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很可能起源于古代的上访制度，而这一时期，还不具备后人所认定的告密特点。所以，无论是告密鼻祖崇侯虎，还是告密专业人士卫巫，都不足以承担告密文化这一重大历史题材。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吃了第一个螃蟹，所以告密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恶名。
从“肺石”说起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到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据他观察此物体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66《秋官·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入战国后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曰不足。”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鼓大致相同。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晋朝人叫崔豹的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有点跟西方的十字架相象。在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
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底，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但绝不刺耳。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姓来敲打这面鼓。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只知道中央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全，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有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实行。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曲，谁会来受这份罪？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作机的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
谁是告密鼻祖
自有信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告密者应该是商纣时的崇侯虎。崇侯虎是崇国（陕西户县地区）的诸侯王，名叫虎，据说其长得就非常特别。面如锅底，下巴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一双蛤蟆眼，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蓝天厉声大叫。
从寥寥无几的正史记载来看，崇侯虎应该是纣王设在陕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密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高原上的其他诸侯国。商朝实行分封制，把全国分成若干个国，每一个国都设一个头，外环方国领导人称为“伯”，中环诸侯的领导人就称为侯。外环离中央比较远，所以许多“伯”都不是太老实，崇侯虎在陕西密切注意的一个“伯”是封地在歧山的周伯侯（姬）昌。此人就是后来被千古传诵的周文王。
周伯昌是商朝的一个人物，曾与两个诸侯王鬼侯和鄂侯被纣王任命为本朝的“三公”。在一般人的眼中，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完全可以知足了。至少周伯昌是非常知足的，但鬼侯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身列三公之位，并不能光宗耀祖，还应该继续向上攀登。众所周知，纣王喜欢美色，鬼侯就把自己漂亮的女儿献给了纣王。纣王当然很高兴，暗示鬼侯将来必有大大地好处。鬼侯这里还没有准备迎接好处，厄运就临头了。
据史料记载，纣王是个淫荡之人，而鬼侯的女儿不喜欢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男女之事上，尤其是看不惯把男女之事当成事业的纣王所为。纣王的自尊受到了打击，立即将这个美人杀掉。这还不解气，他又找来鬼侯，把鬼侯也杀掉，又剁成肉酱。鄂侯站出来为已经死掉的鬼侯申冤，认为纣王做得太过分。纣王又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尸体做成了肉干。
周伯昌当时也在商朝的都城朝歌，听到这样的事后，没有为两位同道说一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崇侯虎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崇侯虎跟周伯昌的关系是不错的。首先，大家同朝为官，而且封地又临近，两人时常无事就会来回走动。在一次谈话中，周伯昌就把纣王杀掉鬼、鄂二侯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很可能叹息了几下。崇侯虎当然也没有阻止周伯昌的叹息，很可能周伯昌在叹息的同时，也发了几句不满甚至是咒骂。
崇侯虎回到自己的封地后，反复考虑很久。我们知道，纣王是不鼓励告密的，所以，崇侯虎想要把告密一击必中，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如果他是只简单地跟纣王说，周伯昌那老家伙对你杀掉鬼喉和鄂侯的行为表示不满，纣王很可能会找到周伯昌问，周伯昌看上去木讷，但在关系自己性命的问题上，绝对可以口若悬河。到那时，崇侯虎很可能会偷鸡不成反蚀米。
他必须要有所调查才行。据后世的一些知识分子说，周伯昌是个仁义到家的人，在他的封地，他把三泽对外开放，让百姓进去狩猎砍树，又免征各种税收。歧山之地，商人们发大财，农夫也发财。对于一些孤寡老人，周伯昌颁布各种法律条文，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如果仅仅做到这点，周伯昌还不能称之为仁义之王，他不但对活人这样好，对死人也不例外。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命官吏用公款安葬它，这就是后世赞叹不已的“泽及枯骨”。
崇侯虎在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有史料记载他的告密原话为：西伯大行仁善，诸侯都十分拥戴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大王您啊！（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不过，这个告密版本很可能是假的。据《左传》记载，歧山封地的政府曾发布过这样一条政令：搜捕逃亡者，捕后严厉制裁。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周伯昌领地的百姓不安分，居然从世外桃源逃跑了。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很可能是周伯昌心有二志，如果真的心有二志，在那个时代，仅靠仁义就能实现？绝对不可能。
周伯昌肯定会大肆敛财，只有钱财充裕，才能招兵买马，才能把“异志”付之实践。于是，崇侯虎的告密原件很可能就是：周伯昌把自己领地的百姓搞得生不如死，大肆积攒钱财，图谋不轨。
事实上，第一告密版本，并不能让纣王相信。毛主席就说过，纣王这个人能文能武，就是说，是个非常有才能的王。在他的时代，千百个诸侯都听从他的调遣，凭他的智慧，他不能认识不到，靠仁义就真的能成就一番事业。众所周知，一个人想要成大事，就必须够狠。儒家的那些读书人认为，仁义可以得天下纯属扯淡。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者都是通过暴力手段达到目的的。
所以，崇侯虎的告密原本很可能是第二个版本，纣王在听到这个秘密后，立即将周伯昌捉来，扔进了羑里城。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监狱。在原始社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就会被捆绑起来扔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或者象牲畜一样地赶到圈牢之中，地点和形状不固定。纣王可谓是监狱的创造者。
据古文献记载，周伯昌在羑城被囚禁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已经很老的周伯昌并没有闲着，而是发奋治学，专心研究上古伏羲的八卦，进而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编成了《易经》，所以，司马迁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由此可见，监狱是最好的读书与创作的地点。
崇侯虎在告密后，并没有得到纣王的特别关照，他依旧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当他的侯爷。当周伯昌在监狱里演习《易经》的时候，崇侯虎正在专心地盯着陕西高原上的那些诸侯们，在那段时间，他肯定告了许多人的密。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自有信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告密鼻祖。
不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勇气可嘉，但首创者未必都能得善终。在成为告密鼻祖的七年后，周伯昌的儿子来到朝歌，希望纣王能放了自己的父亲。纣王当然没有那么好说话，有人对他说，周伯昌这个人善于预知未来。在纣王看来，这种人就是巫师。但是纣王不相信。在商朝历史上，纣王这个人很特别，他之所以后来得到“纣”这个恶称，跟他违反商朝的传统有关。商朝以巫术立国，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占卜一下，如果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坏的，那无论这件事有多大油水，都不会去做。但纣王却不这样，他在那个时代就认为这是迷信，不足取。所以，商纣时代，一向吃香的巫师的生存环境都不怎么样。
不知纣王是不是喜欢恶作剧，他把周伯昌的儿子剁成了肉酱，包成包子送给了周伯昌。按他的想法，你周伯昌不是能预知吗，那就看你是否能预知包子的馅是你儿子的肉。如果你真的不吃，那我相信你；如果你吃了，那你就是个骗子。
结果，周伯昌一面吃着自己儿子的肉，一面叫好。纣王哈哈大笑，把周伯昌给放掉了。但在放掉周伯昌之前，纣王又搞了个恶作剧。他对周伯昌说，“我为什么要囚禁你？因为有人告你的密，那小子就是崇侯虎。”
纣王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很可能是这位能文能武，才干卓越的王也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又或者是，像周伯昌这样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分不出来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告诉他，他也不能做什么。不过据历史记载说，周伯昌是推算出了那包子里的馅就是自己儿子的肉，但他必须要吃，只有吃了亲生儿子，才能有活路。况且，他儿子多如牛毛，吃一个也不算什么。
后来的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周伯昌回到歧山后，发奋图强，招兵买马。在经过艰苦的准备后，他有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宣布起兵后，先是攻破犬戎、密须、阮、共，然后就把矛头对准了告密鼻祖崇侯虎。
崇侯虎当然也不是吃醋的，他经营崇城多年，该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但架不住周伯昌军队的猛烈攻击，再加上周伯昌制造了几种云梯、临车、冲车等先进的攻城器械，结果，崇城被攻下，崇侯虎力战，请示过周伯昌，看是否可以投降。但周伯昌坚决不允。所以，只好力战而死。
据说，周伯昌在杀掉崇侯虎后，每天都睡不安稳，一闭上眼就看到告密鼻祖站在自己床前，披头散发，看着自己冷笑。
这说明崇侯虎虽然是个不耻的告密者，但对于国家而言，他还是有功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这种告密当然应该受到鼓励。所以，崇侯虎觉得自己死的冤枉，我们也从周伯昌“撞鬼”这件事上看出，周伯昌杀崇侯虎并不是那么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