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谕纪泽儿：
接尔三月十一日省城发禀，具悉一切。鸿儿出痘，余两次详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为平顺，兹抄六日日记寄沅叔转寄湘乡，俾全家放心。
余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鸿儿病痊后，又以鄂省贼久踞白口、天门，春霆病势甚重，焦虑之至。尔信中述左帅密劾次青，又与鸿儿信言闽中谣歌之事，恐均不确。余闻少泉言及闽绅公禀留左帅，幼丹实不与闻。特因官阶最大，列渠首衔。左帅奏请幼丹督办轮船厂务，幼已坚辞。见诸廷寄矣。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劼刚，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尔天性淡于荣利，再从此二事用功，则终身受用不尽矣。
鸿儿全数复元。端午后当遣之回湘。此信呈澄叔一阅，不另具。
涤生手示
评点：变柔为刚化刻为厚
曾氏与左宗棠原本惺惺相惜，但因金陵城破后放走幼天王和忠王一事，曾氏兄弟与左闹翻了。曾氏在江西期间，很赏识沈葆桢的才干和胆识，不仅调沈来幕中办军需，而且多次向朝廷密荐沈可大用。但同治三年因截留饷银一事，曾氏兄弟与沈也闹翻了。曾氏认为左、沈是以怨报德，心中的恨意长久不能消除。直到同治十一年曾氏去世，八年之间，曾、左这对昔日朋友一直不通音问。公文往来自然是有的，只是没有私函罢了。但他们都只将芥蒂停留在本人这一代上，不愿意对下一代有影响。曾氏谆谆告诫儿辈，不得对左、沈二公有丝毫意见。左的胸襟更为豁达。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给长子孝威的信上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劫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邪？‘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
这是一段感人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代雄杰左宗棠的真性情，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交。
六十多年后，当曾氏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往事时，更对左宗棠善待朋友后人的情谊满怀感激：“文襄督两江之日，待中丞公(笔者注：文襄即左宗棠，中丞公即纪芬丈夫聂缉椝，他做过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巡抚)不啻子侄，亦时垂询及余，欲余往谒。余于先年冬曾一度至其行辕，在大堂下舆，越庭院数重，始至内室，文襄适又公出。余自壬申奉文正丧出署，别此地正十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后文襄虽屡次询及，余终不愿往。继而文襄知余意，乃令特开中门，肩舆直至三堂。下舆相见礼毕，文襄谓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则长吾一岁，宜以叔父视吾矣。’固令余周视署中，重寻十年前卧起之室。余敬诺之。嗣后忠襄公至宁，文襄语及之曰：‘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
曾氏地下有知，听到女儿这一段深情的回忆后，心中对左的芥蒂一定会消除殆尽。
常言道，知子莫如父。曾氏是如何看待这个今后将要袭他爵位的儿子呢？他认为儿子“禀气太清”，“天性淡于荣利”。此时的曾纪泽二十八九岁。二十八九岁的曾氏正是翰林院的新科庶吉士：争强好胜，志向远大。看来纪泽的天性与父亲相距很远，这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天底下的父亲尤其是有大作为的父亲，通常都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同的儿子，而不喜欢与自己性格不同的儿子。吕后之所以将戚妃残为人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戚妃的儿子如意险些夺了吕后的儿子惠帝的位，而刘邦之所以喜欢如意，是因为“如意类我”。
晚年的曾氏，或舐犊之情十分浓厚，也或许因阅历太多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故对淡泊之性转而欣赏。总之，他对纪泽的这种清、淡天性是肯定的，只是提醒儿子注意这种性格的负面。其实，每种性格都有它的负面。
曾氏信中叫儿子提防“稍涉刻薄”。刻薄，人人都说不好。宽厚，人人都说好。但宽厚过分，则没有原则性，容易纵容祸害。此种人尤不宜做一把手。
曾纪泽连秀才也未考中，性情又淡泊，若生在普通人家，一辈子大概只是个塾师的命。但他因为有父亲的余荫，顺利进入官场。又因为学过英文，得以外放欧洲做大使，后来又做到侍郎高官。在中俄谈判中，居然赢得了晚清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被朝野称为能员。曾纪泽也应该算是一个人才。但按正常的仕途规矩，他是连门槛也进不了的人。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压抑了多少人才。但反过来，倘若没有正规的科举考试，像曾氏那样无所依傍的农家子弟，又通过什么途径来崭露头角呢？这真是一个两难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