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知》精神，原中央所属各部高等院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到1971年7月，原中央部属院校176所，调整后，保留下来131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旧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6所。
除此之外，一大批高等院校在调整过程中还被搬迁裁并。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分散到农村"战备疏散点"，学校的大批员工及部分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
1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8月13日，国务院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这个报告规定了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
高等院校下放给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破坏。据统计，1965年，全国共有高校434所，到1971年，共砍掉106所，剩下328所。其中原有的6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销，原有的18所财经院校被撤销了16所。搬迁合并的高校共64所。尤其是农林院校，全国有47所，其中23所搬迁达45次，致使经过17年努力业已形成的农业院校教育体系被搞乱，校无定址，人无定居，教无定所。在高等院校下放、搬迁和裁并过程中，许多学校的校舍被占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大量散失，损失之大，后果之严重难以估量，以致给后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林彪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集团。它是随林彪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形成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膨胀，阴谋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步骤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
首先是通过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学急用、立竿见影"。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与众不同的讲话，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很满意，要求作为会议文件下发。1964年后，林彪在军队建设中提出要"突出政治"，"毛泽东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突出政治"遭到了罗瑞卿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林彪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当毛泽东酝酿、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受阻的时候，林彪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积极赞成会议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并声色俱厉地发表了"五一八讲话"，大讲反政变、反复辟，大讲毛泽东个人天才，非常鲜明地向会议表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
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的政治地位再次上升。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旨在排除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借重军队的力量，毛泽东特意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并在会后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副主席。
其次，林彪在其政治地位上升至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后，除了继续"紧跟"毛泽东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拉山头，培植亲信，为他吹喇叭、抬轿子，造舆论，充当打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彪原来的老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先后聚集在林彪周围，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林彪有意的保护下，他们才顺利过关。1966年7月问，海军内部运用各种形式对李作鹏等人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出面说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从而使李免遭批判。邱会作因道德败坏，生活靡烂，曾受到总后勤部党委批评。1967年1月，造反派在总后勤部批斗邱会作，邱向林彪求援，林彪连夜派叶群带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以"大节是好的"为护身符，将邱会作转移到西山。同样，黄永胜、吴法宪也分别在林彪的保护下免受冲击。这使黄、吴、邱、李四人对林彪感激涕零。黄永胜在1970年5月曾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则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效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为准则，林彪集团开始形成。
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军队文艺界两派都想搞演出。周恩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作过希望"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但遭到了两派的拒绝。5月13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支持下，其中一派准备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演出。对立一派闻讯后，冲砸会场，引起武斗。这就是"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称他们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另一派打为"冲派"。于是，吴、李、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五一三"事件是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前后，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进行清除异己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打倒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
8月25日，林彪以总参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与贺龙毫无关系）为借口，诬陷贺龙指使王尚荣、雷英夫要夺总参党委的权，随后，他伙同江青给贺龙扣上了"大土匪"、"大军阀"、"篡军夺权的黑手"等罪名。10月，林彪、吴法宪在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期间，诬蔑朱德是个"假总司令"、"黑司令"。1967年7月，林彪伙同江青等人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展开"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使总政治部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扣上"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3人发动突然袭击，诬蔑3人"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了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随后，林彪死党先后担任了军队更高层的领导职务。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在此前后，吴法宪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并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政委；邱会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后勤部部长。至此，因军委常委已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实际控制了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权力。这样，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干，以军委办事组和空军的一些部门为主要活动一阵地的反党集团，基本控制了军队大权，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4月，中共九大会议召开。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人党章，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副统帅，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集团发展至此已到了顶峰。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勾结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两国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边界。这些不平等条约并未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且事后两国政府也没有就勘分边界达成具体协议，从而导致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历届政府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表示："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规定："将中国政府与沙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着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年和1920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画定，在疆界未画定之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及其他各种原因，中苏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但在中苏友好的气氛中，中苏边界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一边。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此，中国政府在1960年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并在1963年向苏联政府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中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是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但苏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都得算是苏联的。苏方如此的态度，自然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次谈判未果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妄图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境双方武装对垒，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为缓和中苏边境上的紧张局势，两国政府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9年9月1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中苏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协议，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1964年中断了的中苏边界谈判。
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他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余湛、柴成文，团员有章文晋、王卿、蔡洪江、安怀、王步苍。随后，他又就中苏边界谈判讲了几个问题。（1）关于边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他与柯西金会晤时的态度，我们不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协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已达成协议的事，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就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2）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两国政府首脑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但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协定，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3）关于谈判的领导，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4）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往来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要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他强调指出：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
月8日，中国公布外交部文件，驳斥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1）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沙皇帝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归还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领土；（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5）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份文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立场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