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863”计划的实施，力争达到以下的目的：（1）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2）培养、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使之学科配套，结构合理，有旺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3）将开发成果尽快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为改造传统工业和建立新兴产业服务，推动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等在本世纪末向现代化过渡；‘（4）为2000年后我国形成一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持续稳定发展准备后劲。
“863”计划是我国一项中长期的指令性计划。其特点是，一方面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用于高技术的经费又很有限。为使有限的人力、财力发挥更大的效益，决定采取如下的政策和措施：（1）打破地区、部门界限，集中优势力量，统一指挥，确保计划中所列项目的组织实施；（2）贯彻改革精神，由国家抓重大经济和科技项目，改变拨款方法，集中力量，择优支持；（3）充分依靠专家学者，按领域设立专家委员会，主题项目建立专家组；（4）大力协同，互相衔接，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试验设备和工作条件，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集智攻关；（5）既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集中各方面的优势进行攻关，又要充分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确保纲要实施。
到1996年，“863”计划实施10周年，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863”计划工作会议，表彰了一批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部分成果公开展出。10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863”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5个领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有540项，有567项成果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成果获奖率达45.6％，获国内外专利244项。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我国科技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在36项关键技术中，60％在水平很低、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进入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维持了国际水平；还有25％仍然落后或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
“863”计划的实施，使得我国高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高技术研究开发的总体水平大大提高，使我国在当今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主要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计划的实施，调整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目标走向，使其由侧重军用向军民结合方向转化。从更广大的视野讲，“863”计划推动了科学家树立需求牵引的市场意识，促使他们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科技发展道路，并增强了企业与高科技结合的信心。“863”计划，已成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面旗帜，是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深人贯彻实施，预示着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兴旺，预示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前景。
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于1986年3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了几年来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部署了当年城市改革的任务，着重研究了发展和推动横向经济联系的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就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同志和计委、经委、体改委、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田纪云在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改革涉及的面更广、影响更大，比之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蓝图和纲领，及时地引导我们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1985年，改革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发展健康顺利，收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田纪云指出，几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逐步展开，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方法也相应作了一些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1）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分配制度的初步改革，使企业开始获得内在的动力与活力；（2）所有制结构经过初步的调整和改革，更加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3）社会主义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价值规律对生产和需求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4）实行对外对内开放，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国内的横向经济联系有了较大的发展；（5）大中城市开始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带动和协调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初步改革了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在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田纪云指出，经过改革，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改革：所有制结构正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经济决策体系正由过度集中向统分结合的多层次决策转变；分配方式正由统收统支、平均主义向合理划分权益、实行按劳分配转变；经济联系方式正由主要通过行政系统的纵向封闭型向纵横结合、以横向联系为主的开放型转变；经济管理方式正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向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的问接管理转变。应当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改革的路子也越来越明朗了。
田纪云接着分析了我国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经常发生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正确认识这些新情况，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这是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前进的关键。他说，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艰巨复杂的变革，要想一点曲折也不发生是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与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个主流比，它们无疑是支流，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事实上许多问题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依靠彻底的改革。
田纪云说，1986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同时为明年改革迈出重要的步子作好准备。他从四个方面对1986年的改革任务作了部署：（1）消化、补充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与发展改革成果。在市场方而，主要是继续搞活和开拓市场，加强和完善市场管理。要从中心城市抓起，逐步把商业批发机构理顺。在物价方面，主要是巩固、消化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坚决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在收人分配方面，主要是继续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企业工资套改、奖励办法。（2）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必须在运用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同时，更好地运用金融、税收等经济调节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逐步做到不仅能够进行总量控制，而且能够进行结构控制，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趋向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3）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于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在政策上予以鼓励，在法律上予以保护。进一步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应当掌握以下几项原则：把进一步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推动联合的基础；坚持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引导，使之尽可能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重复建设；要形式多样，不搞一种模式；防止不必要的行政干预。（4）认真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继续搞好改革的试点，为明年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做好准备。
田纪云最后说，搞好今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对于明年的改革迈出新的步伐，而且对于顺利完成“七五”时期的改革任务，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各地方、各部门从实际出发，继续努力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赵紫阳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抓联合可以促改革。常务会议认为，横向经济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是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人为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条块分割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常务会议指出，横向经济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横向联合必须建立在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之上。企业要联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主权，主管部门不准联合，就是侵犯企业的自主权。我们提倡的横向联合，必须是企业之间自主的联合，平等的联合，互利的联合。联合不联合，参加联合还是退出联合，由各企业自主决定。联合的内容和形式，参加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必须平等协商，谁也不能强加于谁。领导的责任，在于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因势利导。
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及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把改革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会议强调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界限的横向经济联合，强有力地冲击着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七五”计划的公布与实施
“七五”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的拟定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预测。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七五”计划的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同时征求了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1986年3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批准了赵紫阳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了国务院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七五”计划是在全面估量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它既充分看到我们已经拥有的继续前进的良好阵地和各种有利条件，又足够地估计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力求把计划建立在实事求是、积极可靠的基础上。
“七五”计划规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是：（1）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七五”期间的工作部署，大体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经济建设方面，要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基本平衡；体制改革方面，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和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后三年，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全面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
实现“七五”期问的建设任务，关键在于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七五”计划规定这一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抓好以下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同时，围绕上述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效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七五”计划要求，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繁荣各项文化事业。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七五”计划强调，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把这两个方面的建设紧密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