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及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于其抗敌性质，最先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后来由于自由法国的部队在北非比尔哈希姆地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加上英美此时正在筹划在法属北非的战役，使“自由法国”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2年6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第二天，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与戴高乐会晤时满意地指出，近日一些征兆使人可以希望国务院和自由法国之间关系趋于缓和。7月9日，美国政府发表公告，决定“给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切军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为该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的旗帜”。这一公告正视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了它领导作战的权力和与盟国共同组成军事组织的权利，戴高乐对此比较满意。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把法国本土沦陷区中那些丧失自由但仍进行抵抗的力量吸收进来，民族委员会建议把“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7月13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接受上述名称更改，并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就“战斗法国”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达成共识。此后，在英国政府看来，“战斗法国就是各地团结起来与同盟国协同作战反抗共同敌人的法国人和法国领地的一个集合体；也是法兰西民族不肯投降，并在任何地区为同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努力，以解放法国的反轴心国的标志。”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战斗法国的领导机构，是在联合王国政府面前代表法国利益的一个机构。”
美英政府对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的重新认识，对增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和它们之间的团结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这种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在美英眼中，它还不是唯一能代表法国的一般和永久利益的政治实体，戴高乐将军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是西方盟国选中的唯一的法国政治军事领导人。这就决定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戴高乐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与西方盟国的合作中，免不了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同盟国想在北非、地中海这些与法国相关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不考虑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且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威信日增的“战斗法国”的作用，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戴高乐将军等人光复祖国的夙愿，没有同盟国的军事支援和物质帮助也难以实现。正是战争逻辑本身，推动战斗法国与同盟国关系在矛盾中向前发展。
北非战役开始后，维希政权与美国断交，促使美国政府必然要在维希政权拥护者之外寻找能代表法国与同盟国合作的人物。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专门讨论了法国问题，并特意请来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进行会晤。在同盟国的竭力促成下，6月3日组成了由戴高乐和吉罗担任平等两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对“一切法国领土和陆、海、空军都拥有最高权威”。不久，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又进行了调整，吉罗将军不再任主席而任法军总司令，戴高乐将军成为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
意大利投降后，8月2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向美英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提请它们注意，在对意停战谈判和监督意大利的机构中，都应有法国参加。8月26日，美英苏三国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2个多月后，正式阐明了它们各自政府对该委员会的态度。英国政府承认该委员会是“管辖承认其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的机构”；美国把其看成为“有助于保证实现并扞卫法国利益的机构”；苏联承认它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盟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程度的承认，为它们与法国这支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开辟了有益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除美英苏法抗击法西斯的力量外，另一股远在东方亚洲的抗战力量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作用是各国有目共睹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制定战略方针时不能不考虑中国战场这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大战条件下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也使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这就为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展开合作与互助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日宣战后，其基本战略仍然是“先欧后亚”。但为了利用中国在人力和国土上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牵制和削弱日本，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援华抗日的措施。继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后，6月2日，美中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与中国相互提供用于国防的用品、兵力及情报，以及上述各项的使用原则和报偿原则。根据此项协定，美国应允提供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装备及训练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缅甸、中国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与英国一起于1942年春，新辟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到昆明的空中航线，靠这条空运线，把数量有限但非常宝贵且极具象征意义的盟国援华物资送到中国。起初，经这条运输线每月运送3000吨物资，到了1943年3月，罗斯福总统答应把空运数量逐步提高，最终达到每月1万吨。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军政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代号“三叉戟”的会议，特召英美远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元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参加。援助中国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的当天，便向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了中国作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国可能崩溃的严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对华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国政府同意“把积极发展空运援助中国和在中国建立空军作为1943年的目标”。在20日讨论太平洋作战的会议上，丘吉尔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保证：“英帝国将尽一切人事之所能来援助中国”。罗斯福则明确承诺要建立一支航空队，并用空运来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它。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书写道：“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是美英全面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据此，美英有关部门制定出具体计划：组织和增加援华空运航线，以求到初秋达到每月1万吨的运输量；发展印度阿萨姆的航空设施；在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战役，作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军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还从政治上采取了一些举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愿与中国政府就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署条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及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的驻兵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同时，在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中，中国也占有重要位置。尽管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引出了许多分歧、矛盾，但客观上仍起到了加强同盟国之间对日作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的实际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得了国际地位。
美国政府在二战中的积极态度和领袖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本国直接介入战争，虽然美国在支持世界各国的抗战中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但他们在世界上赢得的无形财富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