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说，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千秋事业。一个重视现代文明建设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高度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历史上有着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许多有识之士历来把文物视为“国宝”，精心收藏，潜心研究，使之世代相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千方百计减少和防止战火对文物的破坏。国家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设立专门机构、组织队伍承担文物管理任务，同时相继制定一系列文物法令、方针、政策，指导和保证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文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律准则，是打击盗掘、盗窃和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制止破坏文物的有力武器。全体公民都要自觉遵法守法，爱护祖国文物，与一切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凡是发现文物主动上交政府，举报盗掘、盗窃、走私、倒卖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制止破坏文物，宣传文物和文物法令、政策，参与文物保护活动的行为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应该受到全社会和全民族的尊重和称赞，国家对为保护祖国文物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
文件要求，文物部门和各有关方面要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和报纸、书刊等各种形式，多层次、多方位地宣传《文物保护法》，宣传文物的价值与作用，普及文物和文物保护知识，表彰爱护祖国文物的好人好事，揭露盗窃和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实行舆论监督，唤起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
随着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的维修、保护、发掘、管理工作也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依法保护文物的局面。当然，由于文物盗窃、走私等犯罪活动屡禁不止，保护文物工作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治理整顿
至1991年，是我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时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则是这几年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年至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211212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32212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人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1985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夏季曾经不适当地决定全面推进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年、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进行治理整顿，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但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这就使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18.5％的上涨幅度，这给1989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9年3月，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好治理整顿，当前治理整顿的重点仍然是压缩需求，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在治理整顿中积极发展对外开放，努力创造良好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会后不久发生的政治风波对治理整顿造成很大干扰，会议确定的任务未能如期实现。再加上政治风波给经济造成的损失，以及西方大国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使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认为，对国民经济采取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远远没有完成任务，因此，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主要目标是：（1）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2）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3）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4）在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一6％；（5）改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6）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全会认为，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决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人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90年3月召开了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起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治理，清理整顿公司有了进展；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有效供给继续增加；重点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发展；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国防建设等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目前影响经济整顿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必须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报告提出了1990年必须做好的10项工作。
经过努力，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三年治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由于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抑制了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使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全国零售物价的涨幅连年回落，1990年为2.1％，1991年为3.5％。市场商品供应丰富，物价稳定，城乡居民储蓄额三年增加了5000亿元，这同1988年的抢购风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是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经济基本恢复正常的增长。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9％，1990年增长5％。粮食生产1989、1990年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总产值1989年至1991年年均增长10％左右。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投资比重上升，处于长线的加212业受到一定限制；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馆所及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得到控制，基础产业得到加强。四是流通领域的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理趋向正常。到1990年底，全国已撤并公司10万多个，占原有各类各级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撤销或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的问题基本解决，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五是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向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1989年和1990年，我国出口总额分别达到525亿美元和621亿美元，1990年对外贸易实现了顺差。到1991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上升到330亿美元。对周边国家的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六是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也在深化。农业方面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工业方面不断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集团的组织也有明显进展。价格改革也迈出了较大步伐。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上升，这对于维持治理整顿期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成就表明，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已如期结束，整个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全国出现了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局面。治理整顿为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深入开展除“六害”斗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因而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诸如卖淫嫖娼、聚众赌博等不良现象，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近几年来，对卖淫嫖娟等社会丑恶现象虽经多次打击和查禁取缔，但发展蔓延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严重毒化社会空气，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危害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不严加打击和取缔，则必将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最终阻碍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1989年7月，中共中央为坚决制止“黄毒”泛滥，在全国部署开展了“扫黄”斗争，但是“黄毒”的严重泛滥与卖淫嫖娼等腐化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不加以打击，“扫黄”斗争亦将难以深入。因此，为了及时有效地打击那些不法的社会丑恶现象，配合“扫黄”斗争以净化社会环境，国务院于1989年11月13日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活动。所谓“六害”是指：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害人等活动。
除“六害”斗争是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它的开展，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少年家长的热烈拥护，同时给犯罪分子和违法人员造成巨大的震慑。国务院部署除“六害”斗争后，各级政府加强统一领导，层层包干，通力合作，坚持综合治理，很快查处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收缴了大量不法物品，解救了许多受难的妇女儿童，挽救了不少误人歧途的失足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据公安部1989年12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除“六害”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六害”案件14万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35万多人，其中依法逮捕2500多人，送劳动教养的2200多人，一些罪大恶极者被处极刑。总之，除“六害”已逐渐在全国形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