨。发言环节他举起了手，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终于能够满足。但是简好像没注意到那只手。我集中意念去影响她，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叫到了他。他感谢了她的分享，说自己与她有很多共鸣，都经历过宿醉和酒后昏迷云云。他完全没解释戒酒两周年前夕脸上的淤青肿胀是怎么来的。
聚会一如往常在平静的祈祷文[7]中结束。散会后，有十来个人上前跟简握手致谢，包括杰克和他邻座的朋友。我留下来帮忙收椅子，直到他和朋友一起往门外走去时，我仍在整理。
他到了门边，又停下脚步，回头朝我走来。“现在不方便讲，”他说，“可有些事情我真得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
简和我要去吃晚餐，也许会去一家她向往已久的德国餐馆。然后我会送她回家，在里斯伯纳德街过个夜。她要早起上班，所以早餐过后我会走人。接下来呢？搭地铁回旅馆吧。要么就选择慢慢走回家，也许还能顺便参加一场午间戒酒会。佩里街的工作坊就有一场。或者继续走，到三十街的圣方济各教堂书店晃一晃。
我想到了一件事，也许在脸上表现出来了，因为杰克马上问我什么事那么好笑。
“我才想起，”我说，“别人的一个观点。《戒酒大书》告诉我们戒酒是通往重生的桥，但有时它只是通往另一场聚会的隧道。”
“格雷格也这么说。”他说。那人听到自己的名字便凑过来，杰克介绍我们认识。得知他是杰克的辅导员，我并不惊讶。他戴着一只耳环，我猜是他自己设计的。
“嘿，是‘老邻居马修’。”格雷格说，“不过那里已推倒重建。旧印象只留在回忆里了，比现实中的它要美丽得多吧。我还真希望有人在我住过的地方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干脆挖一条河。”
“有人这么干过。”我好像记得。他说那是赫拉克勒斯，为清洗奥革阿斯的牛圈引入了河水。
“他有他的‘十二功绩’，我们有我们的‘戒酒十二步’，”他说，“谁说戒酒是轻松的差事呢？”
简走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抓住她，想尽早离开这里。我跟杰克表示，也许让我来打电话会更方便。可他说他全天都要在外奔波。我只好告诉他，大约中午前我会回到旅馆。如果没人接听，可以下午两点再打一次。
纽约的“小德国”原本在下东区，但一九〇四年发生了一场灾难。一艘名叫“斯洛克姆将军号”的游船在东河起火沉没，船上有一千三百名当地居民。事故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小德国”因此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高速公路贯穿造成的伤害也不过如此——或者挖一条河。
“小德国”的居民纷纷搬迁，大部分移居到约克维尔，即环绕八十六街和第三大道交界处的那几条街。住在那里的不只是德国人，还有捷克人、匈牙利人。这些年来他们又开始外迁了。那里房租日渐上涨，新移民根本住不起。约克维尔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
坐在马克索餐厅里，你可发现不了这些。简认真研究了一下菜单，点了德式醋焖牛肉、紫甘蓝及马铃薯饺子。她讲的德语。服务员则穿了吊带皮短裤[8]，看上去挺憨的。他点点头，可能是赞赏她点菜的品味，或者发音。也可能两者皆是。等我说我要一模一样的，他简直两眼放光。不过当他问及啤酒时，我们说咖啡就行，他马上变得惊诧和丧气。咖啡可以餐后再点，他提议道，享用德国美食的时候，最好配上优质的德国啤酒。
我想起一些优质德国啤酒的滋味：浓烈、香醇、酒体饱满，譬如贝克、圣保利女孩或者卢云堡。我不打算点，甚至都没动念，只是记忆仍在。我眨眨眼让记忆消失。简则斩钉截铁地说，今晚他别想卖给我们哪怕一滴啤酒。
餐厅的气氛有点像招待游客的，可东西足够好吃。餐后我们又要了咖啡，共享了一份黏腻的甜点。“真想天天来这儿，”简说，“就怕体重会暴增到三百磅。那家伙好像被人揍得不轻，我记得他叫杰克？”
“怎么？”
“我看到你跟他讲话。”
“我跟你提过他。”
“你说他是你在布朗克斯的邻居，多年后你把他关进了牢里。”
“差不多。”我说，“手铐不是我给戴的，我只是旁观了嫌犯辨认。他坐牢也不是因为那个案件。我也从没跟他提起过旁观的事。”
“我问他脸上怎么了。我本来不打算问，但他自己要讲。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知道的，刻意自嘲，免得大伙儿尴尬。”
“我见过乔治·谢林一次。”我回想道。
“弹爵士钢琴的那位？”
我点点头：“忘了是在什么场合，有人向我们引荐。当时他一连讲了三四个跟盲人有关的笑话，并不是很好笑，不过那不是重点。大家遇见盲人难免会有些不自然，他就强调自己是个盲人，反而化解了尴尬。”
“没错，杰克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干脆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怎么说？”
“他说都得怪‘戒酒十二步’，他在其中一步滑倒了，摔了个狗吃屎。想来他的朋友知道得更清楚，在旁边翻了个白眼。我本想问他是哪一步出了差错，可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又谢了我一次，侧身让下一位跟我握手。”
“第九。”我说。
“你是说‘第九步’？还是说德文的‘不’[9]？”
“他开始赎罪了，要么正准备赎罪。”
“当初我赎罪时，”她说，“得到的回应不是拥抱就是宽恕。还有些人一脸茫然，因为搞不懂我在道什么歉。”
“嗯，”我说，“你和杰克接触的人不太一样，你们要弥补的过错也天壤之别。”
“有一次我吐得别人全身都是。”
“他没有打你耳光吗？”
“他已经‘记不清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他只是客气而已。老天在上，这种事怎么可能忘呢？”
我像往常一样伸手去拿账单，可她坚持要AA制。到了外头，她说今天很累，想一个人回家，问我会不会介意。我说这样也好，我也有点累。那天是周四，我们就说好过两天再碰头。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帮她开门，她说可以把我捎到旅馆。我说我想走走，消化一下甜点。
我看着她的出租车在第二大道上一路往南开，试图回想我最后一次喝德国啤酒时的情景。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有散装的上好黑啤，我发现自己此刻竟想起了它的滋味。
我强迫自己走过两个街区，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旅馆，我脱下衣物，冲了个澡，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她说她累了，说我可以周六再去找她。”
“你以为今晚可以跟她回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她还问我是否介意，我说不介意，没问题。”
“违心之言。”
“我很想说既然如此，干脆周六也别见了，这样她更可以好好休息，想他妈休息多久都可以。”
“说得好。”
“非常感谢啦，女士，我可自己打车回去了。可我说的却是，我想散步回家。”
“嗯，那你现在有何感觉？”
“累，还有点傻。”
“依我看，两种感觉都很正常。你喝酒了吗？”
“当然没有。”
“当时想喝吗？”
“不想，”我说，然后又想了想，“理智上不想喝。也许心底想喝吧，从某种程度来说。”
“但你没喝。”
“没喝。”
“这就没事了，”他说，“上床睡觉去吧。”
不算小时候在布朗克斯，这是我第三次见杰克·艾勒里——一次透过单向玻璃，两次在戒酒会上。
我下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