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参战的时候，洛翰葛林让出他位于德文郡的城堡，以便改建成医院。为了保护我学校里的各个国籍的孩子们，他将她们全送往美国。奥古斯丁与伊丽莎白当时与学生们一起待在纽约，他们不断来电报要我到他们那里去。因此，最后我决定去美国。
安德烈带我到利物浦，送我搭上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
我不胜悲哀劳累，因此一路上一直待在船舱里，只在半夜才到甲板去，此时所有乘客都已进入梦乡。当奥古斯丁与伊丽莎白在纽约接我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改变以及我的病容都吓坏了。
我的学生被安置在一栋别墅里——这是一群快活的难民。我在第四大道与第二十三街路口租了一间大工作室，我在工作室四周挂上我的蓝色布幕，我们重新开始工作。
我刚从浴血奋战的法国回到美国，因此很看不惯美国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态度。一天晚上，我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完毕后，围上红披巾，即席演出《马赛曲》。我以此呼吁美国的年轻男孩起来保护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明——那个通过法国传到全世界的文化。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热心加以报道。其中一份报道写着：
伊莎多拉·邓肯小姐以一场慷慨激昂的《马赛曲》表演，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他们站起身为她欢呼了好几分钟……她高贵的姿态宛如巴黎凯旋门上面的古典人物。她的肩膀是赤裸的，而且当她扮演著名的凯旋拱门上（由吕德[吕德（1784-1855），法国著名雕塑家。]所作的）那些美丽雕像时，她的半边身子直到腰部，也是赤祼的，让观众为之疯狂。观众发出欢呼声，赞赏着这种真正的高尚艺术表演。
不久之后，我的工作室成为很多诗人与艺术家的聚会场所。从此，我重新抖擞精神。我发现新建的世纪剧院无人使用，于是我租用一季，开始在那儿创作我的《酒神之舞》。
但是这座剧院原本的设计让我厌恶不已。为了将它改造成希腊剧场，我把乐队席位挪走，然后在上面铺上蓝色地毯，以便让合唱队绕着唱歌。我以蓝色大布幕盖住丑陋的包厢，剧团总共有35位演员，80位乐师，100位歌手，大家共同合作演出《俄狄浦斯王》，由我哥哥奥古斯丁领衔主演，我和我的学生们则担任合唱队的演出。
我的观众大部分是从东区来的，顺便说一句，东区人是美国人中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们欣赏艺术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带着全班人马在“犹太剧院”作了一场免费表演。假如我经济无虞的话，我当时一定会为这些懂得欣赏音乐与诗歌的人留下来。但是遗憾得很，我这次伟大的试验花费太大，让我完全破产。我试着求助于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只得到一个回答：“你为什么要表演希腊悲剧呢？”
当时爵士舞风靡整个纽约，上流社会的男女老少全聚在巴尔的摩那种饭店的大舞厅，随着黑人乐团发出的野蛮嘶吼声与喊叫声，跳着狐步舞。当时我曾经几次受邀参加这种舞会，看着美国人继续狂欢作乐，我抑制不住愤慨，因为此时法国的士兵正淌着血，法国急需美国的帮助。事实上，我相当厌恶整个1915年的气氛，因此我决定带着我的学生们回到欧洲。
但是，我当时没钱给大家买船票。我已经订了“但丁亚历奇利号”回程的铺位，但是没有钱给学生们买票。距离船起航的时间只剩下3小时，但是我依然没有这笔钱。这时候，一位穿着得体的年轻美国女士来到我的工作室，她问我那天是否要前往欧洲。
“你瞧，”我对她说，同时指着整装待发的孩子们，“我们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尚未筹到钱支付船票。”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我。
“大约2 000元。”我回答她，这位不凡的年轻女士一听我这么说，马上拿出钱包，抽出两张千元大钞放在桌上说：
“很高兴能帮你这个小忙。”
我惊讶地看着这位陌生人，她甚至没要求我必须有任何回报，就给了我这一大笔钱。我只能假想她是隐姓埋名的大富翁。但是，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为了把这笔钱赠给我，她前一天卖掉了所有的股票与公债。
她与其他许多人到港口来为我们送行。她的名字叫路得，就像《圣经》里的路得说过的那样：“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从此以后，她始终如一这样对待我。
官方禁止我们在纽约继续表演《马赛曲》，于是我们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衣袖里都藏着法国国旗，我事先嘱咐过她们，当汽笛响起，轮船离了岸，我们大家就挥动手中的旗子，高唱《马赛曲》。我们玩得不亦乐乎，不过站在码头上的官员则是脸色铁青。
我的朋友玛丽也来为我送行，她在船即将开走的最后一刻，舍不得与我分离，于是在没带行李也没办护照的情形之下，跳上甲板，和我们一起唱着，她说：“我要跟你一起走。”
就这样，我们唱着《马赛曲》，离开1915年富裕而耽于享乐的美国。我带着这些四处飘荡的学生们，驶向意大利。我们抵达那不勒斯的那一天，当地的气氛相当热烈。意大利决定参战。我们回到这里来真是高兴，在乡间举办了一场庆祝会，我还记得我对一群围着我们瞧的农夫与工人发表演说：“感谢上帝给你们这么美丽的国家，不用羡慕美国。在这块美丽的国土上，你们拥有湛蓝的天空、葡萄藤与橄榄树，你们比任何美国富翁都更为富有。”
在那不勒斯，我们讨论接下来要前往何处。我很想去希腊，在克帕诺山丘露营，维持到战争结束。但是这个想法让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们非常恐惧，因为她们拿的是德国护照，因此我决定到瑞士找栖身之处，或许我能在瑞士举办一系列的演出。
我们前往苏黎世。当时有个著名的美国富翁的千金住在列克饭店。我以为这是个让她对我的学校感兴趣的大好机会，于是有一天下午，我安排孩子们在草坪上为她跳舞。孩子们跳得好极了，因此我以为她一定会大受感动；但是当我走向她，提到请她援助我的学校的话题时，她回答道：“是的，她们或许很可爱，但是我对她们没兴趣。我只对分析我的灵魂有兴趣。”她多年来一直跟在荣格[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科医师，以研究潜意识与神学闻名。]身边学习，荣格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的徒弟。这位女士每天都会记下前一晚的梦。
那一年夏天，为了跟我的学生们在一起，我决定住在奥奇的“美丽海岸”饭店。我的房间很漂亮，还可以在阳台上欣赏湖景。我租下曾经充作餐厅的大房间，周围挂上总是能激发我灵感的蓝色布幕，我将这个大房间改装成教学殿堂，每天从下午到晚上在里面教孩子们跳舞。
有一天，我们开心地接待了魏因加特纳[魏因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作曲家、乐团指挥。]与他的夫人，整个下午到晚上一直为他们跳着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
每天早晨，我能从阳台上部看见在另一个可以观赏到湖景的大阳台上，聚集了一群穿着发光的缎子晨衣的美丽小男孩。他们总是会从他们的阳台上对我微笑，有一晚他们还邀请我与他们共进晚餐。我觉得他们都是很聪明、漂亮的难民。
另一晚，他们带我坐汽船，同游浪漫的莱芒湖，大家快乐地在船上啜饮香槟酒。我们通常于清晨4点钟抵达蒙特勒，那儿住着一位神秘的意大利公爵，他会为我们备妥清晨4点钟的晚餐。这位漂亮却极严厉的公爵脸色苍白，他白天睡觉，只在晚上活动。他常常从口袋里拿出小小的银针头注射器，当他在苍白瘦弱的手臂上为自己打上一针时，大家都假装没看见。打完针之后，他变得精神抖擞，而且兴高采烈。不过，听说他白天过得非常痛苦。
和这些迷人的年轻人在一起，多少减轻了我的愁闷和孤独，但是他们很明显忽略了我的女性魅力，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决定试一试自己的力量，结果大为成功。有一天晚上，我在这一群年轻人的领袖，也就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的陪伴之下，搭豪华宾士车出游。那真是一个奇妙之夜。我们沿着莱芒湖边驰骋，飞快地经过蒙特勒。我喊着：“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黎明时分，我们已经到了维基，我还是喊着：“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我们经过了雪地，通过圣哥达隧道。
我的朋友的那一群迷人俊美的年轻伙伴，早上起床时发现他们的领袖已经与一个可恶的女人私奔，该多么吃惊。一想到这个情景，我忍不住笑了。我竭尽诱惑的能力，不久我们便抵达意大利。我们继续往前开，一直跑到罗马，然后又从罗马开向那不勒斯。当我凝视着大海时，我很渴望能再回到雅典。
我们租了一艘意大利汽船。有一天早晨，我又登上通往神殿的白色大理石阶梯，向着神圣与充满智慧的雅典娜神殿前进。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待在神殿里的情形。我想到这些年来多么可怕地背离了智慧与和谐，而且，啊！我为了令我陶醉的激情，付出了多大的痛苦代价，想到这一切，我不由得感觉很惭愧。
雅典这个现代城市一片骚动。我们抵达雅典的第二天，就听到韦尼泽洛斯[韦尼泽洛斯（1864—1936），希腊首相，因扩大了希腊的版图，而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下台的消息，民众认为希腊皇室会站在德皇一边。晚上，我办了一场出色的晚宴，宾客众多，其中还包括国王的大臣米拉斯先生。我在餐桌中央摆满了玫瑰花，花朵下藏了一台小留声机。在同一间房里有从柏林来的高官，突然之间，我们听到他们那一桌传来“德皇万岁”的声音。一听到这句话，我推开玫瑰花，打开留声机，播放《马赛曲》，同时，举杯祝酒：“法国万岁！”
国王的大臣露出惊讶的表情，其实他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忠诚拥护协约国。
此时，一大群民众聚集在我们敞开的窗户前面的广场。我高举韦尼泽洛斯的照片，同时要我的年轻美国朋友拿着留声机跟着我，我们勇敢地播放《马赛曲》，走到广场中央。随着小小留声机发出的音乐声以及群众热烈合唱的歌声，我开始跳《礼赞法国》。之后，我向观众发表演说：
“你们现在有第二位佩里克莱斯[古希腊时期，雅典的一位伟大政治家。]，那就是伟大的韦尼泽洛斯——你们怎能允许他受到扰乱呢？你们为何不追随他？只有他才能带领希腊迈向伟大的境界。”
然后，我们组织了一次游行，走到韦尼泽洛斯的官邸。我们站在他的窗下，一再唱着希腊颂歌与《马赛曲》，直到士兵很不客气地拿刺枪将我们一群人驱离。
这段插曲真使我高兴。之后，我们便搭船回到那不勒斯，又踏上回奥奇的旅程。
从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我想尽办法让我的学校能继续下去，我一心想着战争将会结束，我们回到了贝尔维。可是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不得不去借利息高达50％的高利贷，支付学生们在瑞士的开销。
为了这个目的，1916年时我签下一份到南美表演的合约，动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个回忆录越往下写，我越意识到，写下一个人的一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或者应该说，一路走来，“我”是多面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些我觉得会持续一辈子的事件，只要写几页就够了；我度过那些对我而言仿佛是千年的折磨与苦痛的日子，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继续活着，我完全变为另一个人，不过在这本书里却看不到这个人。我扪心自问：“我所写出的只算是骨架而已，读者将如何为之赋予血肉呢？”我努力写出真实，但是事实从我身边逃跑，躲在远远的地方。怎样才能找出事实呢？假如我是个已经写过20本著作的作家的话，那么我写的内容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在写过这些小说之后，我就能着手写出“我”这位艺术家的生平，当然这部传记与其他小说截然不同，因为我的艺术家生活与对艺术的想法已经自成一格，就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
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写我经历过的一切真实事情。我真担心会弄巧成拙。但是，我已经开始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试着记录我的一生，我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然而，我已经料到世界上所谓的好女人会怎么批评这本书：“这真是最不光荣的历史。”或是，“她所遭遇的不幸根本只是她犯了原罪的报应。”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尼采说：“女人是一面镜子。”我只是对这些生命中所遇见的人与事，做出反映及反应，而且，就像奥维德[奥维德（约公元前43—公元前17），古罗马诗人，著有爱情诗与悲歌。]所写的《变形记》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按照不朽神明的谕旨而改变自己的形体与性格。
船在纽约靠岸。奥古斯丁不放心我在战时独自一人搭船到那么远的地方，因此决定与我同行，他来做伴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同船的旅客之中还有一些年轻的拳击手，他们一团人由泰德·路易斯带领，路易斯习惯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开始训练，然后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我早上与他们一起训练，晚上则为他们表演舞蹈，因此旅途非常愉快，根本不觉得路途遥远。此行为我伴奏的是钢琴家莫利斯·杜莫斯尼尔[杜莫斯尼尔（1886—1974），法裔美国钢琴家。]。
布兰卡港[位于阿根廷东部的海港。]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造访的亚热带城市，气候温和，绿意盎然，而且有些潮湿，常常下雨。不过那些穿着棉布衣服走在街上的妇女，尽管浑身湿透，而且衣服都已经贴在身上，倒是毫不在意。这也是我毕生第一次看见大家对于黑白种族混合共存的现象毫不奇怪。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吃午饭，有个桌子旁坐着一个黑人男士与一个白人女孩，另一个桌子旁则是一个白人男士与一个黑人女孩。在小小的教堂里，妇女抱着光屁股的黑白混血婴儿等着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