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甫九弟左右：
十九日亮一等归，接展来函，具悉一切。临江克复，从此吉安当易为力，弟黾勉为之，大约明春可复吉郡，明夏可克抚、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为我了之，则余之愧憾可稍减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弟今不驻省城，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至爱民、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现在饷项颇充，凡抽厘劝捐，决计停之。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弟可为我宣达一二。
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今年丁忧奔丧太快，若恝然弃去，置绅士于不顾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迟数日，与诸绅往复书问乃妥）。弟当为余弥缝此阙。每与绅士书札往还，或接见畅谈，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语。就中如刘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对之有愧。刘系余请之带水师，三年辛苦，战功日著，渠不负吾之知，而余不克始终与共患难。甘系余请之管粮台，委曲成全，劳怨兼任。而余以丁忧遽归，未能为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惭对，弟为我救正而补苴之。
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弟此次在营境遇颇好，不可再有牢骚之气，心平志和，以迓天休，至嘱至嘱。
承寄回银二百两收到。今冬收外间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
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内心绪少佳。夜不成寐，盖由心血积亏、水不养肝之故。春来当好为调理。即颂年褀，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评点：在江西郁郁不得意
曾氏自咸丰四年九月下旬进入江西境内，到咸丰七年二月奔父丧回湘，在江西待了两年半。这两年半期间，军事进展既不大，又与江西官场闹翻，曾氏的心情不好，所以一旦接到父丧的讣告，便立即丢掉这个烂摊子不顾，匆匆回家，殊有失统帅的风度，招致多方指责。曾氏心里具体有哪些苦楚呢？这封信里，他向九弟诉说了三点：一是无地方实权，二是江西官场与他处于敌对地位，三是绅士怕与他接触。凡此种种，可见曾氏在江西实际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何能打胜仗？不能打胜仗，又造成了进一步的孤立。怪不得一向办事老成持重的他，居然做出这等毛毛躁躁的事来。但江西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拿着灼痛，丢了可惜。故曾氏回籍守丧的这些日子里，心绪并没有因离开江西而宽松，另外的一些忧愁，又更强烈地压迫着他，因而“余日内心绪少佳，夜不成寐”。
兵勇本来自百姓，但一穿上军装拿起刀枪后，便自觉在百姓之上，而百姓也的确就怕兵勇了。兵勇于是敢于欺压百姓，百姓于是也就远离兵勇。但兵勇是要靠百姓养的，所以自古以来，明事理的带兵之人都知道兵勇和百姓不能对立，消除此种对立的主要一方在兵勇。故兵不扰民，进而做到兵爱民，乃是明智将帅治军的一个重要内容。曾氏在信中叮嘱九弟“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又希望老九将他的“夙昔爱民之诚心”，向江西省绅民宣达。
曾氏对“爱民”之事一向是很重视的。他为此特地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字句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以便让那些不识字的湘军兵勇都能懂能记，切实执行。现摘抄几段，供读者诸君欣赏欣赏：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读到上面这些歌词，大家都会不期而然地想到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统帅毛泽东，从小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甚至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曾氏的《爱民歌》，他是一定读过的，曾氏治军的这些规矩，他一定耳熟能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些渊源关系，大致是不错的。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后人从前人那里受到启迪，再把这种启迪应用在处理眼下的实际事务中，并加以提高上升，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古往今来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