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个明君，他深知得天下靠人，治天下，仍要靠人。如何用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成败都在于用人之间，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无不懂得人才是事业之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事关兴国安邦。李世民以仁慈感动天下人心，躬身示人，为我所用，其识人、用人之术深得人心。
治国之本唯在得人
李世民身为帝王，也有用错人的时候。但他用人能从全面考虑，并对有才之人委以重任，这表明他是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的。
李世民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颇有远见地指出：“治国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唯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尽力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认为，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李世民在认识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独道的见解。相比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李世民的批评十分中肯，使封德彝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李世民让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李世民听后，当日召见马周。因马周一时末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及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喜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马周也的确很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
贞观十八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多次对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片面性，避免用错人才，李世民还亲自召见、面试英才。他刚即位时，听说当时已任景州录事参军的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问之政道，张玄素对答女降流，李世民点头称赞，便决定改任，将其提拔为侍御史。
贞观十八年，听说洛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不拘一格用贤才
李世民为了实现天下大治，不得不广开才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不拘一格选用贤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在选才上，李世民唯才是举，真正做到了新故同进，亲疏并举，官用同申，汉夷并用。他的內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以才用人的方针，颇受世人赞美。
李世民始终遵循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不管是至亲、勋旧，还是疏远、昔仇，只要“才德俱兼”，就及时予以任用。
魏征的启用在历史上就一直被传为美谈。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李建成收用。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之囚。李世民欣赏他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李世民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房玄龄、杜如晦，不时召入寝宫卧室，请教治国方略。魏征亦不负李世民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李世民赞扬魏征“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有镜鉴形，美恶必见”。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举行赏月夜宴，乘酒意酣畅，面对群臣得意洋洋地说：“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又如薛万彻，原为李建成手下将领，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薛万彻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李世民多次诏谕才出。“李世民以其忠于所事，不罪之”，并加以任用。后官至行军大总管，在攻突厥、战回纥、征吐谷浑的战斗中立下卓著战功。李世民不计旧怨宿仇，大胆任用人才，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选才任贤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在对自己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的任用上，李世民就做到了“内举不避亲”。
长孙无忌先祖为北魏拓跋氏，其祖、父、舅父都是历代之官。长孙无忌自小聪明好学，年轻时就是李世民的好朋友。他的妹妹十三岁时即嫁与李世民，先称秦王妃，而后又称长孙皇后，这种亲属关系可谓是够近的了。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又是开国元勋，自晋阳起兵之日起，就一直为李渊父子出谋划策，此人深明大义而又极有才干，深为李世民所欣赏。
贞观元年，长孙无忌被委任为吏部尚书，以功排列第一位，此后又拜他为尚书右仆射，位及宰相。贞观七年（633）十月，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为了避嫌，长孙无忌执意推辞，李世民不许。长孙无忌又让其舅父高立廉奏明李世民说：“臣幸为外戚，恐天下有人说是陛下为私。”
李世民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无才学，纵朕至亲，亦不虚授。如有才有学，虽怨仇而不弃，魏征就是例子。今日所举，非私亲。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人人皆知，故朕才委以重任。”
对长孙无忌的重用难免要引起别人的猜疑，李世民则自有主见。他说：“朕若以无忌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这样只说明他有才干。”李世民最终坚持了对长孙无忌的任用，长孙无忌也不负重托，在废立太子等关键时刻，屡次挺身而出，为大唐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未辜负李世民对他的信任。
秦府旧属是李世民依靠的骨干力量，他们跟随他驰骋疆场，许多人都立有战功。玄武门之变中他们又支持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夺得太子地位。李世民即位后，这些旧属中有不少人恃功伸手要官，但李世民并不任人唯亲，对其旧属也采取量才授职的原则。因此，未能获得高官者，颐有怨望之心。他们认为，自己长年以来一直在李世民身侧奉事，现在举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备受冷落之意溢于言表。中书令房玄龄将此事禀奏李世民，对此，李世民解释说：“古代所说的至公，指的就是公平、仁爱、正直、无私。丹朱、商均，是帝王之子，而尧、舜废弃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王的兄弟，而周公杀掉了他们。由此可知，君子之人以天下为公，对于任何事物都不会偏私。过去诸葛孔明为小国的丞相，仍这样讲：‘我的心如秤一样公平，不能人为地偏轻偏重。’何况我今天冶理的是大国呢？我与你们的衣食均来自于百姓，这说明下人的力量已敬奉于上，而上面的恩惠并未润泽于下，今天之所以选择贤才，目的就是为安定百姓。
“使用人才只问其能否胜任，怎能以是新交还是故旧为标准呢？人只要有一面之交，再见时就会相互有亲近之感，何况是老熟人，怎么能一下子就忘了呢？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又怎么能因为是熟人的原因就选用他呢？今天，倘若对他们的才能不予考察，而只一味说他们在诉苦、抱怨，这难道就是至公之道了吗？”
李世民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真正做到了不私其亲，不避恩怨，不仅平定了一场深薄躁进的争功风波，也由此以至公而赢得了众人之心。
宋代进步思想家陈亮对李世民新故同进的成功经验，大加赞扬，他说：“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李世民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不以“先后新故”画线而禁锢人才，而是德才并举，新故同进，这的确是李世民广开才路的一条成功经验。李世民选贤还不囿于士族门第之见。魏晋以来，在选官上坚持门阀制度，许多荒淫无能的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往往得以世袭高官。而庶族子弟则被排挤在外。李世民则力拯前代用人之失，采取士庶并举的方针，无论贵贱，只要是贤良之士，便都予以重用。
贞观时期，中央机构中就有不少出身贫寒的官员，如戴胄、杜正伦、魏征、张玄素、刘洎、张亮、马周等，其中马周就曾以“布衣宰相”闻名于史。
马周可谓是李世民从布衣中超擢的奇士，而李世民这样不拘门第之念网罗的寒庶之士更是举不胜举，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魏征等人，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同时，李世民还扩大科举制，以科举取士的形式将众多有才能的人纳入仕途，取为己用。
在任用汉族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以封建帝王少有的胸怀和气魄，一视同仁地提拔了一些少数民族中的贤哲良才。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使其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经常带兵出征或宿卫。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闯”，深为李世民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李世民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授职左领军将军。
李世民推行这些特殊的措施，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首领团结起来，使他们对唐朝忠心不二，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也对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起到了积极作用。李世民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藩将立功杀敌、舍身报国，无论是抵御外侵，保卫边疆，还是平定内乱。扫乎割据，他们都建立过丰功伟绩。在高祖李世民时期他们还主要是活动在军事舞台上，到后来他们慢慢地介入政治领域，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在政治上同样也有不少上佳表现。他们与汉族官吏一起，为贞观盛世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李世民广泛搜揽人才，贞观时期，朝廷可以说贤俊盈朝。对此，初唐诗人卢照邻评价说：“贞观年间，李世民皇帝不愿对外用兵，天下太平。留心政务，大兴文治。”
用人不求全责备
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也会有不足之处，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身为帝王，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去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因此，在选人上，“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否则必将无才可用。李世民一再强调“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并坚持认为“良匠无弃才，明主无弃士”。这是他用人的明智之举。
李世民认为人才很多，关键在于你的识人艺术，如果不去发掘，也就不能发现人才。
当时的大理寺卿戴胄，是李世民取长而用的一个典型。戴胄曾任隋朝门下事，他为人正直无私，通晓律令，但对往史却是一无所知。
李世民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法律要得以维护和执行，必得有公正无私之人，而这样的人则首推戴胄。于是，他便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卿。上任之后，戴胄在执法上的确是一位公正严明，但在任职官吏时他却总是压制文人而屡屡俊扬明法的官员。李世民并没有因为这些小过而放弃对他的重用，他说：“戴胄与朕无骨肉之亲，但却忠直励行，情深体国”，对其长处大加远扬。
旧臣萧璃出身于帝王之家，深通封建法度，但其性情偏倔，不容人之短。因气量太小，他常与群臣发生争执，每每声色俱厉，不仅使得同僚失和，也经常惹得李世民很不高兴。但萧璃为臣极为忠直，李世民对此极为欣赏，他曾亲自对萧璃说：“卿之忠亢，与人不过。”并赐诗给他说：“疾风知劲草，动荡识忠臣”，也因而对其缺点一再予以耐心教育和容忍，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启用。直至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忍痛将他贬为商州刺史。
“人之才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对进贤者有怀恨之心，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正是有了这一认识，李世民才有了以上的做法，而对他的众多股肱之臣，李世民虽然任之有加，但对其才干得失，优缺长短，他却也并非无所察觉。
贞观十八年（644）八月，李世民曾对其大臣作过品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思维敏捷，决断事理。高立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为官三十年，作风十分正派。杨师道性情温和，从不做过激之事。岑文本性质敦厚，又有文采；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坚贞，但他太重朋友义气。马周见事敏速，作风端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强，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同年三月，他对当时的名将也作了评价：“当今名将，惟世勋、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勋、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由此可见，李世民对自己的文臣武将，可谓是了如指掌。他并非看不到他们的缺点和劣势，不过是凭着自己的驭人之智。巧妙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其尽才而用而已。
正因为李世民能客观地对待人才，不求全责备，善于容纳别人的缺点和不足，才使得各种具有不同性格、个性棱角的人能聚拢于一朝，各得其所，尽其所能，也使得一些有着较为严重缺点的偏才不致埋没，充分避己之短而扬己之长，利用自己的优势来为大唐江山服务。这样，就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并使得消极因素亦向积极因素转变，终于成就了“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都望尘莫及”的局面。
大兴举荐之风
让文武百官在全国举荐人才，可谓是李世民求才的一大创举。由于李世民对选贤的重视，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手下的群臣也纷纷竞相仿效，多方举荐治国贤才。这些大臣忠于职守，不妒奇才，颇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
李世民思贤若渴，对求贤一事可谓是迫不及待。
他颇有远见地说：“治国之本，唯在得人”。为了广进贤才，他本人不遗余力，费尽心机，他深知只以一人之力来选拔贤才，不仅劳神费心，而且力量也有限。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往往不在。于是，在日常政务中，他便时常责令大臣们“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一味埋头于政事。
李世民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因而就把“求贤访哲”的重任委托给了仆射。唐初尚书省总领百官，是三省中权力最重的机构，而仆射在宰相中的地位最高，职权也最重。
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二人共同执掌尚书省大权。但李世民听说，房、杜二人亲自“听受辞讼，目不暇给”，于是就告诫他们说：“公为仆射，应当广求贤人，随才接任，这才是宰相之职。”并批评他们，整日听讼，安能助朕求贤！
这样就在制度上把仆射从繁重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为房、杜二人集中精力选拔贤才创造了条件。
李世民的丈叔高立廉对少年卢庄道的举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卢庄道十三岁那年，父亲带他到高士廉家中拜访。这时，刚好有人进献书籍给高士廉。偷偷地看了这些书后，卢庄道就告诉高士廉说其中的一篇文章是自己写的，高士廉惊奇之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颇感怀疑，他说：“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能如此轻浮！”
卢庄道于是便主动要求背诵那篇文章，十分流利地背完之后，他又请求倒着背诵，结果竟然是“倒背如流”。高士廉不由暗暗惊叹，打心眼里再也不敢小觑这个年轻书生了，于是便诚心诚意地与这个少年交谈起来，连卢庄道本人都颇为出乎意料，最后满怀感激地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将实情对高士廉坦诚相告。高士廉于是又取出来一些文章，检查卢庄道，卢庄道仍旧是过目不忘。
高士廉叹为奇才，就把这些全都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自是惊喜万分，亲自召见卢庄道，让他参加策试，其后，将之任命为河地县尉，几年后，又任命他为长安尉。
就这样，从细微之处，卢庄道被高士廉挖掘了出来，而这些无疑也要归功于李世民广荐贤才的开明之举。
作为皇上身边的重臣。与李世民朝夕共处，李世民唯才是举、广征良臣的作风他们更是耳濡目染。他们以求才为己任，竭心尽力地为李世民广觅良才。
房玄龄，齐临淄县人，曾在隋朝为官，任隰城县县尉，因犯法而被除名，后迁移到上郡。李世民巡视渭水北岸一带，房玄龄持策在军门前等候。李世民一见如故，封他为渭北道行写记室参军。房玄龄遇到了知己的皇帝，便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劳。
那时，每次平定贼寇，众人都竞相求得金银财宝，唯独房玄龄首先收揽有才之士，把他们招致到幕府，并与他们中的一些谋臣猛将暗中真诚交往，使这些人能拼死为其效命。在荐贤举能上，他亦是量才为用，不存偏见，不以关系亲疏、出身贵贱论人，为李世民举荐了大量贤才。
唐高祖李渊时期，杜如晦任秦王府曾参军。后因李建成为和李世民争夺帝位，请求父皇李渊将秦府中的人才纷纷调走。杜如晦也因而被调到边塞之地任长史。这时，房玄龄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臣僚调出的虽多，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明、干练、通达，是辅佐君王的良才。如果大王您只是守卫藩地，不准备有大的作为，则他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想要治理天下，那么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大吃一惊，于是上奏将杜如晦调回王府，把他视为心腹，常在帷帐之中参谋密划。当时国家多战争，杜如晦对每件事的分析判断都贴切中肯，因此周围的人士十分敬佩他。后又被提升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后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杜如晦也深孚众望。他与房玄龄一起，竭尽所能，共同执掌朝政，像设计楼台馆阁的规模，制订文物典章制度，都是二人所定。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辅相成，时称“房谋杜断”，获得人们的高度赞誉。
房立龄举荐贤才，还效仿李世民举长避短的策略，总是尽最大可能地让人才发挥出他应有的智能。
在这一方面，房玄龄对张亮的举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张亮乃一介寒士，以农业为生，但此人却很有风度，颇有谋略，十分机智，缺点是胆气不足，毫无将帅之才。
房玄龄舍其短取其长，大胆向李世民举荐。李世民让他为征辽东的平壤道大总管时，敌兵来袭，他却茫然失措，不知所为。然而，在其为官任职期间，他怜贫恤弱，明察善恶，抑止豪强，颇为百姓称道。
以才干用人
李世民在知人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各司其职，督察其功过，赏罚分明。
李世民即位之初，仰慕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亲自召见，求教治国之道。
张玄素建议“分任以事”。即在知人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事事插手，对官员履行公务不要施加干预，只是督察其是否称职即可，以免官员无所适从，不能发挥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君主高居在上，只要能赏罚分明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了。李世民对这一建议极为赞赏，随即便对之实施。
李世民说：“朕挑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势，委以重，备尽其职，这才是用人之道。庶几于理也。”这种“委任责成”的理论，正是对张玄素四年前所讲的为政之道实施后的经验总结，事实上它也确实使得各级官员“各尽其用”，收到了轻轻松松使国家得以治理的功效。
有人曾评论说：“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君知人，则贤者得行其所学；臣任职，则不贤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职，则丛脞矣；臣本任君之事，则此万事所以堕也。当舜之时，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穷，所治者寡，所职者详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卜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忠，贤者不得行其志，再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帝勤而无功，李世民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委任责成”，使群臣“各尽其用，方得逸而有成”。令持禄之士兢兢业业为己效劳，从而轻轻松松得治天下，又能免遭劳而无功之笑。对此，李世民何乐而不为？然而要做到委任责成，就必须使群臣各适其位，能自担其职，否则，如用人不当，亦难得安逸，更无谈天下之治。为此，李世民在为政过程中，时时留心，处处留意，量体裁衣，量才授职，竭力使用人司职一步到位，以免劳神苦心，不得安宁。
对戴冑的任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戴胄曾任隋朝门下事，他品性正，明律令，但却有“无学术”，不通经史的短处，李世民于是从不任之以学馆儒林之职，而是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任为大理少卿。戴冑处事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李世民量刑过失，使李世民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正是由于对戴胄性格的体察，才有了戴胄才能的尽情发挥。在对戴胄任命之前，李世民就曾对侍臣说，大理寺的官职关系到人的性命，应当精心选拔公正无私心的人，用心维护和执行法律，这样的人首推戴胄。这样，李世民终于通过委任责成，使得人尽其职，终得“朕何忧也”之叹，轻轻松松，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启用冯智戴就是一例。冯智戴是高州首领冯盎的儿子。贞观初年，有一次，冯盎带着他一同进朝拜见李世民。李世民早就耳闻这个年轻人很擅兵法，于是在跟冯盎一阵寒暄之后，他突然心生一智，决定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考验一下冯智戴。他就试探着问冯智戴说：“白云下面有贼寇，今天可不可以进行攻打？”
这一问确实是别出心裁，换上一般人，也许肯定会顿时语塞，谁知冯智戴却镇定自若，他看了看白云，从容不迫而又颇有信心地答道：“可从攻打。”
李世民问：“为什么可以攻打？”
冯智戴则成竹在胸，向李世民解释以阴阳五行之道说：“白云形状像树，日展在于金，金能克木，所以攻打敌人必定能够胜利。”
李世民见他对答如流，应变自若，且用兵之法颇有不同于常人之处，于是对他极为赞赏，立即将他任命为武卫将军。
刘洎在奏章中指出：贞观初年，陛下广施恩慈，大家自然都安分守己。各个官署都不懈怠，这是任人得当的缘故。近来朝纲废弛，都因功臣国戚居摄高位，才能不胜任其职，彼此又依仗功勋权势互相倾轧。由此，刘洎非常尖刻地指出，正是由于以上不良现象的存在，使得“朝中百官，不能一心为国，有的虽也想自强报国，可是首先就害怕谗毁讥谤”。所以六部郎中及诸司之长，自己职权内所应处理之事。仍然向上询问禀报：尚书办事也是左右为难，难以决断。有些关于纠察弹劾的奏闻，故意找事稽留拖延，案子虽已办理完毕，仍然要进一步盘问下属。拿走的不规定时间限制，送来的也不指责是否迟缓，一经出手，便要经年过载，旷日持久。有的为了迎合在上者的意旨隐瞒实情，有的为了避嫌而不惜歪曲事理。在下的官府以使案情成立而了事，不追究事情的是与非；在上的尚书把谄媚逢迎作为奉公，不论是否妥当。上下和同事之间互相姑息迁就，对任何事情只求苟且投合。揭露时弊，阐明缘由之后，刘洎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冷静地向李世民进言，说“选材授官，无疑应当非才莫举，天上的职官由人来代理，怎能随便授予没有才能的人呢？至于那些是亲国戚功臣元勋，只应当在礼遇和秩禄上给以优待，有的年事已高甚至古稀，有的疾病交加头脑昏聩，已经对时代、朝政无所裨益，应当使其退休安享晚年。长时间阻碍贤人进仕之途，终为不可。要想拯救这一弊政，应当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各级官府都用人得当，自然会使治政纲领和法令完备伸张，这不但解决了文案堆积的弊端，同时也矫正了趋奉权势的风气！”
刘洎的奏章确实是切中时弊，一语中的，李世民阅毕很是欣赏叹服。
刘洎既能将问题分析得如此透彻，势必早已对这一问题观察良久，胸中也必已自有意见，这样，若让他去消除这一积弊，势必能尽快找到最合理有效的办法。因此，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全力支持他放手展开工作，以尽快清理上述弊病。
用敢于讲真话的人
李世民重用讲真话的人，能虚心吸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这样的人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
李世民比较注意从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占位子，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634），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工，实妨农事。愿留銮舆句，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观二十年二月，刑部侍郎空缺，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帖，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位。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疏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官的众星（文昌乃星宫名。这里把尚书省比作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官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曹郎（指尚书省所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比如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适合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荡，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慈，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刘洎将话锋一转，切人时弊，又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谗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处置；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載。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还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宫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认为：“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从刘泊这一奏章来看，贞观的政治还是很清明的，以至于他的奏章显得单纯静洁，不像其他朝代奏章中那样有种大厦将倾的沉重感。然而在贞观年间，这已经是很深很重的话题了，也显示出了刘洎的耿介之气。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小人之言不可信
一国之君，要做到君臣之间以诚相待，信而不疑，必须防佞杜谗，方能开切直之路。因而，“斥远群小，不爱谗言”影响，便成为李世民收揽贤才的一项重要思想。李世民利用这一信条，施以一系列迂回曲折的手段。来保证他皇室的稳固。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奸佞之臣，李世民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人，你知道谁是奸佞之臣呢？”
那人说：“为臣住在乡野民间，不能确切地知道究竟谁是奸佞之臣。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不怕陛下雷霆之怒，仍能直言规谏的就是正人君子；如果顺从逢迎的就是奸佞小人。”
李世民对封德彝说：“水流的清浊决定于源泉。国君如同朝政之源，人民如同水流。同材作假而想使臣下正直，这就像源泉混浊而希望水流清澈一样，从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疑好诈而非常讨厌他的为人，如果像魏武帝那样，怎么教化人民？”
李世民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让信义推行全国，不想让伪诈之行来破坏社会风气，你说的办法虽然好，但是我不能采纳。”
李世民还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过自己对妒嫉良臣的小人的看法，他说：“朕看自古以来，那些能顺合天意以致天下太平的君主，莫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得力辅佐。近来，朕广开言路听取各级官吏对治国的建议。然而，那些上书启奏密事的人，都是在诬告各个地方的官员，毫不足取。朕历数前王，若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述，这样，又怎么能求得尽忠之臣呢？而无识之人，专行进谗诋毁之能事，破坏君臣关系，确实有损国家利益。自今天起，如果还有谁上书密奏，攻击别的官员的小过失，就依诬陷罪处罚他。”
此时，有人控告秘书监魏征谋反，正好撞到了枪口上。李世民以自己对魏征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他说：“魏征过去是我的仇人，只是因为他忠于职守，尽心办事，我才提拔任用了他，现在这些人怎么能胡乱地对他加以诬告呢？”
对这一秘告，李世民根本未予查问审理，反而按诬告反坐之法，将诬告者处以死刑。
对进谗言、诬告他人的奸佞依法严惩不贷，同时对正直的臣属信任不疑，这不仅笼络了大臣之心，还杜绝了谗害忠良之风的出现，避免了窝里斗，使得国家的治理得以平稳地向前推行。
对于归附自己的降将，李世民同样是推心置腹，不妄加猜忌，从而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出生人死，效犬马之劳。
大将何力原为突厥皇室子孙，后降唐，并在攻打吐谷浑时，立下战功。薛万钧曾歪曲事实，向李世民大进谗言，诬陷何力不忠，李世民则不予轻信，直至何力归来，问之详情，原来薛万钧所言纯属子虚乌有。由此，李世民对之更加信任。在与薛延陀交战时，因思念家乡，何力回家探亲。此时，他所属的部落生出归降薛延陀之意，他坚决不从，并割耳发誓要对李唐王室竭力尽忠。当时外界不知原由，因而发生谣传，乃至许多大臣都认为何力势必已经叛变，可李世民却始终坚守了对何力的信任，后来何力果真归来。在了解了李世民对他的态度之后，他对李氏家族亦是愈发忠心了，乃至李世民弥留之际，他请求杀身殉葬，经李世民严辞拒绝，方才作罢。由此也不难想象，当驰骋于疆场时，他又会怎样心怀赤诚之念，为大唐江山洒上一腔热血。以心换心，以诚换诚，李世民以其用人不疑，终使臣下心甘情愿为其所用。
李勣原是李世民的一员武将，他为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调李勣担任太子詹事兼东宫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李勣便列名宰相，参议朝政。
李世民告诉他说：“我儿子刚被立为太子，你是他原来的并州都督府长史，现在把辅助东宫的重任委托你，所以才有这个任命。虽然从品阶、资望上说委屈你了，你可不要计较这些。”
有一天，李世民与部分大臣一起喝酒，又向李勣说：“我准备将孤幼嘱托于你，想了想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以前你丝毫都不背弃李密，现今岂肯辜负我！”
李勣被李世民的如此信任感动得泪如泉涌，发誓不忘君臣大义，一定竭诚奉国，而且咬破自己的手指，以血明诚。一会儿李勣喝醉了，李世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李世民知道李勣是重义气的人，因此以义结之，以加强他忠君奉国之念。然而，到了临终之时，他却又心生疑窦。总是担心太子驾驭不了李勣，反为其所持。于是为了令李勣对太子亦忠贞不贰，俯首听命，他便抛弃了以往“以至诚治天下”的做法，采取了“权滴”手段告诉太子李治说：“李勣重义气，是个感恩戴德的人。但你对他没有任何恩情。我现在要把他贬出朝廷。我死以后，你再把他调回朝廷，任命他为仆射，他既然蒙受你的恩德，一定会尽死力辅助你。”
于是，李勣被调任叠州都督。
高宗即位，当月，就召拜李勣为洛州刺史，不久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参掌机密。不出一年，又册封李勣为左仆射。
李勛却由此又开始为新主竭虑尽忠。李世民此招不能不说是既精明又阴险，以至历代史学家都为之不耻。宋史学家范祖禹对此就曾加以评论，他说：“李世民以李勣何如人哉！以为愚也，则不可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为贤也，当任而勿疑，何乃忧后嗣之不能怀服。先黜之而后用之邪，足以人马畜之也。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汉祖所以驭黥彭之徒，徂诈之术也！”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李世民的一系列用人之举，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为唐朝政权竭力尽忠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把那些不利于唐政权巩固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休养生息。
在贞观年间，李世民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潮流，实行开明政治，打破了西汉刘邦的“家天下”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亲疏贵贱、恩怨私利、门第高低、新旧和地域等方面的局限。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政治表现是：他赞成四海之人同、天下为一家的主张，反对“白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主张“胡越一家”的政策。
他不仅重用秦王府的旧臣，还重用了东宫原太子李建成的王硅、魏征、薛万彻等心腹股肱之臣，并且与他们有了深厚的君臣之谊。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才是人中豪杰，智者中的智者。李世民正是这样去做的。李世民不仅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贤哲，还量才起用了李靖、虞世南、戴胄、封德彝等隋末遗臣。他曾赞赏虞世南有五项难得的优点：一是品行端正；二是忠诚正直；三是博学多才；四是文章秀美；五是书法出众。
虞世南死后，李世民极为悲伤，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为国事救漏补缺，一日不怠，实在是当今的名臣，为人的楷模。我有善举，他尽力助我完成；我有过失，他一定直言劝谏，不怕犯颜。现他已与世长辞，石渠、东观（西汉和东汉皇室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之中，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悲痛惋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此，李世民赋诗一首，追思古代治国之道，进而叹息说：“春秋时代，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为此毁琴殉知音，而我作此诗，又能给谁看呢？”
于是，命令起居官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桌前读后焚烧。
在用人上，李世民不仅任用帝王后裔和宗室子弟，而且还擢升提拔庶族、寒门和低级官吏出身的刘洎、孙伏伽、马周、张玄素、张亮等名臣：他选拔任用统治阶级和集团中的贤才，委以重任，同时还大胆任用农民起义军出身的李勣、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名将。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这是一种自古即为人称道的原则，然而真正做到者，却为数寥寥。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放’，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他又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旧臣，以其有才行也。”
贞观年间这种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不仅调整了地主阶级、社会各阶层内部的种种关系，而且也调整了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等诸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
以诚信对待大臣
笃信臣子，就能使其心甘情愿地为国效力，这是用人的法则。李世民以诚相待，不疑下属，又充分给下属以荣耀，使这些人为其意气所感动，对他忠心不移。这也是他赢得天下的原因。
英明的君王，广求贤臣，依重贤臣，自觉地保护贤臣，对一些小人嫉妒明君之举非常厌恶。李世民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了自己对妒嫉良臣的小人的看法，他说：“朕看自古以来，那些能顺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君主，莫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得力辅佐。近来，朕广开言路听取各级官吏对治国的建议。然而，那些上书启奏密事的人，都是在诬告各个地方的官员，没有一点可以采纳的。朕历数前王，若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述，欲求尽忠之臣，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专行进谗诋毁之能事，破坏君臣关系，确实有损国家利益。自今天起，如果还有谁上书密奏，攻击别的官吏小的过失，就应该依谗言诬陷罪处罚他。”
此时，恰巧有人控告秘书监魏征谋反，被李世民抓了个典型。李世民说：“魏征过去是朕的仇人，只因为他忠于职守，朕才提拔任用他，怎么能胡乱地诬告他呢？”于是便马上杀掉了诬告魏征的那个人，并没有去追问魏征。
君臣信任不疑，才能共同执政，否则势必一团糟、窝里斗。前者正是贞观时期政治的最突出的特点。
李世民不止一次对臣子们说大唐的治理和开创，并不是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与臣子坦诚相待，不妄加猜忌。
贞观五年（631），他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道理相同。病人觉得病情有好转时，要更加小心护理。倘若再触发犯病，一定会有生命危险。治国也是这样。天下刚刚安定，尤须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奢淫逸，必然招致丧败。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维系在朕的身上。所以朕日慎一日，虽然有休息享乐的条件，也不敢这么做。朕的耳目股肱（喻为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义把我们联成一体，就应当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当之处，要直言无忌，不可隐瞒。如果君臣相疑，不能肝胆相照，实为治国之大祸。”
李世民曾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璃询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萧璃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地治理朝政，每次坐朝，甚至到太阳西斜时还不下朝。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由于坐朝时间很长，担任宿卫的武士，只好在岗位上站着吃饭。虽然文帝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却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想了想，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苛细而不明理。不明事理，就难免有疏漏；心眼过细，就容易过虑多疑。他因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所以担忧群臣内心不服，不敢放心依靠文武百官。每遇事总是一个人决断，亲自处理，虽然劳累得精疲力尽，形容憔悴而无怨言，但也没能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朝臣们既知其中原因，自然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好顺承其旨，不敢稍有异议。”
李世民又说：“朕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必须变通处理，不能千篇一律。凡事应该全部交给各部门的官员商议，再由宰相统一筹划，直到稳当后，方可呈奏施行。一日万机的繁忙事务，怎能都让君主一人专虑独断呢！
“假如一日裁断十事，而有五件事处理不当，裁断正确的当然很好，但是裁断错了的事该怎么办呢？如此日积月累，以至数年，错误越积越多，国家焉能不亡！不如广泛选任贤良之士，分层负责。而国君高居上位，远虑深谋，法令严肃，谁还敢胡作非为呢？”
李世民接着说：“诏令各个官署，若朝廷诏令颁布下来，发现有不稳当的，必须据理上奏，不可阿顺旨意施行，一定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李世民以自己的真诚表明他对臣下是完全信任的，从而也向大臣提出要求，要尽臣之义，以同样的诚信对待君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李世民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很好，但他的智慧体现在他非常注意调整君主关系，并以种种形式来激励臣子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李唐王朝竭尽忠心。
李世民看重人才，也能留住人才，对投靠自己的人以诚相待，使这些人为其意气感动，对而他忠心不移。
李世民既能“至诚”对待忠直之士，不仅信任不移，又能关怀僚属，奖励功臣，文臣武将各个效忠于国，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做法正想反。朱元璋因怕部将征战在外叛敌，或自立为王，便把他们的妻儿全押在京师，反而促发了下臣的叛心。
为表彰功臣，李世民在长安大内北的三清殿东侧建有一座殿阁，名凌烟阁，阁内悬挂着二十四位大臣的画像，每张画像旁都有赞语数言，简要地概括了画中人物的阅历和功绩。画像为工笔写真，形象生动，皆出于本朝著名画师阎立本之手，赞语的文字下笔遒劲，妍逸多姿，X±）b@#：I：羲之神妙的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这一做法，对于贞观正直、进取的社会风气有重大影响，整个官场为之一清。
用人以德为先
用人以德为先，这是李世民的用人准则。由于在用人方面思路明确，李世民推行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取很了良好的效果。所任官员，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世民识人、用人的重要标准是才德兼备。贞观二年（628），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对魏征说：“古人说，作为一个国君。必须要在任用官员上选择人才，不能草率行事。朕现在每做一事，都被天下人所见。每说一词，都被天下人所听到。能任用一个正直的人做官，做好事的都能得到鼓励；错用了一个坏人，不怀好意的人就会争相钻营。进行奖赏要根据他的功劳，没有功劳的人就会知难而退；罚当其罪，行恶的人就会警戒畏惧。朕由此知道赏罚是不能轻易施行的。至于用人，那就更需要谨慎地进行选择了。”
魏征回答说：“要了解某一个人，这事自古以来都是很难的，所以必须要以考核大臣的业绩来决定贬斥与升迁，以考察他们的人品好坏来决定取舍。我们现在想求得人才，一定要审慎地考察其品性。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即使这个人不能将所交的事情办好，那也只是能力上达不到，而不会造成大的祸害。如果错误地任用一个品性不正的坏人，即使他能力很强、很能干，以后他所造成的灾害一定也非常多。我们在乱世时代只有唯求其才，而不顾其德，而国家一旦处于太平，就一定要坚持选拔那些才能与德行都具备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以任用。”
李世民对魏征的观点很赞同，实际上，他一向严格地坚持这个标准，并要求下臣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违反这一标准。曾经有一次，他亲自考察诸州举荐的十一名人才，询以政道，考以才能，发现都十分低劣，于是无一录用，很生气地尽数放还，并严厉处置了举荐的官员。
贞观三年时，李世民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我看到吏部选择官员，只选那些能说会写的，而不注重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这样，几年以后，他们恶劣的行迹便会显露出来，虽说可以加以惩罚杀戮，然而老百姓却已深受其害。有鉴于此，怎样才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呢？”
杜如晦说：“两汉的时候选择人才，都是先把那些德行著称于乡间的人推荐上来，然后再由州郡向朝廷输送，因此当时号称贤良众多。我们现在每年选择人才，候选的人都会集一处，总共几千人。这些人往往看起来挺忠厚，且又以言词伪装，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的品行，而选择人才的机构也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品阶和官位而已。量才授官的道理，实在没有弄得很精通，所以至今也没有得到人才。”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话深有同感，刚准备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命令各州、郡征召举荐人才，听了杜如晦的建议，李世民觉着是比较合理的，于是暂时将此事停办，准备过后再行举荐工作。
在注重选取那些才德兼备的人为官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充分发挥贤臣才士的作用，以达到“任官唯贤才”。贞观元年，李世民要对朝廷各部门设定编制，也即确定中央各直属部门的岗位和人数。为此他对房玄龄等人说：“治国的基本道理，在于审慎地用人，量才授职，务求精简。所以《尚书》中说：‘任用官员，唯一的就要贤才。’又说：‘官职不一定要齐备，重要的是要用品德高尚的人。’如果我们能得到有才能且品德高尚的人才，数量虽少，也是足够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古人把占了官位而派不上用场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一样，是不能吃的。《诗经》上说：‘庸人谋事，数量再多，事情还总是办不好的。’孔子也说：‘管，仲家里的人，每人一职，不兼任其他职务，怎么能谈得上节俭呢？’这些话全都记载在经典上了，不能一一全都讲出来。而眼下我们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有才能的人各得其所，这样我们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了。你们应当思考其中的道理，然后决定官员人数。”
根据李世民的意见，房玄龄等大臣设置了朝中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李世民同意这个方案，对房玄龄说：“从此以后，假如有乐工及从事其他杂务的人，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同类人，也只能另给钱帛以奖赏他们的技能，不能破格授给他们官位，让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良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那样会给朝廷贤良君子留下羞耻的痕迹，切记切记。”
李世民认为，任用官员，宁可少而精，也不要多而滥，因为重要的是要“得其才”，即官员的质量。同时，为广开贤路，纳入更多的新生力量，他明确规定：“风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应致仕”的措施，也就是要适时劝退，以增强官僚机构的运行效率和自身的活力。
重用真才实学之人
李世民知人善任，重情义，重才干，对大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杜如晦是李世民的心腹大臣，他参与“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登上皇位，还曾随同他东征西讨，运筹决断，为统一天下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如晦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均为隋官，他自小参加吏部人才选拔，深得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
有一次，在破窦建德乱军时，李世民召集诸将在帐中一边议论破敌之策，一边食瓜。杜如晦以瓜籽布局，演习战情，他说：“如若将窦建德诱人虎牢东北之牛口渚，正人我包围之中，可一举歼之。”
后来窦建德果然被困在牛口渚，杜如晦让士卒们大声喊叫：“窦人牛口，势不能久！”
窦建德军心涣散，大败而逃。关于瓜籽之奇流传深远，传说杜如晦逝后有一天李世民正在吃瓜之时，想到杜如晦而突然辍食，命内侍将盘中半个杜陵瓜送到杜如晦灵前祭奠。此时，杜如晦刚去世不久，李世民仍在心中怀念牵挂他，可见李世民手下臣子为何人才济济了。像这样在臣子死后，悲痛不已的君王，历史上又能有几个呢？
李世民爱才、惜才、重才，使杜如晦不断升职任官，还在文学馆中将杜如晦列为十八学士中的第一位。佐助李世民挫败太子李建成，以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故杜如晦被加封为太子右庶子，后提升为兵部尚书，进而封为蔡国公，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李世民又将杜如晦委以本官兵部尚书检校侍中。
贞观三年，又使其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同时仍与房玄龄共理朝政。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事都由房、杜二人制订，当时舆论称颂二人，被合称为“房杜”。
李世民夸杜如晦“识量弘恢，神采凝映，德宣内外，声溢庙堂”，这种夸赞非其他人能所比。杜如晦这时已执掌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取士用人均注重其实际表现。
经隋末战乱后，纲纪凋弛，百废待兴，新建立的政权（暂时仍用隋朝国号，立恭帝杨侑为君）面临着积重难返的诸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杜如晦协同房玄龄拨乱反正，理政治国，共同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从隋至唐，由武德年而至贞观，佐助李氏政权和社会秩序逐步走上正规，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新局面。
贞观之初，李世民因任用杜如晦、房玄龄等人，常惹起其他老臣的猜忌。为了树立杜如晦和房玄龄二人的威信，使他们能放手大胆地理政，李世民对给房、杜二人提意见的大臣都给予毫不留情地打击。
在贞观元年，监察史陈师会上书言事，说：“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兼任数职。”李世民知道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当时实际上是由房、杜二人包揽朝廷大权。为了确保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推行不受干扰，李世民当机立断，下令将陈师会流放到岭南去了。大理寺卿戴胄认为不妥，李世民却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重用玄龄、如晦，并非因为二人是秦府勋臣旧人，因为二人实有才能之故。此人妄事毁谤，上书想离间我君臣。”
这样处置陈师会，李世民也确实有失公允，但他对房、杜二人的偏袒也不无道理。封建时代是人治之政，重用贤才与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如果皇帝用人得当，处事果断，是国家的幸事，朝中大臣若结党自居，互相攻讧，如何能把心思用在治国上呢？李世民自然是深明这一道理的。他不会因小失大，他看重的是全局，而不是局部。
Ⅵ如晦在朝中时，李世民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说：“非如晦不能决。”而杜如晦一到，则“卒用玄龄之策”。房、杜二人一个好谋，一个善断，又都公平而正直，坚守原则，俩人同辅朝政，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正可谓如鱼得水。而由此二人理政，也带动朝中大臣养成了宽厚待人，互相帮助，共为李唐大业效力的好风气。
在对待其他臣子方面，杜如晦可以说是做出了榜样，他极敬重朝中诤谏之臣，认为：“天下有诤臣，虽无道而不失其天下。”即将诤臣看作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之才。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身边大臣：“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而使自身臻于完善，昏庸的君主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商朝箕子装疯卖傻以求保全生命，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也遭诛连，这应该吗？”
杜如晦听了，另有一番见解，回答说：“天下有了忠诚正直能诤谏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仲尼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着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子微谏而被拒即装疯逃走，情况和道理都大不相同啊！”
杜如晦说：“昔日晋惠帝的贾皇后废除愍怀太子时，身为司空的大臣张华不极力苦谏，只一味随顺，苟且偷生及至赵王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责问张华，张华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又说：“古人说：‘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伋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国家重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这一番评论，使李世民心服口服。杜如晦英年病重，在贞观三年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归家养病。李世民实在不舍得杜如晦离去，亲自前往探望。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心情沉痛，废朝三日。
杜如晦去世后，李世民仍不忘他治国之功，每见到房玄龄就会想起杜如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