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并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第一，扩大了地方发展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有步骤地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把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的改革，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农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基础教育受到重视。许多地方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第二，教育结构得到调整。从宏观方面来说，除抓好正规的初、中、高级教育外，着力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一些普通高等学校举办了函授、夜大学。数万名青壮年职工参加了初中文化、初级技术课的学习，上亿的青壮年农民接受了技术培训。在高等学校内部，系科进一步优化设置，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短缺、薄弱专业得到加强，政法、师范类学校、系科及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这些调整使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合更为紧密，提高了教育水平和教育的社会效益。第三，扩大了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加强了高校与生产、科研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高校在执行国家政策、计划的前提下，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与外单位合作，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在毕业生分配制度上，逐步打破了完全由国家计划分配的传统做法，进行供需见面的试点，推进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改革了人民助学金制度，从1986年开始，在部分高校的新生中试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此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以期取代基本上是吃”大锅饭“的助学金制度，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强自力精神。从1985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每年抽掉部分人员，组成讲师团，分赴全国各地培训中小学教师，或代班上课。不少省市也组成了省级机关培训中小学教师讲师团，对促进基层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继国家”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之后，国家教委在近10年农村教育改革试点基础上正式组织实施”燎原计划“，通过农业、科技和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了本世纪末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同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这一最为重要的教育基本法。
改革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到位，高等学校在与企业及社会各界进行人才培养、科技开发和社会服务的合作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我国宏观教育改革，如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招生缴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大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办学新体制逐步形成。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由政府来办，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面向劳动力和人才市场需要兴办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国家宏观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了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管理为主的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加快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
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已有600多所高等学校按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形式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设置、自我封闭、服务方向单一的状况有所改变。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缴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多年来由国家”包学费“、”包分配“的局面。1997年，已经全面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的改革。国家配套实行专项或定向奖学金和贷学金，并对家庭困难学生实行学费”减、缓、免“政策，以保证条件比较艰苦的行业和地区对人才的需求，扶持家庭比较贫困的优秀学生。在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方面，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从一定范围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逐步实行建立人才市场、毕业生自主择业。
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近年来，各级政府依据《教育法》，在使政府教育财政拨款逐年增长并高于同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包括征收教育附加、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发展校办产业、鼓励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199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73％，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27％，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达到2700亿元，比上年约增长20％，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教育投入体制。
教育体制的改革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各行各业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上千万的专门人才，为21世纪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90年代末，我国受教育人口高达3.1亿，全国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校学习。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教育事业还存在一系列基本矛盾。比如，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教育资源质量还不够高，数量供给不足的矛盾；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与现行教育体制及外部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继续改革来解决。邓小平论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转变问题年，邓小平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有利的。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
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代世界的本质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及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百万大裁军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
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队体制编制，是新时其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完善体制，必须走精兵之路，进行”消肿“。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抓编制“，精减”消肿“。1977年12月。中央军委确定继续贯彻精减整编方案。1978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不再列人军队定额。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以便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经过几次整编，我军员额减到400万。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军队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走精兵之路，首先要消肿。邓小平指出，现在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消肿“主要是三大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解决历史形成的部队高层领导老龄化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邓小平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会议讨论贯彻我国政府关于军队减少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并研究制订了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依据和意义。邓小平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减少一百万员额的方案，将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实施。198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其他问题。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军队进行改革、精简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军队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展开。
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是：（1）既要坚持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继承过去好的传统，又要不断研究，探索现代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新路子；（2）要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3）要把重点放在改善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并实行科学的编组，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4）既要使我军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要使我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