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风暴来临(19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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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1923年(5)

6月26日,故宫失火。大火延烧了6个小时,焚毁房屋130余间,所藏的珍贵文物有许多也被烧毁,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大火发生后。对故宫古建筑群及所藏珍贵文物的维修、保护和整理工作被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1924年,北京政变后,废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同年12月,成立了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后经反复研究,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其基本任务是专事故宫的保护、管理和整理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直属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大高殿、清太庙、景山、皇史宸、实录大库等处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的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设院长1人,由国民政府任命,综理院务。副院长1人,辅助院长处理事务。下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秘书处、总务处,各置馆、处长1人。设理事会,议决重要事项。理事由国民政府任命。置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3~5人,由理事推选。副院长、内政部长、大学院院长为当然理事,院长为当然常务理事。因学术需要,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1934年2月,改隶行政院,增设监事会,以监察院务及所属各馆、处事务。解放以后,对古建筑和文物进一步进行了研究、整理、维修和保护,把前三殿、后三宫、养心殿和西大宫辟为宫廷史迹陈列馆,斋宫、东六宫、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等处辟为古代艺术和珍宝的陈列专馆。

曹锟贿选

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政权,但仅仅控制北方十几个省区,而且大总统的位置仍由安福系国会所选举的徐世昌所占据。南方护法方兴未艾,各省联治之声迭起。直系军阀为驱逐徐世昌,扫清独擅政权的道路,抵制南方护法军政府,便导演了一出驱徐迎黎,即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

5月15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公开提出恢复法统问题。电文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随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刘镇华等纷纷通电要求徐世昌、孙中山同时去职。徐世昌在直系摊牌后,仍不肯爽快下台。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予以痛击。6月1日,旧国会议员在天津正式集会并宣布"即日行使职权"。在宣育中历数了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行"。并指出徐世昌是"伪大总统,应即宣告无效"。在直系军阀和旧国会的逼迫下,徐世昌于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由曹锟、吴佩孚牵头,直系督军联名通电,"竭诚翊戴"黎元洪"依法复位"。6月11日,黎元洪人京代行大总统职权。

直系军阀的所谓"恢复法统",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直系军阀在玩弄"恢复法统"的把戏后,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策划由曹锟直接上台,于是,先后出现了驱逐黎元洪下台的"逼官"政变和收买议员的曹锟贿选。1923年6月,在曹锟指使下,直系利用国会议员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为了驱逐黎元洪。先后演出了"军警索饷"、"公民请愿"的闹剧。6月7日,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率军警官佐数百人到总统府索要军饷。8日,曹锟雇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9日,曹锟又唆使王怀庆、冯玉祥率所部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索饷,声言冯军要人京维持秩序。随后,北京警察借口索饷无着,全部罢岗,黎宅自来水、电话被切断。10日。军警官长数百人继续向黎元洪索饷,又有"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近千人包围黎宅,手执小旗,高呼口号。11日,又有军警千余人闯入黎宅。12日,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提出辞星,声明不负维持秩序之责。军警和"公民"代表继续围守黎宅。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所迫,连发七道命令,并将总统大小印信移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收藏后,13日下午,出走天津。曹锟的党羽得知后,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其设法截留。王承斌即率军警至天津火车站,拦路劫车,向黎元洪索要印信。黎元洪被扣于车站,只好以实情相告。次日,北京方面即将印信索出。黎元洪又被迫在王承斌拟定的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离京所发命令无效的电稿上签字,始得放行回天津寓所。

曹锟为了利用国会,爬上总统高位,在谋划驱黎之际,就开始收买国会议员。1923年初,曹锟为380余名国会议员每人发"津贴"200元,正副议长的"津贴"为每人3万元和1万元。黎元洪下台后,部分议员对直系"逼宫"的做法深为不满,至6月30日,已有290余人离京,致使在京的众参两院参会和宪法会议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不能成会。曹锟急于当选"总统",便在9月10日的总统预选会上,以40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以每张选票5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收买了500多名议员,并规定给每个议员"大选出席费"5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200元。此举共耗费1300多万元。同时,曹锟还组织"暗察队"探员日夜分班,尾随、跟踪、监视、强迫议员出席会议。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等省议员皆未出席会议,但签到者竟达436人。10月5日,举行了所谓的"总统选举会",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为了凑足法定人数,又采取四处强拼硬拉,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在金钱收买、武力威胁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议员有587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届国会及议员被称为"猪仔国会"、"猪仔议员"。曹锟被称为"贿选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

曹锟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很多省都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省籍。当天,上海各商店即悬挂白旗,张贴标语,反对非法贿选总统。10月6日,上海市民在天后宫举行大会,声讨曹锟。与会者60余团体,2000余人,一致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实行国民罢税。与北京政府断绝经济关系,下半旗致哀,通电各省一致声讨曹锟等。同日,上海大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国贼曹锟僭窃大位,国人当群起攻之"等口号。移沪众参两院17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之罪。7日,杭州的浙江省教育会通电:曹锟行贿应从严惩治;受贿议员应依律处罪;通电各国驻京公使,毋再贷款售械与曹锟政府,助我内乱。8日,孙中山在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1)通电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2)通告驻京外交使团,请列强与驻京代表避免承认或资助曹氏之任何行动,否则则是延长中国内乱。(3)孙中山以个人名义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一致行动。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了《讨伐曹锟令》和<通缉惩办受贿附逆的国会议员令》。9日,安徽国民救国大会暨全皖商学农工各界12万余人通电反对贿选。曹锟面对全国各界的反对、斥责全然不顾,10月10日,曹锟就职,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接着公布了由这些"猪仔议员"赶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被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这天,北京市民以冷漠态度表示抗议。上海举行各省区公民大会,通过了兴师讨贼、惩戒议员、抄没猪仔议员家产以充讨曹费用等项决议。南京、杭州、芜湖、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都举行了集会或示威游行,并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的住宅。上海20余个团体组织了"双十节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数千群众到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出师讨逆",并散发印有"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等字样的传单。孙中山发表《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指出曹锟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曹锟之当选为总统,是"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11日,广州议员开会讨论,一致通电否认曹锟贿选,并请孙中山立下明令,声罪致讨。12日,各派反直军阀纷纷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总统的地位。13日,广州工学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议决讨曹锟,惩受贿议员;宣告中外,否认贿选;请孙中山出师北伐等。各地群众以反对曹锟贿选为起点,展开了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

鲍罗廷来华

共产国际于1922年底召回驻中国代表马林之后,改派鲍罗廷使华。鲍罗廷,1884年生于俄国,早年参加犹太人的社会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沙皇警察逮捕,后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工作。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及其夫人和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团成员波里亚克一起经上海抵达广州。共产国际派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驻广州和国民党的代表是慎重的选择。鲍罗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同列宁、加拉罕以及斯大林、齐切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苏俄党政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鲍罗廷在共产国际中也有重要地位。他曾参加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和共产国际的多次代表会议。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草稿》都是由鲍罗廷译为英文向全世界发表的。因此,鲍罗廷既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长于革命实践,是一个深得列宁信任的人。他的来华,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受到孙中山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再三感谢苏联党和国家这样迅速而真诚地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派出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军事顾问和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来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事业。孙中山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提出,在苏联的援助下进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并提议开辟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直达广州的航线,以便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使广州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它所需要的各种军事物资。鲍罗廷向孙中山承诺,广州方面可以得到苏联优惠的武器以及各种军需物质及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鲍罗廷在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后向孙中山指出了国民党的严重缺点,即组织不完善,纪律松散;腐败官僚和投机分子拥杂其中;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鲍罗廷多次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商讨和谈话,始终不懈地阐述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鲍罗廷的主张和建议虽然受到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内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但孙中山却表示给予坚决的支持。

在鲍罗廷的大力推动下,1923年11月,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全面开始。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孙中山就提出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和由他批准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交付大会审查通过。宣言提出后,国民党右派很快就以民生主义为题发动了对宣言的进攻。在此关头,鲍罗廷反复与孙中山谈话,坚定了孙中山反击右派的决心,使《国民党一大宣言》最终得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