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多面体，圣人也是。
孔子是万代师表的圣人，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本人也“然哉！然哉！”地欣然接受。我们在《论语》中读到的孔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如同我，如同你，如同我们村里的张大爷，如同我们楼下的李老伯。他也生气，他也骂人，他也耍点小聪明……或许，唯其如此，他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更接近那个叫孔丘的人；或许，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本心。“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应是他自我本心的绝好表白。
孔子的率真
读《论语》，常常为孔子的率真而感动。
孔子的率真首先表现在对利的追求上，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章：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7］
大意是，孔子说：“自愿拿一束干肉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脩，就是干肉，又叫脯。束脩就是十条干肉。杨伯峻先生说，古代作为初次拜见的礼物。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初次见面时要拿十条干肉作为学费。后来，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叫作“束脩”。
对这一章的理解，一般认为孔子这段话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反映了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钱穆先生就说：
本章谓只修薄礼来见，未尝不教诲之。古者学术在官，事师必须宦学，入官乃能学艺。私家讲学之风，自孔子开之。自行束脩未尝无诲，故虽贫如颜渊、原思，亦得及门守业。
李泽厚先生对这一章的解读则不同：
“束脩”一般都解作“十条肉脯”，本译从汉代经师。而与孔子所讲“十五而志于学”，书传“十五入小学”相应。亦有以服饰、行为“束带修饰”、“约束修饰”释“束修”者（陈大齐《论语臆解》引李贤等）。从年岁看，孔门是高中、大学水平。看来孔子不教发蒙小学生。
也有人说，既然要交十条干肉做学费，那必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之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条干肉来的，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只停留在口头上，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为孔子辩护的人说，认为用这种推论否定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于理想化和幼稚。因为在任何社会里，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有教无类，恐怕都有相当难度，这要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我们以为，如此否定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和将读书权利带到民间的功绩，实在是抬杠；而这样的辩护也不得要领。因为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和将读书权利带到民间，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普及义务教育，而是对官学的突破。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讨论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贡献之大，而是由此看到孔子的率真和可爱。或许在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似乎一个老师先开价钱，便是俗气，只有绝不开口言利，才是应该的，只有无私奉献才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肚子里不管怎么想，都不要紧；私下里不管怎样心黑，也不要紧。这就虚伪得可怕。相比之下，还是孔子真实，不仅要见面礼，而且还要是“自愿”，数量还要达到“十条以上”，更重要的是要先送礼物，然后再教诲。李零先生对此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分析：
“自行束脩以上”，“脩”音xiū，自带干肉十条以上。……
这里的干肉十条，多长多粗，不知道，也许是十根腊肉那么大一把许，也许和超市里卖的一包香肠差不多。古代吃肉很少，一包香肠也是很大的享受。孔子有弟子三千，一人一束腊肉，可以有30000束腊肉。更何况“束脩”二字的后面还有“以上”，学生愿意多送，也可欣然受之，多多益善。可能不止于此。当时的物价水平，我们无法估计，好像还值点钱。
束脩是拜师的见面礼，不是学费。学习期间的费用，可能是自理（是自带干粮，自己花钱租房子）。孔子收徒，不问出身，只问有没有见面礼。
李零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孔子的话的确已经有了比较强的市场经济的味道，但不遮不掩，明码标价，态度鲜明。不像我们有些人，一心想着别人送礼，却绝不说明；但你如果不送，或者送不到位，他就绝不教诲，绝不帮忙，甚至要故意为难，从中作梗。当然，我们如果苛求一下孔子也可以，你既然要推广教育，你就不应该收费；你既然是圣人，就不应该说钱。我想，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推圣人之腹。在我看来，人家孔子压根也没有想过要普及教育，也压根没有想过做什么圣人。这都是后人说的。绝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刚刚工作就想着要成什么家，甚至还没有启蒙，就已经有了伟大的理想。人为什么不活得真实一点呢？我们老家有句话，叫取到鱼晃板都会说话。意思是，一个人成功了回头看看什么都是伟人迹象。
孔子直言要钱，想富，还见于这样一章：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7.12］
大意是，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获得的话，即便是去做地位很低贱的活，我也愿意。如求它不得，那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执鞭之士”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就理解为驾车的人。但李泽厚、杨伯峻都译为市场的守门人。李泽厚先生还交代了这样翻译的根据：
《杨注》：执鞭之士，根据《周礼》，有两种人拿着皮鞭，一种是古代天子以及诸侯出入之时，有二至八人拿着皮鞭使行路之人让道。一种是市场的守门人，手执皮鞭来维持秩序。
钱穆先生就说“执鞭，贱职”。我采纳钱穆先生的说法。对这一章人们通常的理解是孔子并不反对发财，但必须符合于道，这一章表明孔子自己不会违背道德原则去追求富贵荣华。这自然是不错的。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而钱穆先生和李泽厚先生都读出了“富贵在天”的意思。李泽厚先生说：
这也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意思。发财确有极大的偶然性，并非只要努力就能得到。不像读书、做人，只要努力，总可以有所成就。
但我读出的是孔子也很喜欢钱，也很想致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不为尊者讳的话，孔子对富贵的强烈愿望是不言而喻的。孔子的等级观念是非常强的。现在为了致富，再低贱的活都愿意干，不管是市场看门，还是为人驾车。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孔子的一种表现手法，以此说明自己不是发财的命，只是读书的命。但即使是表现手法，以什么作为衬托，难道不是内心需求的一种表现吗？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肯定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而潜意识常常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在追求。当然有人会藏得很深，压抑着始终不说，让人看不到一点迹象。这样的人，是做官的好料子，但绝不可爱，而且很可怕。和这样的人，还是少交往。
孔子的率真不仅表现在对物质需要的直接表白，更表现在和学生的日常交往之中。比如下面一章：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7.24］
大意是，孔子说：“同学们，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是丝毫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做的。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
这段话应该有背景，可惜我们不知道。可以推测的是同学们怀疑孔老师向他们隐瞒了什么。中国的传统，老师和师傅是不会把所有的本领和学问都教给学生的，必须留一手。猫和老虎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说猫收了老虎做徒弟，老虎向猫学本领。等老虎以为自己所有本领都学会了，为了成为天下第一，就准备把猫吃了。猫吱溜一下上了树。老虎不会爬树，在树下干瞪眼。猫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在我留了这一手。”现在留一手的老师和师傅都还是有的，当然不会很多。是不是因此孔子的学生就对老师有怀疑。记得陈亢就问过孔鲤他爸爸是否私下里教了他什么。可见孔子的学生出了肉干之后，的确是好学的。至于隐藏了什么呢？是学问，还是做事？从下句看，是做事的可能性大一点。但做事，也就是学问。这似乎差距不大。我最关注的是“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这一句。“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遮不掩的，不躲不藏。我最喜欢这样的人，最讨厌鬼鬼祟祟的人，耍小手腕，搞小动作。而一个老师和学生这样说，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朋友，这是一般高低、一般见识的话，而不是居高临下。这样的说话姿态，让人开心。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要摆出一副不加计较的大度，不加解释，不加理会，实际上都记在心里。后世的老师们、长者，大概都是如此，表现出“天能盖地，大能容小”的风度。风度是有的，但显得生分，距离也就远了，更看不到长者们的真实面貌和心地。今天，我们有些老师也和学生一般见识了，没有了师道尊严，但让人觉得是小气，不同于孔子这样的率真。
下面一章，孔子在学生面前的态度，更加率真得可爱。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大意是：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错了，老天惩罚我！”这是很著名的一章，也是孔子最为可爱的一章。对这一章，见仁见智者很多。司马迁说，孔子并不是要见南子，而是想通过南子这条路子见卫灵公。林语堂先生写了剧本《子见南子》，引起孔氏家族的愤怒，大概丑化了孔子。南怀瑾先生则由此讲出了一番“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的道理。我只觉得，孔子这老头真好玩。记得邻居家有位老爷爷，也说过完全一样的话。老头是个癞子，但人缘好，会做生意。我们都叫他四癞爹爹。四癞奶奶是城里姑娘，那时候没有城乡差别，就嫁到我们村里来了。但一辈子没有下过地，大概是当初的承诺。有一阵，村里传言四癞爹爹和一个名声不是很好的妇女有染，于是四癞爹爹就向四癞奶奶对天发誓：“肯定没有这回事。如果有，就叫我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天打五雷轰！”急得脸色全红了，癞头当然更红。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孔子面对的是学生，是一个经常被他教训的学生。假如孔子说一套“仁”与“礼”方面的大道理，要镇住子路是不难的，至少是有可能的。但他没说，而是赌咒发誓。
说了就不可爱了，至少没有现在这样可爱。
孔子的率真还表现在非常看重和学生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怀念跟着东奔西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的学生。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11.2］
大意是，孔子说：“跟随我在陈国、蔡国之间忍饥挨饿的人，现在都不在我身边了。”
孔子和他的学生从陈国到蔡国去。途中，他们被陈国人包围，好几天都没有饭吃，许多学生饿得不能行走了。当时跟随他的学生有子路、子贡、颜渊等人。孔子回鲁国以后，子路、子贡等先后离开了他，颜渊也死了。所以，孔子时常想念他们。说这句话时的孔子，真不像什么圣人，甚至都不像我们今天的名师大家们，就一个平常的老头。我想，孔子说这句话，“也”字一定拖得很长。那是一种属于过来之人的伤感。我有个邻居老伯是南下干部，每次去他家，他都会不顾大妈的讥笑拿出那本很小很老的相册，翻开一张张照片，指着一个个人物，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那些人物的传奇，那些过去岁月的艰辛与光荣，我惊奇于他对那些时间地点的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最后总是一声惋叹：“当初一起……的人，都不在了。在的，也不能走动了。”那脸上写满怀旧，写满对已往生活和昔日朋友的怀念。陈蔡之行，对于孔子来说是难以忘却的。他也常常怀念共过患难的人。恋旧，不仅仅是一种老态，也是一份感情，念旧的人大多率真。
孔子的率真更表现在对名分的在意。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1.8］
大意是：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总是我们各自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给他买椁。因为我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路，是颜渊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颜渊老爸这人，或者说孔子这个学生很有趣，儿子死了，居然要老师拿自己的车子去换他儿子的椁。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入葬都要椁的，有棺就不错了。可是颜路想要让儿子体面一点。如果你有条件，这也可以理解。可他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求老师出力。如果老师有钱，像现在大学里带研究生、博士生的老板，课题经费、项目经费，都在你那儿，为学生置一个椁，也不是不可以。但孔子也没有这个能力。可颜渊这老爸居然明确要求老师卖掉自己的车。孔子显然不高兴了。回答很不客气。“你儿子聪明、有才，是儿子；我儿子，没他聪明，没他有才，但也是儿子。”这话说得有一点太直接，极其真实。或许说到儿子，说到早逝的儿子，他便克制不住，或者他从不想做作，一切出于性情。再看后面的一点理由，更有意思。我大小也是一个大夫吧？怎么能叫我出门连一个车也没有呢？太真实了！太可爱了！我们知道孔子这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大夫一级的官员，而大夫必须有自己的车子，不能步行，否则就违背了礼的规定。这告诉我们，孔子对做过大夫一级的官员这段历史多么在意，对这大夫的名分多么在意。
再如下面一章：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14.21］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以后去朝见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把他的君主杀了，请你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季孙、孟孙、叔孙那三位大夫吧。”孔子退下了之后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君主却说‘你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去向那三位大夫报告，但三位大夫不愿派兵讨伐，孔子又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呀！”
陈成子杀死齐简公，这在孔子看来真是“不可忍”的事情。尽管他已经退官家居了，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把此事告诉了鲁哀公。他的请求遭到哀公的婉拒，所以孔子心里一定是很抱怨，但又无能为力。他又去向季孙、孟孙、叔孙三位报告，受到的还是冷遇。说真的，起初读这一章，很为孔子难过。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人家陈成子杀死齐简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人家鲁哀公的态度不是明摆着吗？让你去找三子，是一种推卸，也可以说是对你多事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在耍你，是在玩你，你还居然真的去找三子。孔子其实并不傻，这一切都明白，所以他出来才会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君主却说‘你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三子的态度更冷淡，干脆理也不理你。你不是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但后来我还是理解了这位老人。这就是他，一个真实单纯而可爱的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别人耍他还是当真。
“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呀！”看起来，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其实是太把自己“我曾经做过大夫”这件事当回事了。我们村里就曾经有过一位这样的老太爷。因为在村里辈分高，大家都叫他老太爷。据说他跟着当年的老村长送过信。后来的大队干部们有什么事情不妥，他就要找到大队部杵着拐棍教训一通：“你们这些小东西，越来越不像话了！简直无法无天！老太爷不来管管你们，就没有人管你们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就被你们这些家伙搞坏了。群众一肚子意见！”老太劝他别管这些闲事，得罪人。他说：“我要不是做过几天工作，我才懒得管！”真的让人觉得可爱。好像最近也有过一条新闻，说一个老阿姨教训了几个地方干部，也很可爱。也许有人以为我的那位老太爷和今天的这位老阿姨不谙人情，不谙世事，太把自己当碗菜了。而我由衷喜欢这两位老人。如同孔子一直记着自己的身份，即使别人早就忘记他曾经做过大夫一级的官。
这就是率真。我们今天太缺少这样的率真了。不仅做一点点小官，就城府深不可测，连知识分子中也很难看到率真的人了，更不用说率真得像孔子这样可爱的了。就连孩子们也很早就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得可怕。孔子这老头，真的很真实，真的很可爱。对比自己，我就做不到。相比之下，我们多么鄙俗，多么虚伪。
我们呼唤孔子这样的率真。
孔子的自信
孔子一生很不得志。《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大意是：有一次孔子到郑国去，与弟子走散了，孔子在城墙东门旁发呆。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边有个人，他的前额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部像子产，不过自腰部以下和大禹差三寸。看他憔悴疲惫的样子就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子。孔子很坦然地笑着说：“把我的外表说成这样，实在是夸过头了。不过说我像条无家可归的狗，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
可见孔子当时的落魄，《论语》写孔子失志落魄的章节很多。但不得志的孔子，却一直活得很自信，使我心生无限敬意。
他的自信首先是对自己的好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
大意是，孔子说：“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么好学罢了。”
我们有专门一篇写孔子的率真，这一章也可见出他的坦率直爽。他认为自己的忠信并不是最突出的，能赶上的人很多，哪怕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也有像他这样讲求忠信的人。但他坦言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不多。很显然，说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就有像他这样讲求忠信的人是衬托手法，是为了说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好学。孔子好学固然不错，但自己这样表扬自己好学，不仅显得率真可爱，而且显出孔子的自信。关于孔子好学，《论语》中亦有多章可见，我们也有专门篇章谈论，这些不再多说。
孔子对德的自信就更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大意是，孔子说：“上天把如此的美德赋予了我，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大意是：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他说了这句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桓魋，是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是宋桓公的后代。对这一章，钱穆先生有自己的解读：
其如予何：犹云无奈我何。桓魋纵能杀孔子之身，不能夺孔子之德，德由天生，斯不专在我。桓魋之所恶于孔子，恶孔子之德耳。桓魋不自知其无奈此德何。既无奈于此德，又何奈于孔子。弟子欲孔子速行，孔子告之以此，然亦即微服而去，是避害未尝不深。然避害虽深，其心亦未尝不闲。此乃孔子知命之学之实见于行事处，学者其深玩之。
按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智，与不惧之勇。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实有非言辞所能传而达，知识所能求而得者。学者当与文王既没章在陈绝粮章参读。
李泽厚先生也有自己的解读：
[记]这章常被后人引为孔子负有某种神秘使命或具有某种神秘“圣性”，自有上天保护，因此不怕。其实这不过一句普通壮胆的话罢了。何必如此刻板解说，把孔子神化？由某种责任感而生的历史使命感，从而设信有某种客观法则规律在，即此种“壮胆的话”的由来，用以自勉自励，即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也。
钱穆先生从中读出“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志，与不惧之勇”，是很有道理的。李泽厚先生的“神化”之说肯定是有所指，但我们不知道具体背景，然而我们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钱穆先生要我们“深玩之”。我不是学者[1]，本不在钱穆先生的话语对象之内，但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以为，需要深思的是，孔子这样的“大无畏气概”来自哪里？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来自“由某种责任感而生的历史使命感”。我们以为这样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来自一种自信，来自一种天赋予其责任的自信，更是来自自以为代表了正义的自信和信心。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听听这口气。生命受到威胁，不仅毫不慌乱，而且能说出这样一番极度自信的话，让人看到了孔子作为圣人的风度，的确很不容易。我们不能不心生敬畏。孔子的自信有三：一是自信自己是有德之人，用今天的话语，有德似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正义。更自信的是自己这样的德不是好学而来的，而是上天赋予的，当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有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德，而成了上天之德。有了前两个自信，第三个自信就水到渠成：小小的桓魋是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孔子认为自己承担了上天赋予的重任，这并不是唯一的表达，再如下一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大意是，孔子被匡地的人所围困，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理解这一章，要了解背景。《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孔子外出游说被围困，这不是第一次，当然这一次是因为误会。这一次，孔子更是表现出不同一般的自信。钱穆先生的解读似乎也是如此：
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实在是一个“自信极深”的老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自信“斯文”就在自己。其次是自信“天之未丧斯文”。其实，也就是自信天不亡我。三是自信匡人对自己无可奈何，“匡人其如予何”。三个自信，有着严谨的逻辑。前面两个自信是根本，后一个自信全由此而来；前两个是前提，第三个是结论。这让我想起老父亲。他是生产队里扬场（用板锨把稻谷、麦子抛到高空，借助于风把饱满的稻谷、麦子和干瘪的稻谷、麦子以及草屑分开）和堆草垛的高手。有一次和负责打谷场的干部闹了矛盾，我们担心人家不要他到打谷场干活（打谷场的活比下地干活，要轻巧一点）了。他一点不愁，嗞嗞抽着烟袋说：“他会来找我的。”那语气悠然而平静，却充满自信。我估摸孔子说这话时，也差不多如此。如此自信是要胆识的，也是要实力的。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天之未丧斯文”，才敢如此放言。我也看到一些专家，在某一方面是一把好手，就以为领导会很在意他，动不动要辞职，结果辞就辞了，领导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弄得很不爽。现在还有几位领导在乎你那几下子！
说到底，孔子的自信是来自“天”。老天不撑腰，他也自信不起来的。
注释：
[1]学者”之意是指学《论语》的人，而不是现代说的“学者”。
孔子的牢骚
孔子有句名言，非常有影响：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14.30］
意思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本领。说是这么说，其实孔子自己也常常因为不被人理解而发发牢骚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大意是，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
对这一章，钱穆先生看到的是孔子的过人之处，强调孔子能于“下学”处用功，最终能够“上达”，这是孔子高于别人的地方。他说：
本章重在“下学”两字。一部《论语》，皆言下学。能下学，自能上达。无怨无尤，亦下学，然即已是上达之征。孔子反己自修，循序渐进，以致其知。知愈深而怨尤自去，循至于无人能知、唯天独知之一境。故圣人于人事能竭其忠，于天命能尽其信。圣人之学，自常人视之，若至高不可攀，然亦本十室之邑所必有之“忠信”而又“好学”以达此境。故下学实自忠信始。不忠不信以为学，终无逃于为小人之下达。至于舍下学而求上达，昧人事而亿天命，亦非孔门之学。深读《论语》者可自得之。
本章孔子自述为学，极平实，又极高远，学者恐不易遽明。能在心中常存此一境，而沉潜反复于《论语》之全书，庶乎有一日可望见其有所卓然之处。
钱穆先生的解读的确是一个角度。而李泽厚先生和李零先生的解读，更贴近我的揣读，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也更好理解。
李泽厚先生说：
【记】孔子也有不知道（即不使用）自己的埋怨，与前面所讲岂不矛盾？这正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孔子面目。怀才不遇而抑郁感叹，乃人之常情，虽孔子亦何能免。孔子虽然没有怨天尤人，但也确乎满腹牢骚，在《论语》中可以多次看到。足见孔子乃普通人一个，并非宋明理学家所描绘的那种超凡入圣、修养“到家”的“至圣”傀儡。
李零先生说：
孔子认为，他的为人所知或不被人知，是自己决定不了的。他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请注意，孔子经常说，别在乎别人知不知道自己，但这段话却透露出，他对自己不为人知还是非常在乎的，而且有点酸酸的无奈。他虽说“不怨天，不尤人”，但还是慨叹，知他者只有老天。
于这一章中，我们读到的就是孔子的牢骚。而且还引起了自己强烈的共鸣。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无法和孔子相比，但不被理解的感受可能还是相通的。不被陌生者理解，自是常情；不被亲近者理解，不被认同者理解，不被“理解”者理解，真是难以言说。经常有人夸我，夸得我非常难受。“厚江你……真的不简单，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我知道对方是诚信的，但他夸的正是我讨厌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很为难，挑破了，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思，会让对方难堪，自己也难堪，会破坏了谈话的气氛，甚至会伤害了感情。“黄厚江，这人真不识抬举，我说他好，他还和我矫情！”所以，孔子只能寄希望于天。寄希望于天，实际上就是没有希望。其实孔子一定知道，即使有一天你真的“有能”了，是不是就得到人们的理解了呢？真不一定。甚至越有能，可能会越得不到理解，得到的误解会越多。凡事从积极角度理解，自然是好的；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另一面。
下面一章，是孔子以另一种形式直接发牢骚。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7.19］
大意是，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说：“你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
对这一章的解读，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的说，“孔子惧学者徒以言语求道，故发此以警之”；有的说，“孔子有见于道之非可以言说为功，不如默而存之，转足以厚德而敦化”；有的说，“孔子以天自比”。（此三说均引自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李泽厚先生则从宗教的角度作了发挥和分析。而众家之说中，我们比较认同李零先生的说法：
孔子生气，说他实在不想说话了。大概他对政治很绝望吧。子贡说，您不说话，我们这些当学生的还有什么用？当学生的就是往下传述老师的道。孔子以天自况，说老天就不会说话，四时照样运转，万物照样生长。
李零先生的见解从平常人着眼，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读这一章，我们的重心在孔子的第一句话：“我想不说话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一会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会儿又说“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一会儿又说“呜呼，我说不出话”。鲁迅是个牢骚很盛、火气很大的人。孔子不是鲁迅，但不等于孔子没有牢骚。不平则鸣。鲁迅是不平者。孔子心中平吗？他的处境并不好。尽管他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挂在嘴上，但不等于他没有牢骚，也不等于别人就都理解他。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并不是说他自己就一定能够做到。人之常情的东西，有时候是最难控制的。
比较直接地发牢骚，这在孔子是不常见的，因为他一直教导学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但圣人也是人，也许他这样教学生就是因为知道要这样做不容易，是在教导学生，也是在警醒自己，但人有时候也是管不住自己的。于是孔子发牢骚，更多的时候比较含蓄。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5.22］
大意是，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的那些学生们狂傲自大，文章大多文采斐然，我不知道该如何教他们。”
钱穆先生对这一章的各句都有较详细的注解。虽然是句解，但全篇的主旨还是得到了揭示。
子在陈：《史记》：“鲁使使召冉求，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将大用之。’是日，孔子有归与之叹。”
吾党之小子：党，乡党。吾党之小子，指门人在鲁者。《孟子·万章》问曰：“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是也。孔子周流在外，其志本欲行道，今见道终不行，故欲归而一意于教育后进。鲁之召冉求，将大用之，然冉求未足当大用，故孔子亟欲归而与其门人弟子益加讲明之功，庶他日终有能大用于世者，否则亦以传道于后。
狂简：或说：狂，志大。简，疏略。有大志，而才学尚疏。一说：简，大义。狂简，谓进取有大志。孟子：“万章问，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是狂简即谓有志进取。不忘其初者，孔子周游在外，所如不合，而在鲁之门人，初志不衰。时从孔子在外者，皆高第弟子，则孔子此语，亦不专指在鲁之门人，特欲归而益求教育讲明之功耳。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斐，文貌。章，文章。如乐章，五声变成文，亦称章。此乃喻辞，谓如布帛，已织成章而未裁剪，则仍无确切之用。不知，或说门人不知自裁，或说孔子不知所以裁之。此语紧承上文，当从前解。或说：斐然成章，谓作篇籍。古无私家著述，孔子作《春秋》，定诗书，亦在归鲁之后。此说不可从。
在解释“子在陈”时他引用《史记》中话说：“‘鲁人召求，将大用之。’是日，孔子有归与之叹。”在解释“吾党之小子”时说：“子周流在外，其志本欲行道，今见道终不行，故欲归而一意于教育后进。”在解释“狂简”时说：“不忘其初者，孔子周游在外，所如不合，而在鲁之门人，初志不衰。”很显然，钱穆先生也认为，孔子急于回去是与自己“道终不行”和自己“所如不合”密切相关。即使因听说冉求被用而回，其实也与自己不被用有着内在联系。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父母自己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一心要让儿子考上一样。
李泽厚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白：
孔子在陈受困，甚至没有饭吃，于是发此感慨，说还不如回去，回去大有事可干，何必再次受罪？“狂简”在此译解作有远大志向，有干练才能。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这里的“回去吧！回去吧！”应该是孔子非常失望之后的牢骚语，不仅是对在陈国推行主张不顺利的失望，也是周游各国之后的失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主张不能得到实行的失望。如果还有希望，也只有让他的学生去实现了。我以为，回去教育学生也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并不是真实的理由。应该是对政治的失望，以及失望之后的逃避选择。陶渊明就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诗句。田园是否荒芜其实和回去没有多大关系，回去也未必就真的要整理荒芜的田园。陶渊明和孔子，其意应该是相通的。
下面一章，也是孔子含蓄的牢骚。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9.2］
大意是，达巷党有人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广博，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吧。”
“博学而无所成名”一句有两解：一是理解为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一是理解为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前者说他每方面都很了不起，后者说他虽然广博却没有专长。钱穆先生主张前说，李泽厚先生、杨伯峻先生、李零先生都主张后说。从下文孔子的回答看，应该是后者更妥。否则孔子的话就没有来由，人家夸他每一方面都好，都是专家，他忽然来这一句“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岂不莫名其妙。只有当人家指责他没有专长时，他接过口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才非常自然。那么，“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三句该如何理解呢？李零先生有一段发挥：
这里，达巷党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子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似乎值得重新考虑。过去都说，达巷党人的话是夸孔子，说孔子太博大，六艺都懂，无法以一艺名之，而射、御，御贱于射，孔子谦虚，反而说，如果让他二选一，他宁选更低贱的御（如郑玄、朱熹）。我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达巷党人的话，明明是讥刺，他是说，孔子这么博学，却不能以专精成一家之名，岂不是白学了。孔子的回答很巧妙，他拿射、御打比方。古代战车，射手和驭手相互配合，分工不一样，射手是瞄着固定的目标射，盯着的是一个点，御不是这样，他是拉着射箭的人到处跑，只有到处跑，才能找到合适的目标。博和精，最好两全，但博与精，二选一，他宁肯选博。这是替博辩护。
孔子是通人，而不是蔽于一曲的专家。我喜欢这样的学者。
李零教授的发挥自然有其道理，但我觉得有些牵强。“射手是瞄着固定的目标射，盯着的是一个点，御不是这样，他是拉着射箭的人到处跑，只有到处跑，才能找到合适的目标。”比喻和想象是大胆的，但根据不是很充分。读这一章，我觉得，就如李零先生所说，达巷党人的话是讥刺，而孔子的话也是针锋相对。意思也是明白的：专和博不可两全，或者说真正的博就是专，是在多方面专，你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像我这样的人，在哪方面专呢？难道让我学习射箭，或者让我学习驾车？好吧好吧，那我就学习驾车吧。这分明是牢骚语。其实，达巷党人的心理是有代表性的。韩愈在《原毁》中就举过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也不缺乏这样的人。我就经常听到类似的话：某某文章不错，上课不行；某某课上得不错，普通话太差；某某长得漂亮，智商一般；某某非常聪明，情商不行；某某很有成就，听说婚姻不幸；某某业务很好，但到现在还是普通教师；某某孩子有出息，但爱人身体不好……我想这达巷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心理疾病。凭孔子的聪明，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也作如此巧妙的回答。至于李零先生能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实属不易。
孔子善于借题发挥发牢骚，下面一章是比较典型的：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10.27］
这一章有多种不同翻译。钱穆先生说“此章异解极多”。李泽厚先生说“这章素来难解或无解”。李零先生说“最后这章，莫名其妙”。从通俗易懂的角度，我们选用了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孔子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落在一处。孔子道：“这些山梁上的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它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走了。我取这样的翻译，也与我对孔子内心世界的理解有关系。
在《论语》中，这一章是最有情景性的。钱穆先生说是“千古妙文”。李泽厚先生说：“山雉的惊飞，孔子的感叹，乃是一幅上好的图画。无解也许就是可供玩味捉摸的解？”似乎是孔子和子路在游山观景，看到一群野鸡飞来飞去，孔子触景生情，神色为之一动，有感而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他看到山谷里的野鸡能够自由飞翔，自由落下，联想到自己东奔西走，却无人响应。说野鸡“得其时”，是说自己的不得其时。
如果我们这样的解读能够成立，就可见孔子的“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完全是牢骚语：人不如野鸡，我孔丘更不如野鸡，一生奔波，却没有能够遇到合适的“时”。
孔子是个不得时的人。不得时的人，难免有几句牢骚。但有人不喜欢发牢骚的人，其实，发几句牢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喜欢有什么都藏着，包括牢骚。有牢骚，就发；有牢骚，就让他说几句。
孔子的小聪明
孔子是个圣人，哪怕不是圣人，也是个大人物，但却经常喜欢玩一点小聪明，让人更加喜欢他。
每读到下面一章，总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孔夫子真的很逗。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17.20］
大意是：孺悲想见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见。传话的人刚出房门，（孔子）便取来瑟边弹边唱，有意让孺悲听到。
有人说，孺悲是鲁国人，鲁哀公曾派他向孔子学礼。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如此待他呢？钱穆先生说：
将命者出户：将命，传辞者。将孺悲之命来。待其出户，即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知非真有疾，俾以告孺悲。孔子既拒之，又欲使知之，孺悲殆必有所自绝于孔子。而孔子不欲显其短，使无自新之路，故虽抑之，不彰著；虽拒之，不决绝。亦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
钱穆先生的说法，也是不少人的意见，认为孔子的态度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智慧。可是我们总不理解，既然教育他，何不当面指出问题，明确提出希望。难道当面教育，就是“显其短”，就会使他“无自新之路”吗？这样一种几乎佛家说法式的教育，孺悲是否能够明白其中用意呢？倘若不明白，就是白费心机，甚至会有误解的。我们今天的老师绝不敢用这样的办法。李泽厚先生也不很赞同这种“教育方式”的解说：
【记】好些注解如上康注都说，这是告诉孺悲并没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
他也不知其中真正的原因。我更不敢强解。
但我觉得这一章的确很好玩，很有戏剧性。一是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而不是其他借口，倘若说不在家，后面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看来孔子是预谋好的。二是传话的人刚出房门，孔子就开始弹琴唱歌。有的人翻译为离开门，我以为不好。既然有病，应该是在床上躺着。虽是托病，也要讲究合理，如果在厅堂里，说不定一进门，就碰上了。三是要边弹边唱。只弹不唱，效果就不一样。仅仅凭琴音，并不能断定就是孔子，一开口唱歌就知道是谁了，而且能够唱歌就说明身体很好，心情很好。如果是咳嗽就不行，有病咳嗽是正常的，说不定孺悲还以为孔子病很重呢。四是要保证让孺悲听到。这就要求时机一定要把握得好，稍微早一点，传话的人还没有说完，迟一点，孺悲走远了更不行。其次，还要唱歌有足够的音量，琴音又不能太高。真的难为孔子了。一贯有点迂呆的孔子，心思如此缜密，真让人想不到。大聪明的人，玩小聪明也是高水平。但高水平也有玩得露馅的时候。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17.1］
大意是：阳货想要孔子拜会他，孔子不去，他便送给孔子一只熟小猪，想要孔子去他家拜谢。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往阳货家拜谢，却在半路上遇见了阳货。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孔子走过去。阳货说：“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听任国家迷乱，这可以叫作仁吗？”孔子回答说：“不可以。”阳货说：“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错过机会，这可以说是智吗？”孔子回答说：“不可以。”阳货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年岁是不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去做官了。”
这一次孔子遇到了对手，于是故事更为精彩。“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有人译为“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但杨伯峻先生译为“想要孔子拜会他，孔子不去”。从后面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来看，应该是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更为妥当。故事的精彩来自一波三折的情节。先是阳货想要孔子拜会他，孔子不去，这是第一波折。孔子不去，阳货便送给孔子一只熟小猪，这是第二波折，而且留下一个悬念。孔子去了，却打听阳货不在家时前往，这是第三波折。可是事情出现意外，两个人在半路上遇见了，这是第四波折。紧接着是两组对话，看上去都是阳货主动发问，孔子被动应答；阳货振振有词，孔子唯唯诺诺，这是第五波折。最后一组对话，阳货咄咄逼人，孔子终于妥协，这是第六波折。故事到此结束，看上去以阳货胜利，孔子投降告终。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来看钱穆先生的解说：
孔子曰：此下始是孔子答阳货。阳货欲亲孔子，絮絮语不休，孔子默不出声，最后始作五字答之，谓“我将出仕也”。初若不知阳货所言之用意，亦不加辩说，只言将仕。孔子非不欲仕，特不欲仕于货。其语直而婉，雍容不迫，而拒之已深，此见孔子一言一行无往而不具甚深之妙义。
原来孔子对阳货的一切应答都是虚与委蛇，以柔克刚。心中非常坚决，绝不出仕；即使出仕，也不到你这里出仕。但嘴里唯唯诺诺，最后承诺。不能不让人佩服！高，实在是高！李泽厚先生也是同意这样的理解的，但他看到了更多的内容。
【记】阳货是把持季氏家族实权的人。“不见”是躲避。但按照礼制，必须回拜，大概此人很不好惹，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不巧在路上又碰上了，只好忍受奚落，唯唯诺诺，勉强应对，相当狼狈。孔子这样低声下气，忍气吞声，是为了保身全生，免遭伤害吗？不可知也。也许这就是孔老夫子的“权”（灵活性）？也不可知。在子路，大概就不干。有人硬要为“圣人”辩护，说“愈雍容不迫，而愈刚直不诎，此其所以为时中之妙也”（胡炳文《四书通》），牵强得很。
不管是为了“保身全生，免遭伤害”，还是“为时中之妙”，都足以看出孔子对付阳货这种人的机智。
可惜，《论语》中这样的篇章不多。
孔子的难堪
孔子在他学生心中，在我们心中，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而在当时，很多人并不待见他，很不把他当回事。
说到孔子的困窘和难堪，人们容易想到的是他困在陈蔡的时候。孔子和学生困于陈蔡，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确很是凄惨。但我想，就内心真正的打击而言，孔子的难堪应该不是在陈蔡，而是被几个怪人奚落。
第一次是楚狂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8.5］
大意是：楚国的狂人接舆从孔子的车前经过，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败了呢？过去的是无法挽回了，未来的还是可以补救的。算了吧，算了吧！现在当政的那些人危险至极！”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连忙避开了，孔子没能够和他谈。
接舆，是不是人名，有争议，是楚国的一个狂人，是肯定的。他为什么如此对待孔子呢？钱穆先生认为他是为孔子惋惜：
趋而辟之：接舆急行避孔子，不欲闻孔子之辩白。以下数章，皆见孔子之不忍于避世。接舆诸人，高蹈之风不可及，其所讥于孔子者，亦非谓孔子趋慕荣禄，同于俗情，但以世不可为，而劳劳车马，为孔子惜耳。顾孔子之意，则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在我亦有不忍绝之情，有不可逃之义。孔子与诸人旨趣不相投，然孔子终惓惓于此诸人，欲与之语，期以广大其心志，此亦孔子深厚仁心之一种流露。
钱穆先生是衷心拥戴孔子的，他总是用心良苦地为他着想，为他开脱。就连这样的情形，他也能分析出孔子的高大境界。李泽厚先生认为接舆的用意是劝孔子归隐：
“接舆”也有解说并非人名，而是接过孔子的车子。总之歌词意思是说事不可为，政治危险，还是退隐，不必为此栖栖皇皇，四处奔走了。可见道家早于孔子，早有隐者了。
可是，既然接舆的用意是劝孔子归隐，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孔子好好交谈呢？似乎还是李零先生的分析更为切合情理：
疯子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佯狂也是一种避世之法。
“接舆”，是楚国有名的狂人，很多古书提到他。古代佯狂，有把身体涂上漆，假装麻风病患者的，也有披头散发或把头发剃光好像犯人的。据说，他就是这种形象（《战国策·秦策三》、《楚辞·九歌》）。
接舆也见于《庄子》的《逍遥游》和《人间世》。后者作“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曲，无伤吾足’”。歌词比这里更详细。
“凤兮凤兮”，凤鸟见，是古代的祥瑞。孔注说，接舆“比孔子以风”，是因为“凤鸟待圣君乃见”。接舆认为，当时的政治已坏到极点，无可救药。他说，你孔丘怎么这样丢人现眼！过去的错就随它去吧，将来的事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从政者都很危险，你还理他们干吗？
这类隐者对时政的批判，孔子很欣赏。照理说，两者应该有共同语言，但他想和接舆谈话，接舆却不想和他谈话，扭头就走了。
《人间世》说孔子是在楚国见到这位狂人。如此说可靠，则事在489年。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有名的大诗人，居然以接舆自况，对孔子直呼其名，“凤歌”就是指接舆的歌。
看来狂人并不是要超度接引孔子，就是为了刺激他一下而已。只有这样理解，孔子下车而他急忙避开才比较好解释。然而，站在孔子的立场，那情形是十分难堪的。可以说孔子的态度做到了极其“温良恭俭让”。听到他的歌声，就赶快下车。可这狂徒，也真够狂的，居然理也不理。要知道，孔子好歹也是一个有身份的名人，而且身边还有一群学生。有没有其他人，我们不得而知。估计应该是有的。好在孔子平时和学生的关系还好，而且带在身边的也都是些比较亲近的。否则，岂不脸丢大了。如果是我，真的难以承受。就我自己一个人，受点委屈，难堪一点，也就罢了；如果有其他人在场，我就难以忍受，我曾经为此和行业里的某位上司红了脸。倘若是在学生面前，那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一个做教师的，不就是在学生面前有点尊严吗？替孔子想，真的难堪，也真的不容易。但遇到这样的人，除了忍着，又能怎么办呢？
第二次是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
大意是：长沮、桀溺两个人一块耕田，孔子从旁边经过，让子路去询问渡口。长沮问子路说：“驾车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已乱，好像滔滔的洪水，到处都是这样，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躲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隐居的人呢？”说完，就不停地干着活。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孔子。孔子失望地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能跟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太平，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来从事改变现实的工作了。”
这一次情形似乎好一点。因为孔子没有直接和长沮、桀溺对话，而是由子路代他承受了难堪。其实也真够难为子路了。长沮问：“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请注意是直接称名，他没有敢说是孔子，也没有敢干脆告诉他是自己的老师。长沮说：“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这其实是讥讽孔子不知以为知，好像天下的事无所不知。子路讨了没趣，又去问桀溺。桀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段之后埋头干活，根本不理子路。我想子路一定是进退不得地呆站了一会儿之后才回来向孔子汇报。我们可以设想，站在那里看着桀溺干活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而这一切都是替孔子承受的。听了子路的回报，孔子还发挥了一段，申明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我估计长沮、桀溺两个人是听不到的，而且孔子也不想让他们听到。这样孔子的难堪就减缓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碰壁的感觉都不爽。
第三次是荷蓧丈人。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8.7］
大意是：子路跟随着孔子，落在了后面，碰见一个老人，用拐杖挑着锄草的工具。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说完，就把拐杖插在一旁锄草。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那里。老人留子路在他家住宿，杀鸡做饭给子路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叫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老人却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合乎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是不可废弃的，君臣之间的大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你只想隐居求得自身的洁白，却不知道这样做便是乱了君臣之间大的伦理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则是早已知道的了。”
这一次，看上去，子路成了主角。其实核心的人物还是孔子。子路受到冷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师。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虽是问句，其实判断是明确隐含其中的。荷蓧丈人完全知道子路是孔子的学生，而且明确指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就把拐杖插在一旁锄草，不再理子路。冷落的看起来是子路，其实是孔子。子路后来受到荷蓧丈人的热情招待正说明这冷落不是冲子路而来的。子路再去找荷蓧丈人，荷蓧丈人隐而不见，显然是知道孔子会叫子路再回去找他，躲子路，其实是躲孔子。子路最后一段话，其实也是代孔子发言，句句说的都是孔子要说的话。
对前面这三章，李泽厚先生有一段总结性的分析：
【记】这三章非常著名，都是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隐者的评论和孔子的回应。孔子很尊敬这些人：避世隐居，洁身自好。同时也说明自己积极入世的理由：“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应该说，这是情真意深的。“知其不可”是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较成败、因果而去做，正显示伦理“本体”高于现象界的认识，显示了人的尊严，不屈从于因果的自由。
显然，李泽厚先生对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肯定的。但当时很多人是不认可的，就连看城门的人都直接予以否定。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14.38］
大意是：子路夜里住在石门，看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积极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我们今天的人大多有这种精神。事实上，也是需要这种精神的。不这样，简直没法活。世上十拿九稳会成功的事很少。我们老家有句话：前面的路是黑的。是黑的，就是谁也看不清楚；是黑的，就充满各种危险和可能。但路总是要走的。当然，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孜孜以求的是大事情，而我们孜孜以求的是小事情。但这位看门人对孔子的精神是如何评价的呢？我从语气中听出来的是否定，是讥讽。钱穆先生也认为如此：
本章当是孔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视其家。甫抵城，已薄暮，门闭，遂宿郭门外。晨兴而入，门者讶其早，故问从何来。子路答自孔氏。盖孔子鲁人，人尽知之，不烦举名以告。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见孔子时必在外。若已息驾于洙泗之上，则门者不复作此言。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
钱穆先生这一说就比较明白了。原来看城门的人也是个隐士。或许还是个大隐。看来孔子很不得这些人的心，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或明或暗，或当面指责，或旁敲侧击，必给孔子一个难堪而后快。
好在孔子的胸怀和修养还是很不错的。他很想和他们好好交流一下，但没有机会他也不勉强解释，也不愤怒，甚至也看不出生气。有机会了，就说两句，听与不听，信与不信，全由对方。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14.34］
大意是，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你为什么这样四处奔波游说呢？你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是显示自己的口才，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我不知道微生亩是个什么角色，这次孔子似乎有点生气。对这个人，钱穆先生是这样介绍的：
微生氏，亩名。或作尾生亩，又说即微生高。观其直呼孔子之名而辞甚倨，盖以齿尊。
钱穆先生的意思是，大概他年纪比孔子要大，所以如此口气。李泽厚先生也说：
从口气看，微生亩大概是个老顽固的前辈，但孔子仍针锋相对地回答了他。
我存疑的是其他人奚落讥讽，孔子都不反唇相讥，而这样一位长者说了不中听的话，孔子为什么要用如此严厉的口气予以回敬呢？“我不是显示自己的口才”是解释自己的行为，“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其实就是在否定对方的行为。一个“疾”字，足见态度坚决而强硬。对此，钱穆先生也是同意的：
疾固也：疾，憾义。固字有两解。一说：固执，执一而不通。孔子言我之席不暇煖，非务欲以辩取信。若知道不行而决意弃世绝物，则是己之固执，不肯多方以求道之行，我所疾在此。一说：孔子言，我之栖栖皇皇，特病世之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或疑如前说，似孔子斥微生为执一，有反唇相讥之嫌。然依后说，似孔子脱口自负，语气亦多纡回，不如前说之直而婉，谦而不失其分。今从前说。
经常受到奚落的孔子终于反击了，而且出手很快也很狠。如果知道他和微生亩之间的确切关系，故事一定更有意思。因为这一次孔子的态度实在是反常的。参照下面一章，更能看出这一点：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14.39］
大意是：孔子在卫国，一次正在敲着磬，有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这个击磬的人有心思啊！”一会儿又说：“声音硁硁的，真可鄙呀！没有人了解自己，就只为自己就是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趟过去。”孔子说：“好坚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了。”
最后一句“果哉！末之难矣。”有不同翻译，杨伯峻翻译为“好坚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了”，钱穆翻译为“这人太坚决了，我没有话可驳难他”，李泽厚翻译为“真坚决，我可没话反驳他了”，也有人翻译为“说得很坚决，我没有什么可以责问他了”。我取杨伯峻的译法。从前句“坚决”来看，隐含的意思是很难改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和对方进行辩说；而且，我觉得这样更贴近孔子的内心想法。孔子的意图，不应该是要驳难对方，证明对方的认识是错的，而是要阐述自己的主张，说明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当然看到对方如此坚决，无法改变，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不说就不说，孔子倒也没有生气。秀才不是遇到兵才说不清，遇到秀才也常常说不清。或者这世上的事就说不清。说不清，就不说。说不清楚，还要说，会更说不清楚。
孔子面对难堪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孔子骂人
以前的印象，孔子是一个非常“温良恭俭让”的人，平时一脸的严肃，待学生又极其和蔼。可是读《论语》，却觉得孔子是一个很爱骂人的人。
经常挨骂的，宰我当然是一个，被骂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子路应该是挨骂最多的一个。不同的是，宰我挨骂，大多自己的确有问题，甚至是主动挑衅老师，自己找骂。但子路挨骂，则大多有点委屈。
比如这一次：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9.12］
大意是：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去做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似乎是成立治丧委员会一类）。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欺骗人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吗？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
孔子病得很重，子路觉得老师熬不过去了，于是赶快筹备丧事，让孔子的门徒去做孔子的家臣。这就是挨骂的根源。因为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对于死去的人，要严格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埋葬。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安葬仪式；违反了这种规定，就是大逆不道。杨伯峻先生说：“古代，诸侯之死才能有‘臣’，孔子当时，可能有许多卿大夫也‘僭’行此礼。”孔子不满子路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于是发火了：“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欺骗人的事情。”
平心而论，孔子发火是有点道理的。但为什么说是子路一直欺骗人呢？似乎找不到根据，只能说明孔子实在是光火，口不择词。不过话真的很重，等于说：子路一贯就不老实，一贯骗人。批评学生是常事，过分夸大其词，尤其是上纲上线，性质就变了。一般学生都接受不了。
如果说这一次挨骂，子路是好心办了坏事，那么后面一次挨骂，就一点来由也没有。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11.13］
大意是：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副恭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不过，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善终吧！”
这本来应该是一派师生相得、其乐融融的情景。李泽厚先生说：
【记】这也就是孟子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论语》中，这些著名学生，以及师生间的对话相处，都描绘出不同的经历、个性、特征，颇为形象。其他著名经书、子籍，或以道理（包括孟、荀），或以想象（如庄子），或以故事（如韩非子）胜，却缺乏更可感触的现实氛围。
可为什么孔子突然变了脸，要骂子路不得好死呢？李零先生是这样解说的：
“子乐”，含有讥笑之义。他乐什么？乐子路愣头愣脑，既不严肃，也不轻松，北京话，牛牛的，劲劲儿的。他说，像他这副模样，恐怕会“不得其死”，即活不到寿限。古人说，“故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后来，子路果然死于卫，被人砍成肉泥，孔子难过，把肉酱都倒了（《礼记·檀弓上》）。这段话，当在孔子去鲁适卫，收子贡为徒之后，即孔子55岁以后。
李零先生的意思，孔子的“乐”主要是讥笑子路。似乎不太像。应该是一方面满意于闵子、冉有、子贡三个人的表现，一方面又对子路的神情刚强表示不满。我们以为，孔子不满于子路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子路总不能理解孔子的很多思想，很多时候也不能很好地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孔子是主张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而变化，在不同场合要有不同的表现，该严肃要严肃，该放松要放松，而子路刚而不柔，总是一副过分严肃的面孔。估计，孔子肯定提出过批评，而子路又总是改变不了。所以孔子对比子路和其他几个人的表现，才会说像子路这样子，怕不得善终。动机是好的，但说得很重，也没有道理。在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老师。
当然，子路挨骂，也不全是没有来由的。下面两次挨骂，他都是自找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3.3］
大意是，子路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吧。”子路说：“有你这样做的吗？您太迂腐了吧。干什么要正名分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鲁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这次子路挨骂，是他先骂了老师。那么他骂老师有没有道理呢？“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是不是真的很“迂”呢？“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李泽厚先生说：
如此重“正名”，即后来法家“以名责实，循名求实”的政治统治张本，在一定意义上，法家也从孔学发展而来，孔子不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这就是名实——正名问题。“名”是社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谨守不失，即可“无为”而治。儒、道、法均讲“无为而治”，均讲“名”，此“名”非语言、逻辑，乃实用政治。……谭嗣同猛烈抨击“名教”（礼教）“以名为教”，此“名”即确定社会等差级别之秩序所在，关系乎维系传统之伦理——政治。孔子要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在于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去正确行动（实践），此即儒家之认识论。
看来不是孔子迂腐，而的确是子路粗鲁，既没有政治高度，也不理解老师的思想体系，而且不知还以为知地批评老师，挨老师一顿训是活该。他应该有点长进。
下面一章与前一章相似，也是子路找骂，但情形有所不同。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5.2］
大意是：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爬不起来。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这一次，子路真的很不知趣。当时孔子和大家都处在困境之中，需要的是共同对付难关，作为“三大弟子”之一的子路，应该主动替老师分忧才对。可是他居然气冲冲地来责问老师：“君子亦有穷乎？”听上去有点像趁着为难讥讽孔子的味道。当然子路绝不会这样想，但客观上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一次孔子的话还算比较客气，只是委婉地说小人是经受不住困境的。意思当然说子路，但并没有直接指名。如果是我，话一定比孔子还要重。李零先生的一段分析，见解要比我深刻多了：
这里，同是“君子”，理解不一样。
子路认为，君子是体面人，不但一定有饭吃，而且还吃得很好，就像有些怀旧者说，过去当教授的，即使乱离之世，也有四菜一汤。他说的是“身份君子”。“身份君子”是贵族。
孔子说的君子不是这种君子。他说的是“道德君子”。“道德君子”，有君子风度，但不一定有钱有势，弄得不好，难免饿肚子。君子穷，也要穷得有风度。他在上一篇说过，“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14.10），小人的特点就是受不了穷，穷了就会发牢骚，甚至大发脾气。孔子的意思是，像你这样，就是属于“穷斯滥矣”。
孔子除了骂学生也骂其他人。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14.43］
大意是：原壤叉开双腿蹲踞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精。”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据说，原壤是孔子的旧友。就因为老朋友就可以这样骂他吗？或许孔子是对他叉开双腿坐着的姿势不满。李泽厚先生似乎就是这样理解的：
【记】原壤据说是孔子的老朋友，对孔子不很礼貌，孔子对他也不客气，但因熟悉，故开玩笑，声貌如见。
他的根据是《朱注》：
《朱注》：夷，蹲踞也。……孔子既责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击其胫，若使勿蹲踞然。
但既然如此，用拐杖敲一下是应该的。但何以要骂呢？而且还要从小时候开始骂起，骂到中年没有作为，再骂老了不死，白吃饭。好像骂得远了一点，似乎不应该。杨伯峻先生在注释中引用了《礼记·檀弓》中的一段话：
《礼记·檀弓》记载他一段故事，说他母亲死了，孔子去帮助他治丧，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了，孔子也只好装作没听见。大概是一位另有主张而立意反对孔子的人。
看来两个人虽然是朋友，但矛盾很大，也可以说是结怨已久。你看，小时候不讲孝悌，长大无所作为，母亲死了还大声歌唱，老了还不死，再加上坐的姿势很不懂得礼节。这样的人恐怕没有人喜欢，更不用说处处用礼来约束自己的孔子了。但钱穆先生的解说认为两个人的矛盾没有这么严重：
老而不死：此等人，无益于世，老而不死，则是偷生。相传原壤习为吐故纳新之术，从事于延年养生之道，恐因《论语》此言而附益之。
是为贼：贼，偷生义。
叩其胫：膝上曰股，膝下曰胫。以其踞蹲，故所叩当其胫。此乃相亲狎，非挞之。
今按：礼度详密，仪文繁缛，积久人厌，原壤之流乘衰而起。即在孔门，琴张、曾皙、牧皮，皆称狂士。若非孔门讲学，恐王、何、嵇、阮，即出于春秋之末矣。庄周、老聃之徒，终于踵生不绝。然谓原壤乃老氏之流，则非。
钱穆先生的意思很清楚，骂其为“贼”，不是说他害人，只是说其“偷生”。“偷生”就是无所作为。而且原壤好像还在练气功以求长生不老，所以孔子很不喜欢。“以杖叩其胫”，也不是真的打，只是一个亲昵的动作，至多是半真半假。这我相信，我在农村经常看到这样的动作，男女老少之间都有，关系亲近，就喜欢动手动脚，甚至用打打闹闹表示关系很近。这样的情形，城里似乎不多见。孔子和原壤是发小，这样的动作很自然，也很亲热。前面骂了，这里缓和一下气氛。孔子还是很聪明。不过，钱穆先生还是将两个人的矛盾上升到一个思想的高度，认为原壤之流是乘“仪文”之衰而攻击之。但又不认为“原壤乃老氏之流”。这让人理解有点困难。看来孔子骂原壤，原因既简单，又复杂，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深层原因。
孔子骂人，除了骂具体的对象，也会骂一类人。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17.12］
大意是，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若以小人做比喻，就像是挖墙洞行窃的小偷吧？”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17.13］
大意是，孔子说：“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就是破坏道德的人。”
前一句骂那些色厉内荏的人。但“色厉内荏”的意思和我们今天有差别。我们今天之“厉”主要说“凶恶”，孔子这里主要说“威严”。在孔子眼中，“色厉内荏”者，指的是表里不一的人。这样的人在人前伪装成严峻守义之士，窃取别人的尊敬，但内心邪恶软弱，令人不齿，就好像挖墙穿洞的小偷一样。
孔子这样的比喻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春秋末期的一些掌权者，外表道貌岸然，威严异常，人模人样，而内心则怯懦无比，脆弱至极。这类人常常装腔作势、欺世盗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以权谋私、作奸犯科，于人前伪作仁义之士，窃取他人虔敬，而内心唯恐为人说破，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其罪未被揭发，呼风唤雨，威风无比，一旦东窗事发，觳觫战栗，逃之夭夭。故孔子把他们比作钻墙打洞、偷鸡摸狗之宵小，实在绝妙。看来孔子骂人，也是一把好手。
李泽厚先生由孔子所骂的人，联想到文化圈中的一些人。他说：
【记】很好的比喻。外表写皇皇大文，煞有介事地批判别人，内心却惊惶恐惧如小偷者，今日不大有人在么？
其实，如果对号入座，我们身边这样的人何尝少见？
后一章，骂的是好好先生。说真的，我本来对好好先生印象并不是太坏。但孔子显然深恶痛绝。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孟子·尽心下》中有一段和这一章相关的内容：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大意是，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使道德败坏的人。”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狷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使道德败坏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可指责。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败坏道德的人’。”
这是孟子和万章对话中的一段。通过狂者、狷者和乡愿的比较说明乡愿好好先生的特点。读了这一段，我明白了孔子痛恨乡愿的原因。如果从生活中普通人的角度看，乡愿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制造多少矛盾和冲突。但若要从尧舜之道的角度看，乡愿确实很可怕，混淆了是非，滋长了邪恶，挫伤了善良。如果是一个执政者，乡愿则实在可恶。因为他承担着惩恶扬善的责任，如果没有是非，势必使整个世道的道德受到破坏。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怕承担责任，怕形成矛盾，怕得罪人，总是和稀泥，于是单位一盘散沙，没有了正气。原来孔子是站在挽救世道道德沦落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所以他如此痛恨乡愿，骂他们是贼。
把这两章联系在一起，忽然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些色厉内荏的乡愿。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少。《论语》将这两章并列在一起不知是否有这样的意思。那些看起来人模人样、派头十足、很有身份，但又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什么也不干、欺世盗名的乡愿，不仅孔子深恶痛绝，连我都恨之入骨了。世风渐坏，这些人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看来，孔子爱骂人，不是没有道理的。骂人多，是因为爱憎分明。骂喜欢的人，是因为爱之深；骂厌恶的人，是因为恨之深。
孔子择婿
《论语》中孔子找了两个女婿，一个嫁的是亲闺女，一个嫁的是侄女。
第一次嫁的是闺女：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5.1］
大意是，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曾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呀。”于是，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对孔子将女儿嫁给公冶长，大家都是肯定的：
《朱注》：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者。
意思是别人以为他有罪无所谓，只要我自己以为他没有罪就可以。
李泽厚说：
孔子不以一时之荣辱取人，虽在今日，亦属不易。
意思是孔子取人不看当下，着眼长远；给人的感觉是孔子知道公冶长日后必然发达，所以将女儿嫁给他。
也有人推测：作为公冶长的老师，孔子对他有全面了解。孔子能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公冶长至少应具备仁德。意思是孔子因为知道公冶长这学生不错，所以就将女儿嫁给了他。
对这一章，李零先生有一段很长的发挥：
女儿是最高奖赏。谁肯把亲生闺女嫁给劳改犯？孔子。
公冶长，孔门弟子，生卒不详。“公冶”是复姓，即两个字的家族姓名，严格讲，其实是氏，而不是姓。他可能是以官为氏。战国工官，常以“公”字表示官营，并称负责铸造铜器或铁器的官员为“冶师”或“冶”。司马迁说他名长，字子长，名、字相同，有点怪。《孔子家语》略有不同，是名苌，字子长。其名，范宁引《家语》讹为芝，《释文》则字子张。他的名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不同记载，但对比下面几章，这里的“公冶长”是以字称，没问题。他的字应该是子长，这里省掉子。
“妻”音qì，是动词，指孔子嫁女于公冶长。公冶长蹲大狱，他怎结婚？古代士婚礼，有所谓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聘是下聘礼，只到第四步，就可以叫妻。我估计，他只是订婚，还没完婚。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了不起。当然公冶长是他的学生，孔子知道他没罪。
孔门弟子，有很多是复姓，如《论语》提到的漆雕启（字子开）、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期）、端木赐（字子贡）、澹台灭明（字子羽）、司马耕（字子牛）、南宫适（字子容），都是复姓。《论语》中的对话，弟子称师长，多称字，或尊称某子，孔子称弟子，则直呼其名。这里的“子谓公冶长”和下文的“子谓南容”（下5.2）、“子谓子贱”（下5.3）、“子谓子贡”（下5.9）、“子谓子产”（下5.16）—样，都是称字，但不同点是，他的字前不带“子”，加了复姓。下文和后面的“漆雕开”（5.6）、“巫马期”（《述而》7.31）、“公西华”（《先进》7.34和11.22、11.26、11.34）、“司马牛”（《颜渊》12.3、12.5）都这么叫。
“缧绁”，音léi xiè，捆犯人的绳子。“绁”，今本作絏，古本作绁，是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造的新字。“缧绁之中”，指关在牢狱之中。
“子”，古代的子有所谓女子子，女子子是女儿。孔子的女儿叫什么，不知道。
公冶长为什么被抓？孔子为什么说他无辜？不知道。反正孔子喜欢他，不然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老师欣赏学生，会把女儿嫁给他，这是咱们的老传统。
老师选优秀学生当乘龙快婿，或许是好事。但如果不问学生愿意不愿意，女儿愿意不愿意，就成了包办婚姻。“五四”以来，新女性逃婚，往哪儿逃？只有两个去处，一是窑子，二是学校。窑子不能去，只能上学校。过去，才子配佳人，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幻想（与科学幻想区别，我叫人文幻想），只有妓院，可以圆他们的梦。难怪守旧的老先生要痛骂学校是妓院。新学堂，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乃天作之配，故师生恋和同学恋蔚然成风，很多大文豪和大艺术家（如鲁迅、徐悲鸿）由此结为百年之好，可惜孔子不及见。他老人家不收女学生，一个女儿，一个侄女，嫁完就完了，一点富余都没有。
李零先生的学识是很丰富的，让我们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恕直言，有点不着边际。对于孔子为什么将女儿嫁给公冶长这个核心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就我的感觉，几位大家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感兴趣，只是随口谈一点感觉而已。在我看来，几位大家的解读都没有立足孔子原话。“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很显然，这是个因果复句。“可妻也”是果，“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是因。至少从这句话，看不出孔子嫁女给公冶长，和罪与非罪、荣与辱或者公冶长的表现有什么关系。原因只能有一个：因为公冶长“无罪”而身陷“在缧绁之中”。“在缧绁之中”就是坐牢。无罪为什么会坐牢呢？肯定是受冤，肯定是社会无道。因为社会无道而冤屈坐牢，是他为社会付出了代价，也是为社会上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如此推导，公冶长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孔子将女儿嫁他，是对他的一种安慰、一种肯定，也是一种鼓励。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无根据。《论语》中有这样一章：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
大意是，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的。”
“杀身成仁”后来有一段时间很盛行，今天似乎已经有了一点贬义色彩。其实，孔子就是告诉人们：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十分宝贵的，但“仁”比生命更宝贵。“杀身成仁”，就是要人们在生死关头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仁”。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在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在孔子眼中，公冶长虽然没有“杀身成仁”，但为仁而坐牢其性质也是一样的。像张志新，如果今天还活着，一定会受人尊敬。倘是个小伙子，哪位领导看中了，将女儿嫁给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康注》的一段话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我的观点：
公冶长以才高好奇取祸，南宫以言行修谨保家，二子性行不同，孔子皆取之。
嫁侄女的情形和嫁女儿有所不同，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以上的推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5.2］
大意是，孔子评论南容说：“国家有道时，他有官做；国家无道时，他也可以避免刑戮。”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相关的内容还有一章：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11.6］
白圭出自《诗经·大雅·抑》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论中有错，就无法挽回了。这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这一章的意思是，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句诗，孔子把侄女嫁给了他。这嫁侄女的原因很明白，但似乎简单了一些。把两章联系起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宫的行为完全符合孔子的用事态度。“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样的思想孔子是经常表达的。如：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
大意是，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我就干，不用我我就闲着，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率三军，您愿与谁一起共事？”孔子说：“只有匹夫之勇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共事的。我只和遇事能谨慎，善于谋划而成事的人共事。”
再如：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
大意是，孔子说：“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全它。不去政局动荡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兴旺，自身贫贱，是耻辱；国事衰败，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又如：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14.1］
大意是：原宪问孔子什么是可耻。孔子说：“国家有道，做官拿俸禄；国家无道，还做官拿俸禄，这就是可耻。”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没有的人，可以算做到仁了吧？”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但至于是不是做到了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很显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是孔子为官处世的重要原则。这些思想孔子不仅仅是给弟子们传授为官之道，还强调应当把个人的贫贱荣辱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这些都是孔子嫁女的重要思想基础。立足于此，对孔子选择公冶长和南宫为婿就能够理解了。
李零先生对14.1章的解说可以参考：
原宪有两个问题，一问耻，二问仁。问耻，孔子的回答是，不问世道好坏，光知道当官拿俸禄，可耻。
孔子的处世之道是，能当官，一定要当官，不能当官，才退隐。机会不能丟，原则不能丢，老命也不能丢。失节不行，饿死不行，蹲监狱也不行。他认为，世道好，出来做官，拿俸禄，理所当然；不好，和当权者合作，也拿俸禄，可耻。他老人家一点都不傻，世道好不好，先得试试，只要有从政的机会，绝不放弃。试过，感觉不对，也别豁出命来硬拼，而是不抛头，不露面，说话小心，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如谨小慎微的南容，背“白圭之玷”，“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就很欣赏，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冶长》5.2）。
孔子将女儿嫁给公冶长，将侄女嫁给南容，看似原因不同，其实本质一样，都关于“仁”和“道”。
孔子赌气
孔子是心里装着天下和兆民的人。但有时候就像小孩子，经常爱使一点小性子。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15.1］
大意是：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要离开。有人认为，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很不感兴趣。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礼让为国，反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所以离开了卫国。总觉得“不感兴趣”这样的理解有点隔靴搔痒。钱穆先生认为：“卫灵公无道，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故孔子去之。”李泽厚先生一段话申发得很远，也很有意思：
孔子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等（13.29、13.30），所以这里并不是不重视军事，之所以釆取这种态度，当有具体原因。也许前一方面只是为了防备，后一方面表现反对侵略？后世除某些腐儒外，一般士大夫总是既反对对外用兵又坚持抗战到底。岳飞、文天祥，总是英雄，“开边无已”则遭谴责。也许这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最后两字？！一般说中国人爱好和平，只毛泽东说否。但毛也未主动侵略他国。自汉代董仲舒建制起，儒法互用极为明显，文臣地位高于武将，而宰相、御史又相互牵制，并以荐举、学校作为“进贤”制度；既不复是穷兵黩武、只重耕战的先秦法家，也不再是亲亲尊尊、纯讲仁义的原典儒学。
但李泽厚先生只说“当有具体原因”。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却没有道明。我也是一个度量不大，容易赌气的人。小时候尤其如此，现在度量也不够大。以我的经验，爱赌气的人，大多爱面子，未必是为了什么大事。因为爱赌气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大多是“一冲动”就做出来的，事后大多还有点后悔。当然这样说孔子是不妥当的。但从“明日遂行”还是可以看出孔子的决定是有点情绪化的，甚至也是一种冲动。而我是赞同孔子这样的冲动的，因为这卫灵公真不是什么好人。我当然不是因为他喜欢战伐而不喜欢他，那时候的君王有几个不爱战伐的呢？孔子也不是一概反对所有战伐。以我小人之心，孔子生气是因为这卫灵公很不诚恳，而且是存心为难，让他难堪。按说，孔子当时的名声，绝不至于连卫灵公都不知道他不会打仗；倘若如此，就不必让他进门。但他却不问礼，不问“政”，却要问“陈”。这实在是故意羞辱，已经不是刁难。比之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要混蛋得多，因为汉文帝虽很愚昧但至少是一种诚心的讨教。比如我到某学校去应聘语文教师，校长问我高考数学试卷你能做多少分，我或许会把试卷扔在他脸上，转身就走。孔子的“明日遂行”应该是相当于转身就走。本来，即使离开，隔一两天也不是不可以。甚至说不定，还能找到开导开导卫灵公的机会。然而，孔子的离开是决绝的。“明日遂行”，虽然是使性子，但让人痛快！
李零先生的解读，和我比较接近，他说：
孔子以知礼著称，认为知礼才配谈兵，灵公无道，不配。苏辙说，夹谷之会，齐臣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左传》定公十年）。卫灵公对孔子也有这种印象，他认为孔子擅长的是礼，不是军事，问陈是故意刁难孔子，孔子明白他的用意，所以第二天离开了卫国（《古史》）。这种猜测不一定对。
孔子仕卫灵公，是卫灵公在位的最后两年，即前495—前493年。他离开卫国是前493年。这里所记是孔子离开卫国的前一天，可以精确到天。
尽管李零先生说猜测不一定对。但我深有同感：那卫灵公就是存心刁难孔子。
如果说卫灵公很不厚道，齐景公的心理则更为阴暗。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18.3］
大意是，齐景公讲到接待孔子的礼节时说：“如果要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我是不能够的；我只能用低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适中礼节来对待他。”后来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了齐国。
读这一章，很想骂人，实在为孔子感到难过。如果齐景公在面前，我一定会说：你是个坏东西！遇到过一位领导，看上去很老实，但做了很多坏事。我一直想对他说：你是个坏东西！现在看来，和齐景公比，那位领导还是个好人。后来读了钱穆先生的解说，我的气平和了很多。他说：
鲁三卿，季氏最贵，齐景公谓我不能如鲁君之待季氏者待孔子，遂以季氏、孟氏之间待之，其礼亦甚隆矣。然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非面语孔子，盖以私告其臣，而孔子闻之。孔子以齐君不能用而去，则齐君之礼待，不足以安圣人。
又按：孔子在齐止一次，以昭二十五年鲁乱去，两年而返，公盖年近六十。
按钱穆先生的意思，原来齐景公给孔子的待遇已经不差，只是还不够规格，而孔子也太注重这种虚头的待遇。于是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君臣美谈就此消散。看来，今天知识分子都还有的坏毛病，孔老祖宗就有。但“待价而沽”的孔子是应该卖个好价钱的。李泽厚先生也说：“孔子也要讲价钱和身份的。‘美玉’宜有善价。”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故事。对此李零先生的说法，可以一听：
孔子到底为什么不受重用？据说是受晏婴排挤，晏婴好像白衣秀士王伦。比如《墨子·非儒下》就有这种讲法。他说，齐景公问，孔子为人如何？晏婴不答，再问，则说孔子参与白公之乱，和白公是一路货色。齐景公封孔子于尼溪，他也反对。但这只是故事。孔子适齐在前517年，齐景公之卒在前490年，晏婴之卒在前506年前，孔子适楚在前489年，白公之乱在前479年，孔子不可能参与白公之乱，齐景公也不可能听晏婴讲这一事件。
孔子离开齐国，是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当是前517年，当时孔子才35岁，不能说老，景公比他大20多岁，说老的只能是景公。景公55岁，按古代的标准可以说老，但景公老不老，工资高不高，都是借口。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李零先生的意思是明白的，即问题还出在齐景公本身，一切都是借口，关键是他不想用孔子。这样的事情，今天仍然不少。领导想不用谁，都有理由；领导想用谁，也都有理由。但不管怎么说，齐景公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哪怕不是当面所说。
孔子赌气，也不全是为了自己的待遇，也不全都是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18.4］
大意是，齐国送给鲁国许多唱歌跳舞的美女，季桓子接受了，多日不上朝理事，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关于这件事，《史记》有一段记载：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大意是：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他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于是就把扰乱政治的鲁国大夫少正卯杀了。孔子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物价；男女有别，在路上各走一边；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捡拾；四方的旅客来到鲁国的都邑，不必向管事的官吏求情送礼，都能给予他们接待和照顾，直到他们满意而归。齐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有人说：“孔子主持政治，鲁国一定会称霸，一旦称霸，我国离它最近，我们会先被吞并。何不先送给它一些土地呢？”黎鉏说：“请先试着阻止它强大，如果阻止不成，再送给它土地，难道算迟吗？”于是从齐国挑选了八十名漂亮的少女，都穿着华美的衣服，能随着康乐而舞，又挑选一百二十匹毛色光鲜的马，一并送给鲁君。这些女乐文马陈列在鲁国都城南面高门这个地方。季桓子再三微服前往观看，打算接受，就对鲁国的国君说要周游视察，整日前去观看，对国事就懈怠了。子路说：“先生可以离开鲁国了。”孔子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祀，如果鲁国的国君能把烤肉分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在这儿。”季桓子最终接受了齐国的美女，三日不理朝政；到了郊祀也不把烤肉分给大夫（这里指忘记了礼数）。孔子于是离开鲁国，住在叫屯的地方。
也许孔子不知道这背后的阴谋。所以他一生气就走了。如果说三次赌气，有哪一次是可以避免的，我想这一次孔子是可以不赌气的。一来鲁定公对他还是真不错的，给了他大司寇的位置，让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相国的职务。——这也是孔子正儿八经的一次做官经历。二来对他的工作也很支持，否则他也不可能杀了大夫少正卯。三来孔子应该看得出这是齐国人的阴谋。当然，从孔子的角度讲，他已经很克制。在子路建议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想“挽救”一下定公，争取机会改变一下事态。但那个季桓子蒙蔽了国君，于是一切无可挽回，绝望的孔子就走了。其实，孔子是不应该绝望的。从历史经验看，国君和大夫沉湎于美色，未必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反过来说，历代国君有几个不喜欢美色呢？不是也出了很多圣明的君主吗？孔子不是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吗？再换一个角度看，孔子离开鲁国之后，也没有寻找到新的希望。说到底，孔老先生还是书生气，还是比较简单。当然，也有一种可能，由于政绩显著，孔子可能有点自我膨胀，连国君的私生活也要干预。其实，这对于国君来说，算得了什么问题呢？
说真的，孔子这一次是可以不赌气的。倘若孔子不离开鲁国，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精彩，孔子也可能是另一个孔子。当然，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孔子认错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和我们一样会犯错误，更可爱的是他犯错误以后的认错。
最典型的是下面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7.4］
大意是，孔子带着几个学生来到武城，听到了处处有弦歌之声，于是微笑着对迎接他的言偃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个小地方还用得着以礼乐来教育吗。言偃恭敬地回答说：“以前老师曾教导我们，做官的学习了礼乐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礼乐就容易听使唤。”孔子对随同他一起来的学生说：“言偃的话是正确的，我刚才那话不过是与他开个玩笑罢了。”
《论语》中几乎见不到孔子和学生开玩笑，一贯是一本正经。因为他心中的君子形象是不苟言笑的。而这一次气氛相当宽松，孔老师和学生开起了玩笑。但细细一想，孔子真是开玩笑吗？我们以为不是。这里的开玩笑，是一种认错的方法。当孔子听到了武城中处处有弦歌之声时，孔子的直接感觉是这子游是小题大做了。听了子游的回答，发现自己批评错了。于是开了一句玩笑。既认了错，又不失为师的尊严，可谓是恰到好处的。做教师的大概都有这样的时候，或者是口误，或者是一时疏忽，或者是自己认知上的一个盲点，自己经常强调学生要注意的东西，自己反而弄错了。自从高考考了字形字音，在和学生反复训练反复强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容易错的过程中，我自己反而乱了，原来不错的也开始错了，原来有把握的也开始拿不准了。孔子看来也有这样的时候。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高明的认错。没有破坏气氛，自己的态度也很诚恳。如果强词夺理或迁怒于人，不但会欲盖弥彰，而且都显得很失为师的风度，也坏了自己的形象。我特别喜欢的是，孔子这里不是以自己为例告诫弟子们说话不可不慎，来一番做人做学问的说教，虽然这样既可显示其智慧，态度自然也很可敬，但却缺少鲜活的人气。以孔子的身份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开个玩笑”，这是小聪明，但很“平民化”，很好玩，很可亲。
孔子认错，有时候藏着很多玄机。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7.31］
大意是，陈司败问：“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期做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是没有偏私的，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女子做夫人，鲁和吴是同姓的国家，（不便叫她吴姬）于是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如果有错，一定会有人及时指出。”
看上去，孔子认错很直接，也是很诚恳的。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所生长之国的国名加她的本姓。吴为太伯之后，是姬姓。鲁娶于吴，这位夫人应称为吴姬。但“同姓不婚”是周朝的礼法。鲁为周公之后，也是姬姓。鲁君夫人的称号把“姬”字标明出来，是很显明地表示出鲁君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因此改称为“吴孟子”。杨伯峻先生认为，“孟子”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字。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这表明孔子的确在袒护鲁昭公，即“为尊者讳”。孔子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他自身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被陈司败指出，孔子不得不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关于孔子的这一次认错，各家的解读很有意思。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对鲁昭公所谓不合礼的行为不是不知，而是不说，最后只得归过于自己。”意思是，孔子为了“为尊者讳”，所以自己承担过错。就像今天我们的一些下属替领导顶雷，承担罪过，有的是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孔子是主动的。李零先生的意思是，孔子的“狡猾”在于“揣着明白装糊涂”，是知错而错，是明知故犯。他说：
这里，我们要知道，孔子认为的礼，其中有一条，就是子为父讳，臣为君讳。这里就是臣为君讳。孔子是故意如此。巫马期把陈司败的批评告诉孔子，孔子也承认，陈司败的批评是对的，自己的话有错误。但在公开场合他必须这么讲。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钱穆先生的解读则更为丰富，他在解释“苟有过，人必知之”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苟有过，人必知之：昭公习于威仪之节，有知礼称。陈司败先不显举其娶于吴之事，而仅问其知礼乎，鲁乃孔子父母之邦，昭公乃鲁之先君，孔子自无特援此事评昭公为不知礼之必要，故直对曰知礼，此本无所谓偏私。及巫马期以陈司败言告孔子，孔子不欲为昭公曲辩，亦不欲自白其为国君讳。且陈司败之问，其存心已无礼，故孔子不论鲁昭公而自承己过。然亦不正言，只说有人说他错，这是他幸运。此种对答，微婉而严正，陈司败闻之，亦当自愧其鲁莽无礼。而孔子之心地光明，涵容广大，亦可见。
钱穆先生的意思有这样几点：1.昭公是知礼的。2.陈司败的提问必有用心，而且设了陷阱，其行为也属无礼。3.孔子知道昭公“同姓而婚”这件事是不合礼法的，但并不认为因此就整体上否定昭公知礼。4.孔子不正言自己是错的，只说有人说他错，这是他的幸运，是有保留的认错，言辞委婉，而态度严正。
对钱穆先生的分析，我是大体认同的。陈司败的用心不良非常清楚。突然问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我们只能从一般印象回答，只能从整体上回答。比如你问我某位同事，某位领导是好人吗，我当然会说是好人。然后你举出他做过的一件不好的事情来说我说的话是错的，我又能说什么呢？尽管昭公“同姓而婚”是不合礼法的，但对于一个国君来说，这又算什么呢？所以我倒觉得这陈司败不是冲着鲁昭公“同姓而婚”发难，而是冲着孔子来找茬的。孔子自然心知肚明，但又知道自己的确有错，于是就这样既承认了错误，又不失身份地做了应对。陈司败是否会自愧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无话可说了。
李泽厚先生则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肃。他说：
【记】古同姓不婚。昭公大失礼，孔子自然知道。朱注解说最妙，表明孔子很会说话，也很“狡猾”，始终不直说君主不知礼，形象生动。
他的理解仍然在于“为尊者讳”，但极其肯定了孔子的回答生动巧妙，并引朱子之注认为孔子很是“狡猾”。朱子之注为：
《朱注》：孔子不可自谓讳君之恶，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故受以为过而不辞。……然其受以为过也，亦不正言其所以过，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为万世之法矣。
似乎是，孔子的“狡猾”在于承认错，却绝不说错，承认自己错，却不说昭公错。
也有时候，孔子心里知道自己错，嘴里却是死活不肯认错。下面一章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例子。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
大意是：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或许我就能在东方复兴周礼吧？”
这次是孔子想到公山弗扰那儿混个差事，子路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妥。“公山弗扰以费畔”这件事情比较复杂，我们要知道背景才行。对这一句，钱穆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公山弗扰以费畔：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狃，季氏家臣。以费畔，畔季氏也。语详《左传》。或曰：其事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方为鲁司寇听政，主堕三都，弗扰不肯堕，遂畔，宁有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理？《论语》乃经后儒讨论编集成书，其取舍间未必不无一二滥收，不当以其载在《论语》而必信以为实。或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讙阳关以叛，其时不狃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不狃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证。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或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人所知，而不狃召孔子，其志不在于恶矣。天下未至于不可为，而先以不可为引身自退，而绝志于斯世，此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则孔子有欲往之意，何足深疑。
钱穆先生交代了对这一事件的三种说法。奇怪的是，钱穆先生没有说明自己认为哪一说比较可靠。这在钱先生的《论语新解》中是不多的。第一说认为是《论语》滥收，本来就没有这么件事。第二说认为孔子可能是被公山弗扰的说辞所动，或者是认为公山弗扰的反叛还有回旋机会，所以愿意前往。第三说人人知道孔子不会帮助叛臣，公山弗扰当然也应该知道，所以他召孔子去不会有不好的目的，事情并没有到不可为的地步。分析后两说，似乎孔子是为了阻止公山弗扰的反叛而十分乐意前往的。
而李泽厚先生并不这样认为：
【记】本章及17.7章又一次展开“经”（原则性）与“权”（灵活性）的矛盾。孔子教人以“经”，自己却行“权”不已。难怪子路不高兴。到底如何掌握“经”与“权”，大有文章。结合上下几章，孔子讲去的理由是（一）可以入淤泥而不染，不怕脏乱；（二）一生不能白过，总希望找机会干大事。这几章描述具体，相当真实，足见孔子亦常人：说了真话，经不住问，只好说开玩笑。想做官干事，经不住问，只好勉强说些道理。
李泽厚先生这段“记”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仅告诉我们孔子经常在“经”与“权”之间游走，甚至有双重标准的嫌疑。而且明确说明孔子是急于做官，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大义，被子路说穿之后“只好勉强说些道理”。
我反复揣读原文，觉得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原意。一是从子路“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这句话中形成的认识。“末之也已”——没有地方做官就算了呗，我们一定非做官不可吗？其次是根据孔子回答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句话。“如有用我者”——如果有人让我当官。我们都知道，孔子想当官是非常急切的，是为了自己也好，是为了“东周”也好。《论语》中证明这一点的正反两方面的依据很多。“如有用我者”就是一种急切想当官的表达。孔子对于公山弗扰的情况也是非常清楚的，对公山弗扰召他的目的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用”字表明孔子去是当官而绝不是去在劝说甚至改变公山弗扰反叛的事情上有所为。如果上句是说孔子为了阻止公山弗扰的反叛而前往的，下一句的意思无论如何也接不上。只有上句说如果有人给自己一个适当的位置，下句说在东方复兴周礼才自然合理。我的意思是，孔子不是为了阻止公山弗扰的反叛而前往的，是急于做官有所作为才答应公山弗扰的，他也知道公山弗扰早有反叛之心，自己答应为他做事是不对的。当子路指出这一点之后，他也肯定知道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却坚决不愿意承认错误。
下面一章和前面一章非常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7.7］
大意是：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盘踞中牟反叛，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李泽厚先生提醒我们联系这一章来理解前一章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章非常相似。首先是情形相似：也是一个陪臣反叛，也是召孔子，也是孔子想去，也是子路反对，也是孔子解释。其次孔子是相似的态度。但这一次孔子的话说得更为明白。“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把孔子想做官，想有所为的急切心态表现得非常清楚。而“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一句强词夺理的色彩更为鲜明。我们不难从《论语》中找到和它相矛盾的话。
那么为什么孔子不承认错误呢？为什么不再开个玩笑呢？我们以为，孔子这些话与其说是在对子路说，不如说是借题发挥说给那些能给他官位的人听的；或者说，就是发发牢骚，宣泄不满。——孔子太想当官了。这在《论语》中随处可见。他不承认错误，也不再开玩笑，借此宣泄一下，表达一下内心的想法，也是合乎常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