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1960年同1957年相比，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一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只好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肉蛋糖等按户凭证供应，一些日用品凭工业券购买，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第三，财政赤字严重。"大跃进"期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造成财政连年赤字。1960年7、8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亿元，比上月减少12亿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减少2.3亿元，下降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572.3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0.8亿元，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1957年上涨了25.4％。第四，粮食极度缺乏。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lO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虽然中央要求有关省、自治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然而，这一年的夏粮产量仍然减产，只有626亿斤。各地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立即压低城乡居民的口粮标准。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丰收地区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原粮，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粮标准，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
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竞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
为了摆脱全国性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总结几年来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写了《十年总结》的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还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他在会议上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并要求对1960年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是有意义的。
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同时研究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问题。为了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的主要措施》，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会上，李富春根据会前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情况的调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应当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在前一个《指示》中，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在后一个《指示》中，将保证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坚决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指出了县、公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的严重性，要求各级党委"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便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并强调，这"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会议还重申，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应稳定下来，不要再讲三五年内过渡到公社为主的所有制。
8月末，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以后，同意李富春的意见，并提出要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两个字。这样，由李富春提出的，经周恩来加以完善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形成了。
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周恩来审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从而正式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写《十年总结》
为了扭转"大跃进"所带来的巨大困难，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58年、1959年我们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还指出：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就在此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
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总路线，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他在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与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例如。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又在武昌同意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文章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尽管文章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总结，但还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指标加以调整，要求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中共苏共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年6月初，苏共领导提出，趁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建议稍晚一些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代表会议。两党同意在布加勒斯特就此交换意见。6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月17日，中共代表团路过莫斯科时，彭真与科兹洛夫会谈，双方绝口不提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定。6月19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6月21日与赫鲁晓夫等会面时，赫鲁晓夫对此也绝口未提。但是就在6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接到通知：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开会。当晚，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包括内外政策。6月22日，彭真团长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6月23日下午，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签署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页，是苏方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通知书"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拉开了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的序幕。
月24日一26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的各党代表团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会议包括24日首先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谈和25日一26日召开的51个党代表团会议。苏共代表团一开始就控制了会议，带头发难和指挥对中国党进行猛烈围攻，指责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假革命和极左路线"、"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民族主义"等等。大多数党的代表跟着苏共纷纷指责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党没有参加对中共的围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卡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的方针，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和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功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声明强调："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决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声明表示，中国人是压不倒的，中国人"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6月26日会议最后3小时，赫鲁晓夫作总结性发言。他对中共又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彭真即席发言，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谁不听他的话就组织对谁的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
由于苏共的坚持，布加勒斯特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会谈公报。尽管中共代表团不同意苏共的观点，但为了顾全大局，对外缓和已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仍然在公报上签了字。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