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继位后，抱着“华夷之辨”的汉族士大夫并没有减少。雍正深知这一点，于是，“文字狱”风波更加严重，可谓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有人因为在上疏中把“陛下”的“陛”写成了“狴”，雍正见了，认为这是在骂自己是禽兽，将上疏人革职查办。事实上，这只是当时文字狱的冰山一角。雍正一朝，被文字夺走性命的数不胜数。但与他父亲康熙和他儿子乾隆在文狱处理方式上，他略有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有了《大义觉迷录》的刊行。而促成此事的就是文字狱主角之一，湖南读书人曾静。雍正与曾静当时简直就是大清王朝最耀眼的两个明星。
1、可爱的曾静
曾静是湖南人，满清入关后开设科举考试，可惜，此人总是考不中。众所周知，但凡一个湖南人，只要略识得几个字，就觉得自己是老天降下来的大人，必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且不管这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能有这种理想其实就算得是一件好事。
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曾静是个有理想的人。虽然他愚蠢到屡试不第的程度，却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愚蠢。他用自己的知识——连个秀才都考不中的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所谓的书生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大概是因为工作的不顺心，他对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很是在意，并刻意记了下来。
一次，他忽然听到了康熙年间号称“东海夫子”的浙江吕留良的事迹，大为震撼并且欣喜。明朝灭亡以后，吕留良曾参加为反清复明，但没有成功。此后在家收学生教书，满清官员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回绝了。官员游说或威胁他没得就范，吕留良心灰意冷出家为僧。之后，又躲在寺院里著书。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吕留良的确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的确鼓舞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他所著述的《知几录》、《知新录》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著作中对满清的愤懑引起了曾静的击节赞赏。
但这两本书并没有流行开来，曾静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这个湖南人似乎是遇到了知己，当时就发下誓愿，继承吕留良的思想，并且寻找时机准备将其付诸行动。
在付诸行动前，曾静从各种各样的渠道打听到了雍正的劣迹，在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情况下，他热血沸腾地对雍正的劣迹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十条。依此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
在每一条下，凭借着一腔汉族人的血和联想力，他发挥出了无数文字。这些文字似乎就是泼夫骂街。老实说，曾静也只能写出这种思想深度不高、骂街类的文章。
雍正五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他的学生张熙从吕留良家乡访书回来后告诉了他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吕留良已过世，第二个是当时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上书大斥雍正帝。
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他的这个学生是不是因为理想而撒谎，还是他真的不知道岳钟琪上书大斥雍正帝的事是假的。总之，当曾静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成名的机会来了。
因为希望，所以认为。
他决定要岳钟琪造反，恢复大汉江山。
第二年，曾静派他的那位饭桶学生张熙去找岳钟琪。临行前，师徒二人满面红光，认为此事必可成。该年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忽然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其投书。
岳总督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他怀疑此人将书投错了人。但看到张熙从容自信的样子，还是把他带回了署中，并且交巡捕看守。自己拆读书函。
当岳钟琪看完此函后，浑身冒汗。这并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他立即把张熙押来，两人就有了如下的谈话。
岳钟琪：你是那里来的，你可知此信直斥当今圣上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的严重后果性吗？
张熙此时还认为岳钟琪在试探他，就装出英雄气概来：我此次前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怕没有后果！
岳钟琪此时并没有佩服此人装出来的骨气，反而觉得此人精神有问题。且不说那斥责皇帝的十条罪状是否存在，单就把对雍正的个人攻击当作让他反叛朝廷的借口，简直就愚蠢得一塌糊涂。
张熙见他不讲话，就又说道：将军可知与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吗？
岳钟琪疑惑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和大清有什么仇恨，而且还是世仇。他受到雍正帝的破例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是天下尽知的事情。他的祖宗没有被清人屠戮过，世仇一词还真不知从何讲起。
张熙就解释给他道：将军姓岳，是南宋岳武王（岳飞）的后代子孙，而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王爷当年被秦桧与金人相互构结冤死风波亭，这难道不是世仇吗？此时将军手握重兵，正好替岳王爷报仇的最佳机会！
听完张熙的一番解释，岳钟琪差点没笑出来。岳飞的事迹离他太遥远了，这跟他是否孝顺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他和面前的张熙虽然都是汉人，但因为物质层次的关系，他断不会为了都快成灰的祖宗而冒险造反。况且，他祖宗对君主可是忠诚无比的，他若造反，岂不就是违反了祖宗的身体力行吗。
他立即做了个决定，先把张熙押进死牢，然后拷问。张熙骨头很硬，就是不说主谋是谁。岳钟琪聪明得很，第二天，马上把张熙请出来。跟他说，昨天只不过是试探你一下，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反清呢。
张熙早就希望这是试探，如今一听，果然是试探，就高兴地把背后人供了出来。可爱的湖南人曾静浮出水面。岳钟琪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又把张熙踢进了监牢，一面派亲信急忙到湖南缉拿曾静，同时拟好奏章，将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呈报给了雍正。
2、雍正的天真
我们可以想见，当雍正看到这份奏章后的表情肯定是怒发冲冠。因为这件谋反案，或者以后可以算是文字狱的案子和以往的不同，它对准的并不是清王朝，而是雍正本人。这种个人攻击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无法忍受的。逮捕曾静、张熙的谕旨立即下达，并派出了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
曾静，这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书生在经过几次大审后，恨不得把自己小时候下河捉鱼的事情都交代出来。吕留良亲族、门生和他的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都牵扯进来。曾静，用他那颗自以为一往无前其实懦弱到极限的胆子把无数的人送进了坟墓。已死的吕留良被刨坟劈棺，而他的后代和他的学生都被满门抄斩。
按照常理，曾静本人才应该是第一个进坟墓的人。但他却安然地活了下来，原因就是：雍正的天真救了他。雍正七年，雍正下令将曾静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
朝中大臣献上无数处置曾静的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曾静都免不了一死。可雍正一样都没有用，而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很“出奇料理”的方式。
首先，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又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并准备将其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但他后来发现，此书内容有些单薄，因为没有大纲，只是像访谈一样的文字。曾静说他杀父，他就要在下面解释一大通；曾静说他弑兄，他又解释一大通。满篇都是他的文字，这让人看上去似乎是自己再发表长篇大论。他想的是，要把一本书做好，就必须面面具到。
曾静似乎为他考虑到这点了，就马上写了一本《归仁录》，大肆赞扬雍正的仁德。和他当初写的“十大罪”一样，他也是凭着想象力完成的。
雍正见到这本书后，大喜，将其放到自己的书中，并将回答方变成了曾静。《大义觉迷录》由此成功上市。他立即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他作宣传。由此可知，他把这本书完全地做成了畅销书。
当然，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在当时的大清朝图书市场的确是一个闪光点。而且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名扬天的那个胆小鬼曾静。此书内容也有可看点。大概不用宣传，此书成为畅销书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的基本形式应该是这样的：雍正质问，曾静作答。曾静简单地回答一点问题后，就开始大骂自己，几乎到了狗血淋头的地步，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
图书成功上市后，他又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理由是：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他不但放了曾静，还给了曾静一份工作。首先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这位湖南书生曾静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负责，配合着雍正，到各地宣讲皇帝的“圣德”。
曾静肯定是痛哭流涕的，因为他不但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曾经在皇帝的书中以主要人物出现过。这对于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三流知识分子来讲，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分。他似乎也想过，这是雍正在玩弄他，但他还是希望雍正是以“感化愚顽”的意图来玩弄他。可如果他知道雍正只不过是利用他来洗刷自己，他会不会去上吊。
3、雍正的真实意图
如果有个人站在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你不是个好东西，你会不会生气呢？但凡一个人就会生气，尤其是你发现他骂的都是正确的时候。
雍正是否杀父，是否杀兄，是否喜欢杀人，这一切我们都不必要去考证。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可以把万民推进地狱的皇帝在被人指着鼻子骂完后的感想是什么就可以了。
他心里肯定是极为的不舒服，所以，雍正恨曾静恨得死去活来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他为什么不杀掉曾静？而还要后世子孙也不杀他呢？
事实上，雍正一点都没有仁慈的一面。即使有，他肯定也不会施舍给曾静。从这个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静的泼妇骂街骂疼了他。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当然，这种委屈并不是曾静冤枉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不得已的苦衷。世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当然觉得委屈。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就像是一个屠夫杀了一头猪被人骂杀生一样，这个屠夫肯定要告诉骂他的人和其他人，自己也是为了生活才这样做的。
于是，雍正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但也正如张鸣先生所言，雍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在这种政治下生活的人们，可以凭借着想象力来断定一切事情的真实。但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可能透露出来的。另外，中国传统政治下的官员不善于解释，确切地说，是不屑于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让这种政治下的官僚们养成了一种“任你谣言满天，我似闲庭信步”的泰然与漠视。
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可中国的谣言往往兴盛发达，也源于此。
当雍正将自己的那一番辩白以图书的形式推到市场上以后，人们看的并不是你如何的表白，而是看这表白是否验证了自己听来的消息。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特别是善于春秋笔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其实并不蠢，但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大概是着急的结果。他太着急想要让天下人相信自己了。有人可以急中生智，而有人，比如雍正，则是急中生蠢。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跟天下人撒娇似地说，自己并不坏。可谁听呢？即使听了，又有几个人能信呢？所谓的内幕早在百姓脑袋里成型里，而你若真正披露内幕的时候，人们除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外，还会从中找出更多的内幕。
在雍正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五年后，他死掉。两个月后，继位但尚未改元的乾隆就违背了父亲当初的旨意，下旨把曾静凌迟处死，并且命令各地将那本畅销书立即下架。或许，在这位乾隆皇帝看来，父亲的天真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愚蠢。乾隆不懂得黑箱政治，但他知道家丑绝对不可外扬，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