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个夜晚，我在柏林表演。当我跳舞的时候，通常不会注意观众席上的人。对我来说，他们总把我当作代表人道精神的神祇。不过今晚，我注意到前排坐了某个特殊的人。我并未看见那个人是谁，但是我注意到那个人。表演结束后，果真有一个相貌英俊的人来后台找我，不过他却是怒气冲冲。
“你的表演真是太出色了！”他说着，“你的表演真是太好了！但是你是从哪里偷了我的灵感？你是从哪里偷到我的舞台设计的？”
“你在说什么啊？这些是我自己的蓝布幕。当我5岁时，就发明了这些布幕。从那时起，我就在这些蓝布幕前跳舞了！”
“不！那是我的设计，我的构思！不过你正是我想象的在这样的场景里跳舞的那个人，你实现了我所有的梦想。”
“那么，你到底是谁？”
“我是埃伦·特里[埃伦·特里（1847—1923），英国女演员，以出演莎士比亚戏剧成名。其子克雷格（1872—1966），英国演员、导演，并以富有诗意的舞台设计闻名于世。]的儿子。”
埃伦·特里！我理想中的完美女人！埃伦·特里！
我的母亲对他丝毫没有戒心，她对他说：“那么你应该同我们一道回家享用晚餐。既然你对伊莎多拉的艺术深感兴趣，那么你一定得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来到我家里吃饭。
他相当兴奋，他想向我们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我专心地听他说话。但是，我的母亲与其他人都听得昏昏欲睡，他们用不同的借口起身离开，回房睡觉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克雷格继续说着剧场艺术，他用各种手势解释他的艺术概念。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问我：
“可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这个伟大的艺术家为什么与家人住在一起？这真是太荒谬了！我是唯一发现你并创造你的人，你应该待在我的舞台场景里。”
克雷格身材高大，身段柔软，他的脸与他的母亲很像，不过他的五官却更细致。尽管身材高挑，他的嘴却很有女人味，嘴唇又薄又性感。他在少年时期拍的照片里有一头卷曲的金发，伦敦的剧场观众对埃伦·特里的金发孩子十分熟悉，不过他现在的发色较深。他眼睛深度近视，眼镜后的双眼发出坚毅的光芒。他让人觉得他像女人一样细致纤弱，只有他的两只大手，粗粗的指尖和粗糙的方形大拇指，证明了他的孔武有力。他总是笑称他的手指是杀手的手指，“用来掐死你刚好，亲爱的！”
我像是被他催眠了一样，任他将披肩披在我的白色舞衣上面。他拉着我的手，我们冲下楼梯，跑到街上。然后他叫了一辆马车，用地道的德文说：“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有好几个司机都拒绝搭载我们，但是我们最后终于搭车去了波茨坦。我们清晨时抵达，在一家小旅馆前下车。旅馆刚刚开门，我们进去喝了咖啡。然后，当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又上路返回柏林。
我们大约在9点时回到柏林。我们心里想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回到我母亲那边，因此我们去拜访一个叫爱希·德·布丽格的朋友。爱希·德·布丽格是个豪爽的波希米亚人，她很亲切地招待我们，还为我们做了有煎蛋和咖啡的早餐。她让我睡她的床，我睡得很沉，直到傍晚才醒来。
克雷格带我去他在柏林的工作室。工作室位于一栋大楼的顶楼，黑色地板打过蜡，上面装饰着人造的玫瑰花叶。
面对这样一位长相英俊、充满智慧的优秀年轻人，我的内心突然为他燃起熊熊爱火，我急切地投入他的怀抱，这股热情两年来一直被埋在深处，但一直在伺机爆发。他回应着我的急切，热情与我相当。我在他身上发现与我相同的血和肉、相同的气质、相同的气味。他常常激动地对我说：“啊，你是我的亲姐妹。”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以什么方式记住她们的情人，我想应该是先说说他的头啊、他的肩啊、他的手啊这些事，然后再描述他的衣服。但是每当我想起他，总是像第一晚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样子。当他褪去衣裳时，他白皙轻盈的身体闪耀着光芒。他的身体如此闪亮耀眼，我看得都痴了。
我想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特米斯。]第一次看见的恩迪米昂[希腊神话中，月神所爱的年轻牧羊人。]那高大、修长又白皙的身体，或是海辛斯特[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所钟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希腊神话中，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美少年。]以及聪明勇敢的珀修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达那依所生之子。]，他们的身体一定也是这个样子。他不像是尘世的年轻人，反倒像布莱克[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雕刻家、神秘主义者。]所绘的小天使。我的眼睛被他的美所迷惑，整个人立即投入他的怀抱，与他紧紧拥抱，合为一体。我们就像是两股火焰相遇，燃烧出耀眼的火光。我终于遇见我的伴侣、我的挚爱、我的另一个自我，因为我们不是两个可分离的个体，我们是一体的，就像柏拉图在《费德罗》[苏格拉底与费德罗论雄辩术的对话。]中所记载的“同一个灵魂的两半”。
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男子向一个女孩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的灵魂的会合。覆盖在血肉之躯外的光芒，因狂喜变得更加闪亮，此时世俗的激情烈火拥抱着白色的熊熊火焰，一同登上天堂。
我们的欢乐如此完美，让人几乎吃不消。啊，那晚我炽热的灵魂为何没找到出口，没逃走，就像布莱克画的小天使一样，从云端飞向另一个世界呢？
他的爱情是年轻、清新、强烈的，不过他并不是沉湎于性爱的人。他不想耽溺于性爱的肉欲纠葛，他将年轻的旺盛精力转变成他艺术的神奇来源。在他的工作室里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更别说在此吃晚餐了。我们那一晚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则不敢回家取钱。我在那儿睡了两个星期，当我们想吃饭时，他要人外送过来，当然是赊账，我就躲在阳台上，等饭送来之后，我才走出来与他一同吃。
我可怜的母亲到所有的警察局报了案，也找遍所有的大使馆，她告诉他们，有个坏人将她女儿拐跑了；而我的经纪人听到我突然消失，担心得都快疯了。一大群观众到剧院想看我的表演，却被剧院的人劝走，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后来他们很聪明地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上面写着“伊莎多拉·邓肯小姐目前因患有严重扁桃腺炎而无法上台表演。”
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我母亲的住处。老实说，尽管激情让我发狂，但我其实有点厌倦再睡在硬地板上，并且没有东西吃。只有他叫的外送食物，还只能在天黑之后才可以外出。
当我的母亲看到克雷格时，她对他大吼：“你竟敢诱骗我的女儿，滚出去！”
她对他的戒备和提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陷入一阵狂怒。
克雷格是当代一个相当杰出的天才。他就像雪莱一样，是火光与闪电做成的。他启发了现代戏剧的整个潮流。没错，他从来未参与实际舞台演出。他刻意保持距离，继续着他的梦想；而他的梦想启迪了当代舞台上所有美好的东西。要是没有他，就不会有赖恩哈特、雅各·科波（Jacques Corpeau）[邓肯此处所写为Corpeau，不过所指应是科波（Jacques Corpeau，1879—1949），法国演员、文学评论家和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人物。要是没有他，剧场将仍停留在老式写实主义风格的布景之中，每片叶子在树上摇曳，所有房子都有能开能关的门。
克雷格是个绝佳伴侣。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能从早到晚都精神奕奕的少数人之一。早晨刚喝第一杯咖啡时，他的想象力就开始飞翔，整个人才气焕发。一次平淡无奇的街头散步，都像是在埃及的底比斯古城与一位德高望重的祭司谈话一般。
不知道这和他不寻常的近视眼有无关系：他会突然停下来，拿出他的铅笔和本子，眼睛看着一栋造型奇特的现代德国建筑——“新写实派”的公寓大厦，开始对我解说它的优美之处。他会开始快速地画下这栋房子的素描。那个素描完成后，看起来就像是埃及的登德勒神庙。
要是他在散步途中看见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孩子，他常常会欣喜若狂。与他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枯燥乏味。他总是处于最亢奋、最快乐的精神状态，或者处于另一种突然而至的极端情绪中。这些突然发作的情绪，就像是天空突然满布乌云，空气中突然充满一股忧虑气氛，这时四周只剩下沉重的不安情绪。
不幸的是，当我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他常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每当他说“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时（他常会这样嚷着），我会柔声回答：“啊，你的工作可真伟大呀。你是一位天才，不过，别忘了还有我的学校呢。”这时他会用拳头敲着桌子，叫嚷着：“没错，但是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吗？”我回答他：“你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将人摆在第一位，因为所有的艺术根源都来自灵魂。因此，第一重要的是我的学校，首先有容光焕发的舞者优雅地在台上舞蹈，然后才是你的舞台创作，为这些舞者创作完美的布景。”
我们在这些争执之后通常会陷入阴郁的沉默。然后我会察觉我体内的女性特质便会出现，我会柔声问他：“亲爱的，我刚刚是不是惹你生气了？”“惹我生气？啊，快别这么说！你们女人最麻烦了，你也一样，老是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他用力甩门出去了。大大的甩门声让我惊醒，明白这种争吵所造成的可怕问题。我会苦苦等候，如果他没回家，我会伤心难过地哭一整夜。这是一出我与他的悲剧。这些争吵的情景常常重复出现，使得生活十分不协调，让我们觉得无法再一起生活。
我注定要激发出这位天才对我的情爱，也注定得努力在我的事业发展与对他的爱之间取得平衡。想将两者完美结合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在前几个星期的激情缠绵之后，我们开始陷入一场最困难的激烈搏斗，一边是克雷格的天才，另一边是我的艺术。
“你为什么不停止舞蹈事业呢？”他常常会这样说，“你为什么想继续在舞台上胡乱挥舞手臂呢？你为什么不干脆待在家里为我削铅笔呢？”
尽管如此，克雷格依然是最赞赏我舞蹈艺术的人，但是他艺术家的自尊心与嫉妒心，却让他无法接受女人也能成为艺术家这一现实。
我的姐姐伊丽莎白为我们的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柏林的贵族仕女担任委员。当那些委员知道我和克雷格的事之后，便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以庄严的措辞谴责我与克雷格的关系，并且表示她们作为正经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员，无法再资助这个学校，因为学校的领导者毫无道德操守。
门德尔松夫人是那位伟大银行家的太太，那些贵族仕女们推派她来送信给我。她带着这封吓人的信来找我，用惶恐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她突然开始哭了起来，说：“你可不要以为我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啊。我也拿她们没办法，她们决定不再资助你的学校，现在她们只信你姐姐伊丽莎白了。”
伊丽莎白现在有她自己的想法，不过她并没有明说。我也看清这些贵族妇女的伪善，她们认为事情只要不说出来，私底下怎么样都没关系。这些女人真把我激怒了，因此我在音乐厅办了一场演讲，告诉听众我的舞蹈是一种解放艺术。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我还谈到女人有爱的权利以及怀孩子的权利。
可以想见，人们会接着问我：“那孩子怎么办呢？”我想我可以举出许多非婚生的杰出人士，尽管他们不是婚生的孩子，但他们依然功成名就。不过，先不管非婚生的孩子能不能功成名就，我自问：一个女人怎么能跟这个动辄发脾气，甚至不为自己的子女负责任的男人结下一辈子的誓盟？如果她认为他是这种男人，她为什么非得嫁他不可呢？我想爱的原则在于彼此忠诚与互信。不管情况如何，对一个必须自食其力的女人来说，要我牺牲体力与健康，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生下孩子，到头来孩子的爸爸却可能在未来利用什么机会坚持孩子依法应归父亲抚养，然后他就将孩子带走，而我一年只能见孩子三次，我绝对不会做这种傻事。
有一位聪明的美国作家，他的情妇有一次问他：“如果我们不结婚的话，将来孩子会怎么看我们呢？”他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的话，那我们也不必在意他会怎么看我们。”
如果聪明的女人了解婚姻的种种制约之后，还坚决要走婚姻这条路，那么她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这场演讲引起一阵批评的声浪。有一半的听众同意我的看法，另一半的听众却嘘声四起，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还将手中的东西乱丢到台上。最后，那一半不满的听众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其他的人，我们开始就女人的行为举行一次有趣的讨论，讨论到女人有权利做哪些事，做哪些事又会被指称不守妇德。这种讨论比今日的妇女运动还要激进。
我一直住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公寓里，伊丽莎白搬到学校住，我的母亲则是两边轮流住。到目前为止，我的经历过贫穷与苦难的母亲一直以惊人的勇气面对一切难关。现在她开始觉得生命枯燥乏味，或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的性格——爱尔兰人能坦然面对悲惨不幸，对于繁荣富裕反而手足无措——她开始变得喜怒无常，常常心境不好。从我们离开祖国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说她怀念美国，还说家乡的一切（例如食物）都比外面好。
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餐厅，想让她开心。我们问她想点什么菜，她说：“给我来点虾吧。”如果当时不是盛产虾的时节，她会开始数落这个国家的种种不是，比如连虾都没有，讲完后她会不吃其他食物。如果餐厅真的卖虾，她还是会抱怨，嘟哝着说旧金山的虾比这里鲜美好吃多了。
我想母亲性格上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已经习惯将所有精力放在孩子们身上。现在我们都各自找到自己的兴趣，深深沉浸其中而忽略了她；她终于了解，她将自己所有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我们身上，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想许多做母亲的人都是如此，这种情形在美国尤其普遍。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一直想回家乡。不久，她终于回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