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专门从事告密史研究的学者戏谑地将告密认定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当然，这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为古代中国人是以“礼义廉耻”这四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告密恰好是这四维的夺命杀手。告密者通常不顾廉耻，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告密者恰好又把君子不妄自非议他人的“礼”和千古传唱的“义”踩在脚下。等于说，告密者拥有了人类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出卖他人。
然而，愤怒总归是一种情绪，却不能改变事实。翻开二十四史，告密者比比皆是。这些藏匿在历史臭水沟中的幽灵往往以出卖他人而使自己身价百倍，甚至有些时候，告密者的一次告密居然会改变历史。比如最有影响的就是东汉末年张角阁下平时最器重的徒弟唐周的告密，使得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起义者仓促而起，根基不稳，很快就被东汉政府灭掉了。再比如，鸿门宴没开始时项梁的告密，使得刘邦有所准备，轻易地躲过了项羽的诛杀，从而建立了汉帝国。
如果说，告密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文化，那么，将这种文化渗入社会的就是那些帝王们。但这还另当别论。比如那个做皇帝和做百姓生活一样清苦的尧舜禹时代，他们就鼓励天下百姓来报告一些事情，并且还设置了鼓、石头等物件，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在那个时代，百姓们根本不想从领导人那里得到好处，由于物质基础还不稳固，所以也没有争夺利益的心思，前来“告密”的人可都是为国家着想。
这个时候的人们人品绿色，道德原始，真可谓是原始社会。但到了奴隶社会就不一样了，奴隶社会，教科书上说，生产力进步了，人们饱暖了，开始思各种欲望。百姓心思一多，做王的当然很担心，他们也设置检举箱，可目的明显不纯，他们希望知道许多人的想法和谁是腻臣。商纣王始终就对后来的周文王不放心，上面一有这种心思，下面立即就有人投其所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告密者崇侯虎诞生了。西周的周厉王，为了知道谁是刁民，专门找了个巫师（此人据说读得懂唇语）来监视百姓，一旦发现谁有不轨，就来告密。结果闹得大家在路上见面，只能用眼睛说话。
这当然只是告密史上的小儿科，到了春秋时代，商鞅居然把“告密”（当时叫告奸）纳到了国家宪法中，告密者是良好公民，知道秘密不告的，就是犯罪。众所周知，商鞅师传法家的荀子。（荀子这个人其实很倒霉，孔子把“仁”说了，孟子把“义”说了，儒家提倡的五个字，智信想要说明白了很难，所以他只能说“礼”。这个人又非常喜欢标新立异，把“礼”就说成必须要遵守的“法”了。）在法家眼里，人人都不是好东西，如果不用“法”来规矩他，他肯定就闹乱子。告密法就这样诞生，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监视，别闹乱子。
进入封建时代，在做皇帝的鼓励下，四个告密大时代来临。分别是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明帝国、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整个封建王朝，从秦到清，告密始终贯穿其中，成为帝制历史的一个带有污垢的眉批，而告密者就是那块污垢。这块污垢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超乎我们想象。
古人修炼的是儒家礼义廉耻学说，为了某种私欲，居然不要脸，是儒家学说出了问题，还是告密者本身出了问题？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但又朦朦胧胧，本稿件并非要釜底抽薪，去探讨人权和隐私等跟告密相关的问题，只是希望通过讲述告密史上一些人和事来让人们欣赏一下，这些古代肮脏的幽灵到底给他们自己和历史带来了什么，他们那种为告密而不要脸，甚至是不要命的“勇敢行为”是怎么修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