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请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诫教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它事，顺问近好。
兄国藩草
评点：人才第一
这封信里曾氏给九弟谈了三点体验，均于今天的读者亦有教益。一为“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他接着以检讨自己来说明此种态度的重要。此处较为典型地表现了曾氏家书的风格，即在同辈及晚辈的面前，不摆架子，不惮于暴露自己的短处，让对方在一种温婉的气氛中接受自己的观点。
九弟比他小十四岁，此刻的社会地位更不能望其项背，但他给九弟写信，却从不用板着面孔教训的口吻，总是温温和和地谆谆善诱。他批评自己缺乏“恒”字，以至于垂老而百无一成，望九弟引以为戒。实事求是地说，曾氏并不缺乏“恒”，他恰恰是在“恒心”与“毅力”这些方面有大过人之处，才有他一生不寻常的业绩。但他并不是圣人，也有心思不稳定的时候，对此他敢于严格检讨。说不定他过人的“恒”“毅”，正是他不断严格检讨后的结果。他多次将“士人当有志有识有恒”的话题赠年轻学子，足见他一贯将“恒”看得与“志”“识”同等重要。
恒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恒是通向成功的桥梁。恒的价值即是坚持。持之以恒，宏大的目标便总有实现的那一天，辉煌的成功也总有获取的那一刻。做几桩大事，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难；日日天天，年年月月，坚持做相同的小事，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难。恒心，可以说是人的素质中最为宝贵的一种。
二为“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识人用人，是曾氏的第一长处，也是曾氏成就事业的第一诀窍。此事说来容易做时难。每一个负有头领责任的人，在理论上都知道人才的重要，因为世上的一切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但是，理论上知道是一回事，实际上的重视又是一回事，重视后如何去察识又是一回事，察识后如何去使用又是一回事。所以“人才学”的问题，说到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曾氏不仅理论上认识得明确，技术上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这也是曾氏至今仍值得研究的原因所在。
三为“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这是曾氏的一个观点。他一生主张“勤”：勤奋、勤快、勤劳、勤俭。他本人也的确是做到了“勤”。且不说他的事功，仅从留下的千万言文字(其中大部分是他亲手所撰的)来看，就绝不是通常人所能做到的。勤则能多做事，这点世人均无异议，而他所说的“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却带有点一家之言的味道，不一定为众人所普遍接受，但笔者从自己的阅历中觉得他的这个观点可以接受。此外，他所说的“勤”，亦是人的一种精神面貌，这却是不刊之论。有谁愿意跟一个懒懒散散、奄奄无气的人共事？世上又有哪件事是在懒懒散散、奄奄无气的状态下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