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清明君主一直就把贪官污吏当作是自己朝廷的顽疾，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官吏贪污之风盛行。其时，不仅贪污案件多，而且上至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员不贪。乾隆在位时，因贪污而被惩处的二品以上大员就有30人之多。但是，尽管乾隆严刑峻法，却仍旧消除不了官员的贪污行为，到了乾隆中后期，督府大吏的贪污更是屡禁不止。作为一国之君，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般而言，凡事只要他肯用心去做，没有做不成的。乾隆在惩治贪污腐败上是很下了决心和气力的，为什么效果却不显著呢？
1、乾隆的性格
历史总会记住那些“日励自心强不息”的好皇帝，更会记得那些“纵恣骄奢、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昏庸帝王。但这两种极端性格却发生了乾隆皇帝一个人身上，着实让人费解。而不让人费解就是，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才使得他在严惩贪污的同时更助长了贪污习气。
乾隆时期凡逢年节、寿日、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贡献礼品，称为“土宜物件”。表面上，乾隆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者少进贡品，但事实却是，收受贡纳的行为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到了乾隆晚年，其八十寿辰的庆典所用经费共计1144297两5钱。其地方官报效数额占百分之68.2%。此外，乾隆皇帝还常借巡幸之机收受大量贡物。如此一来，许多官员都会趁着乾隆做寿之机耗费巨额银两来讨好这位皇帝，但当时乾隆朝的官员俸禄是有限的，很低微的俸禄已经难以满足官吏追求奢华生活的要求和欲望，更不用说大小贡纳了。因而乾隆皇帝给地方官在办差上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每当历史一谈到巡幸，就会想到乾隆。因为他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的记录是前人无法实现，后人无法企及的。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兴师动众造成大声势，仅随行人员便多达2500多人，除了后妃、王公大臣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章京侍卫和扈从官兵。所过道路，皆泼水清尘，石板石桥用黄土铺垫。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是相当讲究。每日之供顿还专由京师随带茶房、膳房备办，除运送乳牛和羊外，还要特备冰块和泉水。凡此不胜枚举。这一切倘若只是他自己铺张浪费倒也罢了，但坏就坏在，许多接驾官员也跟着浪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迎接皇帝当然不敢懈怠，而看到皇帝如此排场，倘若自己所准备的排场寒酸，那是对圣上不恭啊。于是，各处接驾大臣攀比竟胜之风愈演愈烈。那么，这些攀比的因两从何而来？两个字：贪污。
当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乾隆的巡幸所带来的恶果时，乾隆刚愎自用的性格让他很难接受诸臣的劝谏。纪晓岚进言说：东南财力已经不堪，圣上应该想个办法救济一下了。乾隆竟讽刺他说，你不过是一个文才不错的倡优而已，有什么资格谈论国事！
有人说，乾隆的巡幸无非是好大喜功的性格造成的，早年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战争让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在这种变态心理的驱使下，直到晚年，他竟然毫无悔悟之心。历史证明，专制主义政治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君主的重大影响，其俭朴或奢侈，往往决定了政治的清明或腐败。而乾隆纵情骄奢、挥霍无度的作风，就必然影响到了时政和时风。就是说，是他自己在一面惩治腐败的同时又助长了腐败。这是性格使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弊端。
2、宽严相济的背后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历来都是重人治，轻法治，统治者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乾隆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和意志更是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第一个表现在，乾隆对惩治贪污的“一以未贯之”。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乾隆对于惩治贪污是“非一贯性”的。
乾隆刚登基时，就主张“宽严相济”。他觉得，乃祖康熙皇帝为政尚宽，乃父雍正皇帝立法过严。那么，两者合一取其中最好。即所谓“天下之理，唯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在惩治贪污上，他也这样主张“宽严相济”。可主张毕竟是主张，在实际对贪污案件的处理上，在不同时期，则取不同的态度。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十分严厉，这从其20余年中惩处的几起贪污巨案可以看得出来。
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乾隆帝惩贪则颇为宽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以来，政崇宽大。”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更是宽大的让人难以理解。如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他却给其全免。甘肃布政使王檀望集团贪污，他在惩处以后，忽然感慨道：“在这件案子还没有发现之前，我就有风闻。但我觉得案情重大，所以，没有下定决心来惩治。”既然早有耳闻，为什么不查？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贪污的惩处并不是很认真。此外，于敏中、杨景素等贪官，他只当没有看到和听到一样，直到这些官员死后才予草处。其宽纵的结果就是，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前严而后松，这是成事之弊。乾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明白这个道理了。
他的“宽严相济”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徇庇亲信。如他一向器重的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而在证据确凿，人神共愤的情况下，他却百计回护，让督抚再议，但当各督抚议维持原判时，他又给予开脱，对支持九卿之议的陈辉祖、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定为斩监侯。不久，即降特旨，赐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
他的这种所为很是奇怪，就想兄弟几个约好喝酒。本来规定大家必须要喝一斤，如果喝不到一斤，就不许下桌。可当他发现自己最亲近的一个兄弟喝了不到一斤却已经中毒时，他又说，大家随意了。
皇帝至高无上与不受约束的权力让乾隆的惩治贪污不可能得到实效。在宽严相济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原则。一旦做事没了原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3、重用贪官之王————和砷
和砷以奇贪闻名于清代，但是，乾隆皇帝在其统治后期对他颇为倚重，和砷集行政、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秉政达20余年之久。由此可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贪官领导下的百官该是什么样的了。
据说，当时和砷的纳贿几乎是半公开的。乾隆四十年以后，和砷家里几乎成了卖官的交易所。两千两黄金，和砷根本就不把它看在眼里。据后来嘉庆皇帝所查两淮盐政征瑞行贿和坤案。征瑞供称：嘉庆元年，和砷妻故，徵瑞即馈银二十万两，可以想象，在当时和砷独宠二十年如一日的情况下，百官争相向其贿赂的现象，当为屡见不鲜。
和砷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督抚贵位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为行贿和砷，投其所好，而以上索下，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砷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交以和坤为“奥援”，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无不与和砷有关。
和砷所获殊宠，除了靠他的精明干练之外，在更大程度上，与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有关。和坤虽居相位，却能将乾隆皇帝的脾气、性情、爱好、乃至生活习惯研究得了如指掌，故投其所好也达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由此可见，和砷的机敏与才干，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并满足了乾隆皇帝追求奢华，讲究虚荣等心理与欲望，故能成为其心腹宠臣，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封建政治日趋腐败、封建国家江河日下的征兆。
据载，经查抄和绅家产竟编有83号之多，其中仅26号就可折银2亿多两，全部家产约8亿两之巨，超过清朝10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直到嘉庆帝接位后才在众官弹劾之下断其死罪，嘉庆令其在狱中自尽，并没有公开行刑。
显然，在惩治腐败问题上，乾隆是下大力气来做了。但后人觉得奇怪的是，清朝前几位皇帝，尤以时时刻刻惩治贪污的乾隆时的贪污现象最为严重。事实上，作为封建政治的规范者，一人独断，万人皆俯，其政治素养、个人作风以及个性和爱好都会对时政有所影响，惩治贪污这项政治措施自然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