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5月，邓肯一直忙碌于自传的写作，她决心要按合同规定如期完成这项工作。她坚持用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建议的口授方法著书，并早已亲笔写出了描述早年生活的前几个章节。她还眼含热泪、默默地亲笔完成了描述帕特里克和黛尔蒂惨死的章节。因为她不忍将这不幸的情景讲给一个陌生人。
1927年的夏天来临了，许多朋友来到邓肯的身边，其中包括自1923年以来从未见过的玛丽，艾尔玛也从莫斯科赶来看望邓肯，并向她汇报了学校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举行巡回演出的情况。
8月中旬，邓肯等来了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一笔收益：英国支付300英镑购买了连载权。不过，这笔钱换成法郎仅够支付尼斯工作室所租的旅馆房间的租金。
时光在平静中飞快地流逝，邓肯急切地盼望着美国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消息，然而却杳无音信。很快，她又陷入了生活的窘境。
为了筹到钱，邓肯的好友玛丽勇敢地前往帕里斯·辛格的别墅拜访他，尽管他已不是昔日的百万富翁，但他仍很念旧，同意资助邓肯这位他依然倾慕的艺术家。
9月12日，邓肯与玛丽愉快地赴由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的午宴。席间不乏揶揄和笑语。邓肯对一辆小巧玲珑的赛车以及它的英俊潇洒的意大利司机深感兴趣，这也成了人们打趣的一个内容。
9月13日，邓肯应邀到朋友兼经纪人奥托伊斯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饭后，奥托伊斯夫妇将他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孩子带进屋里，介绍给邓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似一把利刃深深刺痛了邓肯心中的旧伤。她宛如被致命地刺伤一般惨叫了一声，冲出屋外。她的朋友马上追了出去，见到她在静谧的大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身体随着一阵阵令人心碎的抽搐而痉挛着。
9月14日一清早，邓肯就来到了玛丽的房间。因为哭了一夜，她的眼睛红肿着。她说：“玛丽，我不能这样下去了。14年来，我心里一直带着这种痛楚。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必须帮我找到一种解脱的办法。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时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 我不能，我不能。”
当晚，邓肯与玛丽在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空气中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玛丽对邓肯说，她预感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邓肯说：“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她们离开餐馆，回到了工作室。邓肯边等那位意大利司机和她中意的赛车，边打开唱机随着歌声跳舞。听到敲门声，肩披红色羊毛围巾的邓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真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就出去了。当她站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注视着她单薄的衣着说：“亲爱的，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了，玛丽。”当她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突然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明的道路了！”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邓肯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似乎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汽车戛然而止。旁观者以为这是为了让邓肯提起拖在地面上的围巾的一角，但是当他们走上前去，才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了下去。
邓肯自1913年4月便多次呼唤过的死神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只是用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挤碎了她的喉部，折断了她的脖颈，压裂了她的颈动脉。
邓肯去世时，距叶赛宁自杀恰好两年（按叶赛宁9月28日自杀说）。就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自始至终，邓肯看中的都是与叶赛宁之恋中美好幸福的一面，她始终带着欣赏的目光仰望她的诗人丈夫。
不过，当时一些亲身经历过邓肯与叶赛宁之恋的人曾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聊举一二，以飨读者：
在俄国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本专门描写几位俄国作家的文集里，有一篇是关于叶赛宁的。高尔基描写了他与叶赛宁的会晤，并评论了他的作品。他认为叶赛宁是新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与蜚声世界艺坛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结合并不明智。依他所见，邓肯纵使竭尽全力也不能理解一位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满浓郁俄罗斯气息的诗作。并且，高尔基并不欣赏邓肯的艺术，也未能领略其艺术美的真谛。
而叶赛宁的朋友施奈德则在给叶赛宁的长信中对他的行为不检以及对邓肯的不公做出批评，他说：
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你的话会怎样想呢？伊莎多拉唯一的过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胚。你曾多次告诉我你是多么爱伊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一首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侮辱伊莎多拉……伊莎多拉像守护神一样随时随地保护着你，我曾读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彩的文章。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伊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
另一位诗人弗朗斯在写二人的关系时，也曾这样写道：
当伊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陷入一种富于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希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子迟早会振奋起来，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会是残酷的。伊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使在开始时也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这两个存在物，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带悲剧性地分离。
苏联作家、诗人兼翻译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分析认为：
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而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叶赛宁是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俄罗斯土地，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是“叶赛宁气质”的本质，这与富有创新意识的、开放的、外向的邓肯有着根本的区别。
然而，邓肯与叶赛宁之恋过去已近一个世纪，评论他们之间孰是孰非或许已没有太大意义。毋庸置疑，他们，一个是伟大的舞者，一个是优秀的诗人，他们在一起是彼此个性魅力、艺术气场充分吸引的结果，而他们的分离则不仅是性格、年龄使然，还在于它发生在那个东西方文化尚不能充分包容的时代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快活”的舞蹈家和一个“忧伤”的诗人奏出的一定是一篇不和谐的乐章，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都在用真情演奏这篇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