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赏罚严明、令行禁止的目的，作者反复讲到要严肃惩罚违反纪律和不服从将领命令的行为：“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对于触犯刑律而身居高位的人，要敢于严惩，决不放纵，而对下层人物，牛童马夫，只要主动做好事的，就要明令奖赏。这样，军队就人人执行命令，争着立功，人人畏惧犯下过失，受到惩罚。故此，作者又强调说：“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像这些地方，把严明纪律以提高战斗力的作用，讲得是很中肯的。作者又提出将领治军要极重视“爱”和“威”。“爱”是指士兵对将领爱戴、服从，“威”是指对士兵有威信，使士兵敬畏。书中总结出“士兵敬畏官长就藐视敌人，畏惧敌人就轻慢自己的将领”这番道理，并作了颇为精到的分析：“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悔之权。”（《攻权》）要通过赏罚分明、严格执行纪律、做到军吏畏惧将领，士兵畏惧军吏；畏惧自己的将吏，就会藐视敌人，勇敢作战。作者又说：“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敌与将就权衡焉。”（《兵令上》）究竟是畏惧将领，还是畏惧敌人，好比是一架天平，可以准确地称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作者称这一项是“胜败之道”的关键所在。作者又强调务必使士兵从内心爱戴自己的官长，使各级将吏在士兵中建立起威信：“夫不爱说（按，同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缘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能够赢得士兵的爱戴和服从，这样的将领才是得力的将领。作者还论到反面的情况，称为“疾陵之兵”，疾陵就是轻侮官长、不守纪律，将弱兵强，不守约束，不执行号令，“疾陵之兵，无足与斗”，（《攻权》）肯定是要打败仗的。
书中对治军措施论述非常具体、明确，见于《攻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踵军令》、《兵教》上下、《兵令》上下等篇。贯穿于其中的主要指导思想有如下三项：一是编制要严密，“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攻权》）从伍长、什长、卒长，到将帅，形成严整的体制，若有死亡等非常事故，立即任命新的将吏代替，绝不能出现士卒行伍无人管理的情况。对于行军、营区、进军、退军、记功记罚的制度，都定出明确的条文。二是达到三军能互相密切配合，保证军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取胜。这就需要平时严格训练，逐级严密组织，反复检阅演习：“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为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方亦胜，圆亦胜，错斜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勒卒令》）严密组织、严格训练的结果，真叫敌人上天无路，人地无门。三是做到信息灵通，上下通达。作者说：两军打仗，情况变化不定，“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这里的“精诚”是指精通于用兵的巧妙变化之处，“战权”是指灵活变化指挥作战。合起来，就是要求将领指挥战争能达到巧妙境地，灵活机动处理各种变化的情况。又说：“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原官》）要求做到上下通达，无壅塞之弊。
《尉缭子》有《攻权》、《守权》二篇，专门论述攻守战术，也很有启发作用。其要点是，进攻必须有把握，打仗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并且要做到攻势凌厉，锐不可当，“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再者，进攻要做到行军迅速，占据险要地带，强攻解决，使敌人无法发挥战斗力。“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再者，要乘虚而入，攻其无备。“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空虚而攻之。”作者对防守也有很好的总结。一是要储备精锐，以逸待劳。“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窨廪毁折而人保。令客气十百倍，而过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客气”是指进攻的敌人方面，让他们劳师远袭，花费掉十倍百倍的气力，而防守的我方却不用一半的气力，这就叫以逸待劳，叫敌人伤亡惨重。二是凭险固守，以一当十。“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予戟称之，此守之法也。”
第三、策略智谋和领导艺术
请看下面这个小故事所表现的古人的智慧：
春秋战国时，楚国将领公子心带领军队同齐国作战。当时天空出现彗星，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彗星出现就是灾异，心里害怕。尤其不好的是，当时出现的彗星，帚把在齐国一方。根据星占家的说法，彗星表示有战事，彗柄所在一方将获胜。这样，周围的人都劝公子心不要同齐国开战。公子心已经做好了准备，打仗决心已定，说：“彗星能说明什么？！如果彗星出现真与打仗有关，那么用扫帚打架，正好要把扫帚柄倒过去才能打败对方，我相信我们定能打赢，不要动摇。”结果他果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
一般人把彗星视为不祥之物，公子心却不忌讳它，用它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层智慧。世俗之见是“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却用了日常生活中人人能懂的道理，说明彗柄在齐正好打败对方，同一个事实，他做了全新的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而且显得更有道理，鼓舞了士气；这是又一层智慧。结果公子心取胜了，这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智谋的胜利。这个故事即在《尉缭子》书中《天官》篇中记载。这部书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古代兵家的智谋，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军事思想上有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提高管理水平、领导艺术，以至体育竞技等项都很有启发。
上面所讲《尉缭子》书中阐述的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文与武、攻与守、爱与畏、将领严格治军和严于律己等项，都体现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里再举出书中符合辩证观点、反映出古人智谋的论点。
正与奇。正是通常打法，奇是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善御敌者，正名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讲将领要先用正面部队与敌军交锋，然后出奇兵扼住要害，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就必定取胜。”兵不厌诈”，善出奇兵，这是兵家的要诀。
密与疏。指讲究战场上布阵密集或稀疏的不同战术。作者说：“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兵会上》）两军相持或对阵时，布阵宜较密集，这样阵脚牢固；前锋部队则宜稍为疏隔，避免拥挤，以便于战斗。这也是作者总结作战经验而得的智慧。
大与小。这里指根据敌国领土的大小广狭，而实施不同的进攻策略。作者说：“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兵教下》）绝其呃，指把守险要地带，断绝交通要道，是对付地广人少的敌国的办法；筑大堙，指堆筑起供进攻用的土山，是对付领土狭小而人口众多的国家，采取强攻。
虚与实。军士的训练、卒伍的编制、武器的准备、战斗的动员，这些都是实的，务必实实在在进行，做得扎实严密。但作者又论述到军事行动有时要制造假象，麻痹敌人，或试探敌人的动静。故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兵谈》）生动地说明用兵要像隐藏在地下那么秘密，像在空中那样不可捉摸，一旦进攻，使敌人猝不及防，无法抵挡。作者又论述用计策引诱敌人，使之暴露出内部的弱点，然后进攻：“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乘者不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兵教下》）为了使敌方内部发生变故，而故意显示一下我方的财物，以观察它贫穷的程度；暴露一下我方的弱点，以观察它的弊病，虚虚实实，摸清敌方底细，相机而采取主动进攻。
刚与柔。战争是武力行动，无比勇猛刚烈，书中一再论及“兵者凶器也”，“便吾器用，养吾勇武，发之如鸟击，如赴千里之溪”（《制谈》），迅猛地进攻敌人，就是这个意思。但作者又论述军事行动需要坚韧不拔地努力，常备不懈、周密细致地作好各种布置。故又说：“胜兵如水。夫水至柔弱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武议》）
以上各项无不体现出古人的智谋。可以不夸大地说，《尉缭子》是一个智慧库，我们今天从事经营管理、体育竞技，以至处理人事关系各项，都可从中得到教益。
战争是对将领指挥才能的最好考验。《尉缭子》在总结领导艺术方面是十分精采的，对我们的启发尤为宝贵。《十二陵》一篇，讲的是有关将领治军处事的十二对事项，前十二项是要做到的，后十二项则是要避免的。每一条都是作者总结的治军格言或人生哲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有讲将官树立威信和决策识断的，如：威严在于不随便改变决定（“威在于不变”）；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机在于应事”）；进攻在于出敌意外（“攻在于意表”）；后悔在于多疑寡断（“悔在于任疑”）；见识浅陋在于远离了贤能的人（“固陋在于离贤”）。有讲将领如何协调关系和周密部署的，如：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惠在于因时”）；防守在于荫蔽自己（“守在于外饰”）；不犯过失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无过在于废教”）；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前作好准备（“无困在于豫备”）。有讲道德修养的，如：明智在于把握大体（“智在于治大”）；处事严谨在于小事情上提警惕（“慎在于畏小”）；得到民众拥护在于虚心（“得众在于下人”）；办事不公在于私心太重（“偏在于多私”）；受祸在于贪图钱财（“祸在于好利”）；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不明在于受间”）。一个将领或者部门负责人，如果能记住并时时温习这些格言，对于提高他的领导艺术和品格修养，是大有好处的。
还有一点很可贵的，作者很重视形成军队中的亲和力、凝聚力，这不仅对军队，对于今天一个部门或企业搞好人际关系、协调工作也有所裨益。书中把部门首领与成员的关系比喻成心与肢节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肢）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肢）节必力。”（《攻权》）首领待人办事诚心专一，下属行动起来就配合恰当。又说：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战威》）
这段话，相当深刻地说明长官要关心、体恤士兵，在物质上予以照顾，感情上表示亲和，士兵之间有亲密的感情，有了这样的亲同感、凝聚力，就所向无敌。这个道理，不是被许多今天成功崛起的企业同样证明了吗？
综上所述，《尉缭子》全书二十四篇，实则论述了包括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策略原则和治军具体措施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因而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当然，这部二千多年前的名家著作也有糟粕部分。如作者虽论述过刑罚要适中，不能因施酷刑造成冤案，但在别处又讲对士卒用刑要严酷，甚至讲出“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的谬论（《兵令下》）。书中还讲“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原官》），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像这些地方都应予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