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我必须离开这个多山、多岩、多暴风雨的国家。我对潘娜洛贝说：
“我觉得我不能再目睹这一切悲惨的景象了。我渴望坐在清真寺里，双脚踩着波斯地毯，旁边有一盏孤灯静静地陪着我。我已经厌倦这里的一切。你愿不愿意陪我去君士坦丁堡？”
潘娜洛贝欣然答应。我们换下图尼克，穿上轻装便服，搭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白天我待在甲板上的船舱里；到了晚上，当其他旅客都进入梦乡时，我在头上罩了面纱，走出房间来到月光下。我看见有个人倚在船侧，也在赏月。他穿着一身白，还戴着白色小羊皮手套。那是一个年轻男士的身影，他手中捧着一本黑色小书，不时地看上两眼，然后念念有词，好像在祈祷；他的脸色苍白憔悴，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发乌黑发亮。
我走向他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冒昧地跟您讲话，”他说，“因为我很哀伤，就像你一样。我正要回君士坦丁堡安慰我的母亲，她正受着折磨。一个月前她得知我大哥自杀了；两星期后，又是另一出悲剧——我二哥也自杀了。现在我是她仅有的儿子。可是我怎样才能安慰她呢？我自己也在绝望的深渊，不如跟我哥一死了之。”
我们开始闲聊，他告诉我他是演员，而他手中的书是《哈姆雷特》，他正在揣摩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甲板上重逢。我们两人像是两缕幽魂，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哀伤之中，但对方的陪伴又是一种慰藉，我们一直逗留到天明。
当我们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高挑美丽的女士来接他，她拥抱了他，神情悲凄。
我与潘娜洛贝下榻在裴拉大饭店。头两天周游了君士坦丁堡，穿梭在古城的小街上。到了第三天，有个人突然来拜访我。她是我在船上遇见的那位哀伤的朋友的母亲，也就是去港口接他的那位女士。她来时显得万分痛苦。她让我看她死去的两个俊美的儿子的照片，对我说：“他们走了，我无法让他们死而复活，但是我来求你帮我救救我最后一个儿子——罗尔。我觉得他正在走他哥哥们的老路。”
“我能做些什么？”我对她说，“还有，他会有什么危险？”
“他已经离开君士坦丁堡，独自住在圣史蒂凡诺这个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他离开的时候，表情绝望透了，我感到凶多吉少。你给他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也许你能阻止他做傻事，使他能同情我这个母亲，重新振作。”
“为何他会如此绝望昵？”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两个哥哥何以要自杀。他们正值青春年华，俊美而幸福，为什么他们只想寻死？”
这位母亲的忠告深深打动了我，于是答应她去一趟圣史蒂凡诺村，尽我所能，让罗尔恢复理智。门房告诉我那儿的路颠簸难行，坐汽车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到港口租了一艘小拖船。那天有风，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浪起伏，不过，我们依然安抵村子。根据罗尔的母亲给我的指示，我找到他住的房子。房子是白色的，孤零零地矗立在靠近古墓园的一个花园里。没有门铃，我敲了门，但是没有人来应门。我推门试试，发现门没锁，于是走进房子里。一楼是空的，我走了几阶楼梯，打开另一扇门，发现罗尔正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白色的墙，白色的地面，白色的门。他躺在有白色罩布的沙发上，一身打扮与我上次在船上遇见他时一模一样，白色西装，洁白的手套。沙发旁边有个小茶几，茶几上有个花瓶，里面插了一朵白色百合花，旁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
我相信他已经两三天没有进食了。他神志不清，几乎听不到我说话的声音。我尽力把他摇醒，对他说他母亲的事，让他知道他哥哥们的过世让她心都碎了。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拉到正在等候我的那艘小船上——小心地把他那把手枪留在房间里。
一路上他不停地哭，而且拒绝回到他妈妈住的房子，因此我劝说他来我在裴拉饭店的房间。我在房里试着让他忘却令他如此哀伤的真正原因，因为他哥哥的死似乎不是他伤心欲绝的主因。最后他终于说了：
“你说对了，不是因为我两个哥哥的死，而是西尔维欧。”
“西尔维欧是谁？她在哪儿？”我问他。
“西尔维欧是世上最美丽的人，”他回答我，“他与母亲就在君士坦丁堡。”
一听到西尔维欧是个男生，我惊愕不已。不过，由于我喜爱柏拉图的学说，而且也的确认为他的《费德罗》[柏拉图在《费德罗》中，假托苏格拉底和青年男子费德罗的对话，其中一部分谈论的是抽象的恋爱。]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情诗，因此我不像一般人那样震惊。我相信最高层次的爱情纯粹是心灵相通的激情，它并不有赖于性的关系。
但是我决心要拯救罗尔的性命，因此，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西尔维欧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不久之后，我在电话上听到西尔维欧的声音。他的声音甜美，好像是发自一个甜美的灵魂。“你必须立刻到这里来。”我对他说。
不一会儿他就来了。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大约18岁。那位让全能的宙斯动心的贾诺米德[希腊神话中，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想必就是这个样子。
当这种感情继续下去，而宙斯在体操运动或其他集会时靠近贾诺米德并拥抱他时，宙斯爱上他的那股欲望狂潮淹没了这个情人，进入他的灵魂，多得溢了出来；就像微风或是回音从平滑的岩石上碰回转来一样，美丽的爱情也流过灵魂之窗——眼睛，然后再回到情人身上；此时爱情有了双翼，并且加快速度，滋养着这对情人，让爱意增长，让情人的灵魂也充满爱。他就这样爱着，但不知其究竟；他不明白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爱恋痴癫；他似乎感染了情人的盲目；情人是他的镜子，他在情人身上看见自己，但是他却毫无所觉。
——乔伊特[乔伊特（1817—1893），英国著名古典学者，以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而知名。]
我们一起吃饭并度过夜晚的时光。之后，我在阳台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很开心地看着罗尔与西尔维欧温柔亲切地密谈，我终于松了口气，因为罗尔暂时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了。
我打电话给他的母亲，那位可怜的女士高兴得几乎说不出感激我的话。
那个晚上，当我对这两位朋友道晚安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救了这个俊美男孩的生命，但是几天后那位六神无主的母亲又来找我。
“罗尔又回圣史蒂凡诺的小屋了。你必须再救他一次。”
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负担，却又无法拒绝这位可怜的母亲的哀求。由于上次搭船的颠簸经验，这一次我决定冒险开车。我打电话给西尔维欧，告诉他必须和我一起去。
“这次他又发什么疯了？”我问他。
“喔，是这么回事，”西尔维欧说，“我真的很爱罗尔，但是我无法像他爱我的程度那样爱他，所以他说他宁愿不活了。”
我们在日落时出发，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罗尔的住处。我们直闯进去，再次将哀伤的罗尔带回饭店。我和潘娜洛贝在饭店里讨论了一整晚，商量该如何治愈这种深深影响罗尔的奇怪病症。
第二天，我与潘娜洛贝在君士坦丁堡的老街上闲逛，在一条狭窄阴暗的小巷，潘娜洛贝指着一块招牌，上面是亚美尼亚文，她翻译出上面的文字，意思是这里有个算命师。
“我们也去算算命吧。”潘娜洛贝对我说。
我们走进一间老房子，登上弯弯曲曲的楼梯，走过肮脏的回廊，在后面的房间里找到一位老妇人，她蹲坐在一口发出奇怪的气味的大锅子旁。她是亚美尼亚人，不过她懂一点希腊文，所以潘娜洛贝懂得她说的话。她告诉我们土耳其在此地进行最后一次屠杀时，她在这个房间里亲眼看见所有子孙惨遭杀害，连年纪最小的婴儿都难幸免。从那时起，她能洞悉一切，并且预见未来。
通过潘娜洛贝的翻译，我问她：“我的未来会如何？”
那位老妇人瞧了瞧大锅发出的烟雾，说出几句话，潘娜洛贝为我翻译。
“你是太阳神的女儿。你被派到人间，散播欢乐给所有人类。未来将会有一种信仰，建立在你带来的欢乐之上。你四处游历，在你的晚年，你将在全世界建立殿堂。最终你将回到这座城市，你也会在此建立一座殿堂。所有这些殿堂都将献给美与喜悦，因为你是太阳神之女。”
当时我正处于哀伤又失望的情绪中，因此她的预言让我好生奇怪。
然后潘娜洛贝问她：“那我的未来又是如何呢？”
她对潘娜洛贝说着话，我注意到潘娜洛贝脸色惨白，似乎被吓呆了。
“她跟你讲些什么？”我问她。
“她说的话让我很不安。”潘娜洛贝回答我。
“她说我有一只小羊——意思是指我的儿子米那卡斯。她说：‘你想要得到另一只小羊’——那一定是指我一直希望生的女儿。但是她说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还说我很快就会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的是我深爱的一个人生了重病，而我深爱的另一个人即将死去。然后，”潘娜洛贝继续说着，“她还说我的命不长了，但是我将在一个高高的地方俯瞰这个世界，做最后一次沉思，然后离开尘世。”
潘娜洛贝完全心烦意乱了。她付了一些钱给那位老妇人，与她道别，然后拉着我的手，跑过那些回廊，冲下楼梯，跑向那条狭窄的街道，招了计程车回到饭店。
刚进饭店，门房拿了一封电报给我们。潘娜洛贝靠在我身上，几乎要晕厥了。我搀扶她回到她的房间，立即打开电报，上面写着：“米那卡斯病重；雷蒙病重。立刻回来。”
可怜的潘娜洛贝简直发狂了。我们急忙将东西丢进车厢，我问门房什么时候有船开往圣地科伦达，门房说日落时有一班。不过，尽管匆匆忙忙，我并没有忘记罗尔的母亲。我捎了一封信给她，说：“如果你想救你儿子的性命，务必让他马上离开君士坦丁堡。别问我原因。可能的话，请你今天带他来船上见我。船将在下午5点起航。”
我没有收到回音，直到开船的时候，罗尔手提着行李，半死不活地匆匆踩着梯板上船。我问他是否买了票或订了房间，但是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事。幸好，船上的这些东方船员好说话。由于没有多余的舱房，我便与船长商量，让罗尔睡在我套房里的起居室，因为我视他为自己的孩子，像母亲似的为他担心。
抵达圣地科伦达的时候，我们发现雷蒙与米那卡斯发着高烧。我劝雷蒙与潘娜洛贝离开阿尔巴尼亚这个令人沮丧的国家，和我一起回欧洲。我还带了船医来，希望他运用医生的影响力说服雷蒙，但是雷蒙死活不离开他的难民们或是他的村子，而潘娜洛贝当然也不愿抛下他自行离开。
因此我不得不将他们留在那个凄凉的国家，让他们继续住在那个外面还刮着暴风雨的帐篷里。
轮船开向的里雅斯特，我和罗尔都非常不愉快，他一直流着泪。我拍了电报让人把车子开到的里雅斯特等我，因为我不想搭火车与其他乘客打交道。我们驱车北上，翻山越岭，直奔瑞士。
我们在日内瓦湖稍作停留。我们俩都很古怪，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或许正因如此，我们都很高兴有彼此陪伴。我们在湖上泛舟玩了几天。最后，罗尔终于答应我，为了他的母亲，他绝不再轻言自杀。
因此，某一天早晨，他离开瑞士，搭火车回到他的舞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不过后来我听说他一帆风顺，他饰演的哈姆雷特的角色大受欢迎，这是我很能理解的，因为可怜的罗尔对“生存还是死亡”[沙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雷特的独白。]这句台词有深刻的体验。然而，他还很年轻，我希望他从此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独自一人留在瑞士，陷入烦闷忧郁之中，我无法再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由于深感烦躁不安，静不下来，我开着车走遍瑞士。最后，凭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又回到了巴黎。
我完全孤身一人，因为我无法与任何人相处。我哥哥奥古斯丁来过瑞士陪我，不过即使是他，也无法让我消除愁苦。最后我到了听到人的声音都觉得可憎的地步，而且当人们走到我的房间时，也好像离我很远，不像是真实的。就这样，某一晚我抵达巴黎，回到我位于纳利的房子。那栋房子已经无人居住，只有一位老先生负责照料花园。
我踏进我宽敞的工作室，一见到我的蓝色布幕，我就马上想起我的艺术与我的工作，我决定试着重拾我的艺术工作。因此，我请我的朋友亨利·史凯利来为我演奏。但是熟悉的音乐一响起，我就忍不住伤心落泪。的确，我第一次哭了。这里的一切都勾起我往日快乐的回忆。没多久，我甚至有了幻觉，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的声音；而且，当我某一天走进孩子们以前住的那个小房间，看见他们的衣服和玩具到处乱放着，我完全崩溃了，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续住在纳利。不过我依然试着振作，请了一些朋友来陪我。
但是我晚上总是无法入眠，我也知道这里离河太近，太危险。但我已无法忍受这一切，于是有一天坐上车前往南部，唯有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驱车奔驰，我才能脱离那种难以名状的日夜折磨。
我开车经过阿尔卑斯山，到了意大利，继续我的漫游，有时在威尼斯的运河上泛舟，让船夫整夜划船；有时在古城林米尼徘徊。我在佛罗伦萨待了一晚，我知道“克”也在佛罗伦萨，我很想见他，但是一想到他已经结了婚，去见他会使他徒增困扰，便克制住了。
有一天，在海边的一个小城，我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伊莎多拉，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散心，我恳求你到我这里来，我会尽我所能安慰你。”电报上的署名是埃莉诺拉·杜丝。
我到现在依然不明白，她当时到底是如何发现我的行踪的，还发电报给我，但是当我一看到那个具有魔力的名字，便觉得埃莉诺拉·杜丝是我唯一想见的人。电报是从维亚雷焦发来的，就在我所处海岬的对岸。我回电致谢，并说我马上就到，然后马上启程。
我抵达维亚雷焦的那天晚上，当地正遭到暴风雨侵袭。杜丝住在一所偏远的别墅里，不过她在饭店留了条子让我到她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