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江老师某次谈起他要写一本《论语读人》的小书，我说题目很有趣。今天他已写好，命我写个小序。匆匆读后，最直接的感受是，厚江老师的这本书纯以简易之法读经典，从而将经典读成了平易近人的书。
古人平时读的书很少，孔子以前贵族才能受教育，也只读《诗》《书》而已。这两部经典是从乐师和史官手上的文献中选编出来用于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很像我们的《语文》教材。但古人还有一种文化资源，就是“古人之言”。从《左传》《国语》等春秋时代的史书中可见，古代贵族说话时，除了引称《诗》《书》之语，就是“古人有言曰”“古之人曰”“史佚有言曰”。所以，古人只说话，不著书，春秋时代人们所说的“三不朽”包括“立德”“立功”“立言”三大项，前两项是圣人和圣王们的事业，后一项君子、贤人、士人皆可以做。孔子也依循这个传统，只说话，至多编写教材，所谓“述而不作”。他的学生平时也像我们的官员跟在领导后面一样，手上拿个小本本随时记点什么。他们那时没有纸，用一块小方木片，叫作“传”，方的东西都是“专”，比如盖房子的“砖”也是方的。当时的经典写在竹简上，竹简一条一条的，又长，写的字又少，不能用来做记录。试想如果学生上课都带上竹片子，课堂上一定充斥着哗哗啦啦的噪音。所以他们在“传”上将老师的言行或上课讲解经典的内容及时记录下来，这种文字就是所谓的“传记”。有时忘记了带“传”，或用完了，就写在衣服带子上，所谓“子张书诸绅”便是。孔子死后，学生将他的言行录集中起来编成《论语》，从此，中国的文献里就出现了许多“子曰”。
介之推说：“言，身之文也。”孔子也认为，真正能立得起来的“言”是德行的体现，与人的行为修养不可两分。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课程大多是实践课，比如教学生行礼、奏乐、射箭、驾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学生和他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其中翘楚者十人，分属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只占其一。所以，学生除了记录老师和同学的言论，也记录老师和同学的德行。我在上文学史课时，曾经问学生，为什么《论语》中的人，话说得很简易，但孔子师生的形象却十分鲜明，而后来的《孟子》《荀子》，话越说越复杂，老师和学生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暗淡？原因就是，后来的儒家，只知道记录老师的思想和言论，不知道记录老师的德行。他们好像狗仔队，只知道伸话筒录音，不知道如何深入生活，访问调查。古往今来读《论语》者，大多关注其中的“言”，厚江老师的书另辟蹊径，给我们揭示了《论语》的另一面。人是言行的统一体，读人才是对《论语》全面的阅读。
陆象山诗曰：“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易浮沉。”然简易亦须有功夫，厚江老师的读法不是学究式的，而是感发和个人的，为了避免主观的误读和过度阐释，他首先综合前人定说加以评判，便之简易凝练，在此基础上加以创发，其创发多联系自家经历与当下生活，文字平易，道理亲切，多令人会意颔首。在他的阅读中，孔子和他的弟子这些古代的圣贤“大人物”被还原为“一般的人”，既体现了对“经典”和“大人物”的现代反思，也表现了对“经典”和“大人物”的现代敬意。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将大哲学家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包括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人，因为他们“被证明了千余年来一直不断地在发挥着影响”（《大哲学家》）。如果说孔子给中国的思想创造了什么范式的话，那就是他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厚江老师的这本小书，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
是为序。
徐兴无
于南京大学文学院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