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根据家族的传说，阿图尔·叔本华的祖先是荷兰人。此说叔本华十分同意，因为他所崇敬的精神先辈--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曾在荷兰住过。他给自己的一位崇拜者写过这样的话：他的祖父生于荷兰，只是在青少年时期才移居但泽，后又在这个汉萨同盟的自由城市与荷兰公使的女儿完婚。但是这一传说无文件为凭，为哲学家写传记的人断言，叔本华家的几代人都是但泽的显贵公民，在城市附近都有地产。哲学家的祖父是奥尔地区的地主。
1785年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弗洛里斯与约甘娜·亨利耶塔·特洛齐纳（1766-1838）结婚，这是一个活泼可爱、享乐至上的姑娘，比他小20岁，是一位受人尊敬但又很贫穷的但泽市民的女儿。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在回忆录中她描写了自己当时那段不幸的恋爱史（她成了作家，她写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些因爱情不忠而备受折磨的女孩）。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在亨利希·弗洛里斯的郊外庄园（奥利沃）里寻欢作乐。她丈夫每逢周末来到这里，并且带来客人。他们夫妇在性格上极不相同：亨利希·弗洛里斯是个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的人，但身体强壮，意志坚定。夫妇俩只有在游山玩水这一点上情投意合。
1787年，他们第一次出门旅行。亨利希·弗洛里斯想让妻子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太高兴了，说："我要出去旅行啦！出去旅行啦！我要出去见识一下英国啦！……当我丈夫告诉我，他将给我这个意外的幸福，我简直乐昏了头……"但是，亨利希·弗洛里斯的意图不仅限于此。丈夫决定自己亲人的命运，可从不征求亲人的意见。他事先决定：他未来的孩子（一定是儿子）将成为像他自己一样的商人；孩子名叫阿图尔，名字的写法和读音德语和英语是一样的--他将是一个英国人，为此他应当出生在英国。给哲学家写最新传记的作者鲁·萨夫朗斯基认为，在妻子意识到自己怀孕以前，丈夫就知道她有喜了。他经过荷兰和哈夫尔到了伦敦。他的目的是为最终迁居英国打好基础。
约甘娜刚一明白自己快当妈妈了，夫妇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她想无论如何得回家，在母亲的照管下分娩。但是丈夫的决定无法改变，她只得服从，因为她不可能对抗他的"不可理喻"的意志，虽然她要求回家在母亲身边生产是很自然的正常想法。她在丈夫死后过了许多年，于1837年回忆起这次冲突。正是在旅行过程中，第一次暴露了决定他们的婚姻状况的潜在矛盾。她屈服了，但仍渴望按自己本来的喜好办事；在异国他乡她孑然一身，孤立无援。幸好她的交际才能很快使她有了朋友，他们关心她，安慰她，答应给予援助。这里她仍然展露的交际才能，对她在生活中大有用场。
秋天来临了，这家未来的父亲在大雾茫茫的阿尔比昂发起愁来：无端的恐惧追随着他。后来阿图尔也继承了这种恐惧心理，他自己承认，他一生"都在用意志的力量与恐惧作斗争"。亨利希·弗洛里斯不可能夸耀有什么良好的遗传性，因为他的家族中有几个精神病人。
可能，这种恐惧就是精神不健康的象征。可能，他那种阴沉的忧郁根源就在于：他忌妒妻子的世俗成就。但约甘娜对他另有解释。她决定：以她的顺从唤起丈夫的良心谴责，让他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危，让他怜惜她孤独无援。这是说明他们婚姻特点的第二个矛盾，夫妇相互不理解。再加上约甘娜态度极强硬。许多年过后，阿图尔回忆道：父亲只注意那辆残破的四轮马车，"女主人--我的母亲忙于交际，找乐子，而他深感痛苦"。
不管怎样，一年中最不顺利的时候到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例如夜渡拉马什海峡），这对夫妇一心想飞回故乡，终于在1787年的最后一天抵达故乡，1788年2月22日阿图尔·叔本华在那里出世。年轻的妈妈起初把他当成一个新的洋娃娃来对待，但很快就玩腻了，因为她不得不同儿子在城外奥利沃庄园里打发时日，没有可能离开一步。父亲每星期露面一次，而母亲生育、哺乳，吃尽当妈妈的苦头，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框住了她。这是生活经验的起始的重要部分，它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知觉。后来叔本华写道："人深深地相信，除他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像他自己所认识的那个样子；关于对立面的生动表象，再加上无限度--真是可怕的思想"。
他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平静和舒适的感觉。早年不知母爱为何物，基本的个性形成之后，他没有能力以平静的目光注视一切活生生的现象。他似乎觉得世界上没有最高目的，没有崇高的意图。他很少得到也不善于去找生活的乐趣。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怕谈生活的意志，因为他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与他最接近的东西表现为陌生的他人的东西，后来被他上升到哲学高度的那个秘密也就在这里。他不了解人们，害怕同他们接近，有意避开他们，常常陷入窘境。他一生都在担心自己的健康；步入老年，他害怕遇强盗，遭抢劫。
我们人人都有童年，在每个人的个性中都包含有童年的印记。正如普·弗洛连斯基指出的：天才的秘密蕴藏在那些终身保留有童心、童年体质的人们中间。阿图尔的天才鲜明地表现出一个被抛弃（不仅在家里被抛弃，而且在整个世界里被抛弃）的孩子的感觉。尽管如此，在他的性格上并没有听天由命或信心不足的特点。
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属于商界的名门望族；他富有现实感，想法合理。他继承了父亲的勇敢、自豪、清醒、冷静，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像父亲一样，阿图尔一开始就是一名温和的教徒，信仰必定有助于事业上的成功。
二、旅行
阿图尔在故乡城内只过了五年，未能在那里扎下根。法国大革命爆发了。1793年实现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结果但泽这个自由城市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权。但是，普鲁士士兵在此之前已开进了城。亨利希·弗洛里斯拖家带口离开了但泽（同时还损失了十分之一的财产）为的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1793年早春，这家人迁居汉萨同盟的自由城市汉堡。那时的汉堡很繁荣。它不仅是英国制品、而且也是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商品的集散地。1795年在汉堡结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两千多条--创欧洲记录。因此，亨利希·弗洛里斯很快病愈，购置了漂亮住宅，不久就加入了该市的上流社会。他在汉堡不仅找到了平静和安全，而且甚至还找到了自由（英国就是以自由吸引了他）：这里有共和体制，有崇尚英国的风气。这里深切怀念格·莱辛，因为莱辛创办了著名的戏剧刊物《汉堡戏剧》。这里还深切缅怀一位当地的诗人巴尔托特·勃罗克斯，因为他歌颂城市的冷静的自由的精神。18世纪末马季亚斯·克拉夫第取代了他的地位，因为马季亚斯·克拉夫第把"对神的世俗赞扬"提高到了虔诚派教徒的神秘主义，而神秘主义很合阿图尔的兴趣。在汉堡住过的有著名诗人弗里德利希·克洛普什托克，人们敬重他，但很少知道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杰出的德国文化活动家，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从革命的法国逃亡出来的法国贵族。
约甘娜打从心眼里高兴有这种非常讲究的社交活动，把自家的房子变成沙龙，常来这里的不仅有上面提到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还有艺术家维·季什平、格·雷马鲁斯博士--著名的"沃尔芬比尤特片断"的作者、自然神论者和自然宗教的解释者德·斯塔尔夫人、法国演员、外交官等等。小阿图尔在保姆和女佣的照管下从不参加这种生活的节日。母亲对他漠不关心，对父亲来说，他似乎也不存在。父亲同儿子开始交往并指导他的行为，仅仅在他"进入理智"的时候--大约是八岁吧。在叔本华对这些年在汉堡生活的回忆里，透露出被抛弃、受束缚的感觉和恐惧心理。"有一次，父母散步回来，找到了六岁的我，当时陷入完全的绝望，因为我似乎感到他们永远抛弃我了"。
1797年夏，阿图尔的唯一的妹妹阿得儿出生了。父亲决定把儿子送到法国城市勒阿弗尔的一家商场去当学徒。这家生意红火的商场老板格列古阿尔·德·布列齐玛尔是他的生意合伙人和好友。阿图尔在老板家里住了两年。阿图尔在这里迎来了"童年的最快活的时光"。格列古阿尔一家人很好客，和蔼可亲。格列古阿尔夫人使他置身于爱的气氛中，把他当亲人对待。阿图尔喜欢勒阿弗尔这个城市和大海，他和老板的儿子、自己的同龄人安季姆很要好，他法语说得好极了，以致回到家之后，竟很难用母语讲话了。
1799年阿图尔回到了汉堡。这时整个欧洲遍地燃起了战火；尽管海盗船只在北海上穿梭航行，没有亲人伴随，他不得不只身返家。回汉堡后不久他就被送入依·隆盖博士开办的一所颇负盛名的学校，在这里学习的都是些富家子弟--未来的商业家，阿图尔在这里学了四年，每天五六小时。叔本华在生平自述中对这所学校赞扬备至。在未来商业家必修的学科中还包括人文科学--外语、历史、地理、宗教（不学宗教信条和关于复活的学说，不学神秘主义，只学自然神论的道德学说），还有拉丁语，分量不大，为了不让人看起来觉得是没有知识的粗鲁人，学点拉丁语也是必要的。
阿图尔的校友劳伦茨·迈耶尔和卡尔·戈特弗鲁阿把日记和书信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和书信（很空洞无味，有时还很庸俗）描绘了学校的平时生活和消遣娱乐。阿图尔并没有把这两位校友看成勤勉的好学生；学生们常去参加舞会，在那里学习好风度，练习跳舞和物色未来的新娘，阿图尔没有为之动心，他的身材本来就很结实健美。这种友谊是不深的。当阿图尔于1807年永远离开了汉堡之后，这两位朋友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阿图尔向往精神生活。他读书破万卷，在这方面，他的父母不加以限制。除了喜欢看骑士德·伏勃拉斯的爱情传奇故事外，他还阅读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以及德国诗人和法国诗人的作品。他不愿意当商人，一心想要进中学，在那里可以学习古代语言、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但是父亲给他准备了另一种命运，15岁的阿图尔从隆盖办的学校出来后必须进入富商和汉堡参议员马丁·英尼施的大商场，为的是最后熟悉一下商业经营之道。
最后父亲还是向儿子投降了，他准备让他当神职人员。但是为进入神甫的行列要付给大教堂的费用极高--两万列伊塔勒。父亲要阿图尔作出生存主义的抉择；或者是上中学，或者是跟随父母在欧洲长期旅行，之后再到英尼施那里学生意。
选择的自由摆在这个少年面前。然而，阿图尔已相当成熟，他理解这种选择会给他带来严重后果：任何一个"是"会引出许多的"不"。出去看世界始终是不周全的，而待在家里，也只能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后来叔本华在《道德形而上学》讲义中专门描述了这种直线运动，而不是可以提供更广泛选择的多条道路。这种悲剧性状况也反映在他的反历史主义上：对未来期待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历史是一种同魔鬼的联盟，而未来表现为非意志，表现为威胁，表现为黑洞。在这种情况下，在欧洲旅行，结果是通往牢狱大院之门。
阿图尔仍然选择了旅行，他的求知欲比他对学习的爱好更强烈一些。或许他那时已经懂得：任何错误的一步，哪怕是对自己的背弃，都不会消除实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后来他在《道德形而上学》讲义中指出："……人企图（大部分不成功）强化自己的性格，但最终不得不屈服"。
1803年5月阿图尔同父母一起上路（把妹妹留在亲戚家），途经不来梅、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最后到伦敦。在父母的监督下，他写日记，写满了三本。因此，在日记中没有什么隐私。
例如，他写了在不来梅他们参观了"居士小屋"，看到皮肤蜡黄的尸体没有腐烂，非常惊讶；在威斯特法伦，马车夫把他们带进沼泽地，他们不得不食用急需备用品--法国大馅饼和葡萄酒。在阿姆斯特丹，他第一次碰见他个人的偶像：在食具店内看见了佛像。在拉特大厦他知道了什么是崇高，觉察到这幢大厦的纪念性建筑和雕塑超出了人的计量尺度。在这个空间里，人显得无比渺小，而刺眼的化为石头的肉体令人想起人的存在的空虚。
在温莎公园，他看到英国国王和王后在散步："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在维也纳，他看到奥地利皇帝夫妇乘车出行。在巴黎，在剧院里，他看见了拿破仑本人，目不转睛地看他的枪托，奇怪他的制服很简朴。而后在阅兵式上，拿破仑骑上漂亮的高头大白马，忠实的骑兵卫队在他身旁一字排开。但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兴趣并不妨碍他对他们抱怀疑态度："这一威严时刻留下了什么呢？一片废墟，上面一切都死去了。帝王们失去了自己的宝座和权杖，英雄--武装力量。只有精神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光辉发自他们本身，只有他们才表现出他们所拥有的伟大"。
这家人抵达加来是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通过拉芒什海峡的交通已经中断，而航行有很大的困难。有一个时期，这家所有人都住在英国伦敦，后来父母到苏格兰，而阿图尔为了学英语就留在温布尔顿，上兰开斯特牧师办的寄宿学校。阿图尔在这里学英语，成绩优异，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以致英国人都把他当作同胞了。在这里他第一次对英国人的虚伪产生了厌恶感（例如一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做祷告，培养虔诚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有时候不虔诚的罪恶行为是同时并存的），他一生都保留着这种厌恶感。为了寻求快慰，阿图尔经常阅读席勒和其他德国诗人的作品。
叔本华一家人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阿图尔仔细认真地观赏了巴黎的名胜古迹。后来他单独到勒阿弗尔拜访了格列古阿尔一家，与自己的朋友安季姆见了面，这些年来与他多有书信往来。在圣费雷奥勒的朗盖多克渠道的地下水闸使叔本华产生了震撼性的印象，后来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美学课时把它们引用为崇高的例证。在波尔多，国内战争使当地居民惊魂未定。但是，当这家人来到的时候，该城已经从震荡中有点恢复元气了。叔本华一家参加了该城为恢复天主教信仰而举办的一些联欢活动，等等。
少年阿图尔回忆起他人的不幸，总是痛心疾首的。他有一颗善良的、易伤感的心。早在旅行第一天，他们就碰见一位妇女，她在幼时双目失明。"我可怜这位贫穷的妇女，她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只喜欢冷漠的安详，她靠安详转移了自己的敌人"。终身被锁在土伦要塞墙上的囚犯，铭刻在他心里，终生难忘；这个世界的残酷性使他大为震惊；64个不幸者必须靠面包和水来维持生命，获得解放是毫无希望的。后来叔本华断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木挠战船上的盲目意志的奴隶。盲目意志的链条把我们同周围人捆在一起，我们动一动就会引起他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