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尉缭子生平简介
尉缭，即尉缭子，战国时魏（今晋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有《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的推崇。该书同吴起的《吴子》，同为三晋最著名的古代军事思想家的代表作。
史籍记载，尉缭是魏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从《尉缭子》一书中所叙的内容中，有两则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尉缭子》的《天官篇》第一句话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日”的字句，说明《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与魏惠王讨论军事学中，尉缭陈述对战争观看法的一个纪要。从谈话内容看，他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二是他在书中两次对魏国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这两次事实都见于《武议篇》，其一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野外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与士兵共苦，不自以为高人一等；这里说明尉缭赞赏吴起在军事学中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的意义；其二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持其勇，不听命令就斩获敌人两具首级而回。吴起对此一面肯定其勇，有本领，一面根据军令处斩，表现了他执法严明。从中可见，他期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还有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有一大梁人尉缭”的字句，大梁虽为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说尉缭是魏国人。由此可见，尉缭是三晋魏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在秦始皇十年（前237），有一大梁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献计献策，“秦王从其计”，并被封为高级军职“国尉’。近人据此认为尉缭曾为秦始皇任职，并著有《尉缭于》一书。这条记载肯定了尉缭是魏人，这是对的。但他不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而是魏惠王时的尉缭。从时间上看，从梁惠王到秦始皇，时间相距百年，就以梁惠王卒年（前318年）到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之间，就达82年之久，因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不是同一个人。从其思想主张上看，梁惠王时的尉缭，主张振兴魏国，赞扬吴起等人制秦时有将才，因此主张以农养战，修法令，明刑赏，任用贤能，反映了六国奋发图强的要求。这些思想与主张，不可能是秦国尉缭所能为的。再看秦国尉缭向秦始皇进言，却与此格格不入。如说：“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看起来这个人是主张搞阴谋的。这些主张在《尉缭子》一书内容中，根本找不着影子。《史记》多采《战国策》，在其《秦策》中有一名顿弱者，其人向秦始皇献策的内容，与《史记》中尉缭所言极近，或为司马迁所疏忽，亦或流传中致误。《隋书》关于“尉缭，梁惠王时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此外，近年出版的《尉缭子今注今译》中有两则引文中有尉缭齐人之说。其一“《辞海·尉缭子》说：《尉缭子》书名，凡五卷。周尉缭撰。续，战国时人，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或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其二、武学书局本《尉缭子兵书·序》说：“尉缭子，齐人也，史不记其传。”这两条引文都有尉缭齐人之说，不知其所本，附于此，供识者参考。
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说：“尉姓，缭名，子者后人尊而称之也，魏惠王时人。”还说：“现惠王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其不用此人已明矣。次是庞涓用事，嫉贤妒能，诱孙膑刖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见惠王而即去，今不可考矣。”据《史记》载，魏国在前324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此后各派人物云集大梁，“邹衍，淳于髡、盂轲皆至粱。”尉缭可能就在是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其书就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令人不解的是魏国招贤，应招者纷至沓来，却未得见用。也许如刘寅所说是由于“庞涓用事”所造成的恶果吧！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尉缭一生本末，史籍载之不详，但他是魏国（晋南）人，著有《尉缭子》，则是清楚的。
尉缭的军事思想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军事学的内容，包括纪律条令、队列条令、训练规则，各级人员守则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他特别重视对战略方针制定和战术施行细则的制定，指出对战略战术的制定，必须有决策的依据与程序。重大战役方案的决定，修正、变动，都要在主帅主持下，在有关将领参与下郑重研究，不得草率行事，更不得个人没有根据地擅作一切命令。一切重大决定的制定，必须在国家级的庙堂中进行，以示庄严。一旦制定作战方案，施行将领有权独立执行，确保完成。二是宏观军事学的内容，他认为战争不纯是一个军事问题，单靠军队是完不成战争任务的，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深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内政治不稳定要设法避免战争。在特殊情况下，对敌大举入侵而迎战、出击时，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在国内取得妥协，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他还指出经济条件是进行战争的物质保证，战争的规模，战争时间的长短，却要根据经济力量为依据，如果不具备物质条件，但仗又非打不可，此时应尽速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同时要严厉惩处乘机发战争财的人。加强市场管理，严格财政监督。因为他认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仅直接决定战争的物质力量，决定军队装备的素质，而且决定社会政治的安定。因此他认为将校不仅需要具有最佳的军事素质，而且需要深远的政治远见。
尉缭的战争观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观。尉缭指出：“凡兵者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尉缭在这里指出，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举兵的原则，必须是为正义而战，绝不能进行掠夺他国财富的强盗式的战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将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概括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本仁义”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是立足于自卫的原则。第二类是非正义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张领地，图谋掠取它国的财富，破坏社会生产秩序，所以是不义的。第三类是“相图”性质的战争，就是相互攻占、相互掠夺，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图谋对方的领地和财富，因而都是非正义的。尉缭认为在当时各国交相攻战，唯力是尚，因此应该积极整饬军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用以抗敌、图存、立威。所以他的结论是：“故兵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废兵也’。
二是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尉缭指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敌众我寡，敌据有利地势我占不利地势，敌装备优良我装备不良等等，都要牢记保存自己的力量。“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因而绝不为之。为此，他提出种种策略原则，以图使自己的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敌人的损伤达到最高程度。首先他认为要注重“以智使力”的方法，他认为大至万人以上的战役，小至百人以下的战斗，都应充分发挥将校的指挥作用，同时要调动兵士的主动精神，没有士兵的积极性，任何战斗都无从谈起。就是说从统帅到士兵，都要齐心协力，用智斗勇，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损失，为获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其次，他指出纪律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因此他认为严格执行军制、军法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将校在内的一切成员，都要遵守“常令”、“常法”，使军队处于整齐划一，进退有序，威武雄壮的精神状态中，保持高昂土气。这样便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保证。“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而失败就是由于‘亡在无所守，危在无号令。”他对违背国家政策者斥为“国贼”，违背军法者斥为“军贼”，主张对这些人绝不留情，严惩不贷。他还指出为此要赏罚严明，提出“刑上究，赏下流”。要“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样可以“杀一人而三军震”，“赏一人而万人喜。”主张法不阿贵，重处上层违法者，重赏下层有功者，其目的仍是为了整军、治军，夺取战争胜利。尉缭认为战争首先得战胜自己，然后方可应用正确的战略策略，依凭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无敌于天下。尉缭深深懂得，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兵力的较量，而且也是智慧的较量，胜利者是属于有智有勇，智勇统一的军队，突出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性。
三是“用智使力”的理论思维基础。在古代兵书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论“用智”。从哲学意义分析，它们都具有丰富的理论思维内容，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尉缭子》一书中，更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尉缭子》一书中，吸取了儒、墨、道、法、兵诸家的精义，总结古代兵法并根据魏国经济发展，政治不够稳定，又处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立言立论的。因此这部兵书，既有普遍性意义，又有特殊性特点，这一切都是他思想中唯物论思想的体现。特别是他指出经济条件是战争的基础，政治是战争的保证，这是他运用唯物论分析的结论。
尉缭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法。例如他认为战争的性质，就是义与不义的统一，因为义兵是由于有不义之兵出现的。同时他肯定地认为，“大伐有德”者，“争掠易败”。他对军队内部的关系，置于矛盾运动中分析，将帅与士兵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良将精兵的组合，才是最佳军队。他特别重视将领的军事素质的要求，以及个人品格的修养；同时，他也很重视士兵的军事素质，并认为只有“富民”，才有强兵，百姓无生路，土气便会低落，便会“伤气败军”。他还指出必须尊重士兵的人格，要与士兵同苦，只有这样才能军心安，士气旺，他们才能掌握好军事技能，”英勇杀敌，克敌致胜。否则即使侥倖获得胜利，也是难以保持的。尉缭最重视矛盾转化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矛盾转化的关键，是要有这种转化的意识，因为他认为，缺乏转化思想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自觉行动。同时，他还强调转化的整体性意识，对于军队来说显然更为重要。例如他认为在改变军队不良习气，增强将士素质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全民总动员，增强一切为战争胜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救亡图存，转危为安。对手具体战役，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了。他指出“必死则生”的命题，在部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形势中，只要充分发挥全体将士的主观能动性，便能由死转化为生，由濒于失败而转化为临于胜利，关键是创造转化的主客观条件。
值得重视的是，在尉缭的辩证思维中，具有丰富的逻辑思维的内容，含有系统的判断、推理的内容，他断言：“曲谋败国”，只有正确的谋划，才能得到胜利。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辩证法的意识，以及“以智使力”的智力战争观，这在古代兵书中是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二《尉缭子》的流传与影响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被认为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在1972平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尉缭子》残简，考古学家断定此墓为汉武帝刘彻初期，自然《尉缭子残篇》是西汉前期的传本，说明今本《尉缭子》在西汉前便已流传。而原通行本《尉缭子》，经过《尉缭子残简本》校订，就更接近于原貌了。
《尉缭子》一书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书中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唐太宗与李靖问对》。见于记载并明确使用《武经七书》这一专用名称的是在宋代。宋元丰十年（1080），颁布七部兵书为教科书，是为《武经七书》，奉为兵书的经典之作。自此之后，《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它是我国冷兵器时代军事学的代表作，超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然是战略，战术上不可违背的规律，成为研究现代战略、战术的参考资料。《尉缭子》也随之成为兵家必读之书。
《尉缭子》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30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一书，以其具有的三晋文化的特色，既体现了传统兵学的基本理论，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适用性和现实的借鉴性，从内容上超越了军事学的范围，在时空方面有较大的跨度，其中许多精彩的见解，不仅为中外兵家所重，也是研究三晋文化及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识者所珍视，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
三《尉缭子》五卷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