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改组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拥戴，也遭到右派分子的攻击和反对。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中一些掌权的右派分子，乘机操纵一些军队和地方武装破坏工农群众组织，杀害工农运动的骨干，并同北洋军阀勾结，密谋发动武装叛乱，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已被打垮的陈炯明，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也死灰复燃，蠢蠢欲动，占领了汕头，妄图寻机夺取广州。中外反动势力纷纷出动，互相勾结，反对三大政策，大肆诬蔑、攻击国民党左派。在此紧要关头，面对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廖仲恺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遗志，从各方面积极推动革命事业的进展。他亲自参加领导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在东征战斗中，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校军的党代表，亲临虎门一带巡视部队，和指挥官一起研究作战的方案和策略，并以大元帅大本营参议的身份亲赴东江前线，视察并慰劳前方各军，给官兵以很大鼓舞。东征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具体帮助和当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作战，连克淡水、石龙、西莞、普宁等县，于3月7日攻占潮安和汕头。3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胜利结束了第一次东征。4月6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3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建立党军案。在黄埔军校第一、二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党党军，廖仲恺被任命为党代表。他经常深入部队，注意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接着，廖仲恺又投入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廖仲恺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多次奔走于汕头、广州之间，调动部队，部署战事。他还以工人部长的身份，发动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和两河近海船泊员工同时罢工，以阻止杨、刘军队的调动，并通过他领导的农民部发动各地农民参加平定刘、杨的斗争，使杨、刘到处都遭到极大的困难。平定杨、刘叛乱的斗争于6月中旬胜利结束，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帝国主义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图谋。
廖仲恺坚决地支持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5年6月19日，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廖仲恺热情支持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他高度评价省港罢工的重大意义，指出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也就是谋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帝国主义。它的意义"比倒清、倒袁、倒段、倒吴、倒曹什么都大"。并表示："在政府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党方面，也出尽能力而争。"他高度赞扬工人阶级"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华民族的大事，"如果罢工失败，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失败；如果能够成功，不只是工人和商人某一部分的胜利，而是全民族的胜利"。因此，号召工农兵要联合起来，说："我们此次反抗帝国主义，更要联合工农兵为一气，共同奋斗！我们知道：只靠士兵去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
廖仲恺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省港大罢工一开始，他就担任了广东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的主席，废寝忘食的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交涉事情，筹集款项。为解决10万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他及时采取措施，封闭长堤一带烟赌馆和利用停业的酒楼及祠堂、会馆的房屋作为工人的宿舍。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还安排了免费食堂，为工人阶级把这一伟大斗争坚持下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6月23日，廖仲恺又亲自主持了广东工、农、商、学、兵和省港罢工工人10万人参加的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他主张把这场斗争引向"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唯一目的"的正确方向。并且亲自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领导这次罢工的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制定策略，抵制敌人的破坏，维护工人的权益。廖仲恺任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后，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统一财政和军政的工作，使一些乱征苛税的军阀和专靠包揽捐务自肥的右派政客惶惶不可终日。
廖仲恺在同帝国主义进行各项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面目。1925年5月，他在《革命周刊》第一期发表了题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确不是妙想的玄谈"，"陈炯明之反动与冯自由之捣乱"，就是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并非偶然，它是受军阀利用的结果。军阀为了更好地利用反革命势力，把国民党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他们赞扬和支持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因此，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必然与军阀勾结，"以谋打倒革命派势力"，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本质。他还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于帝国主义者，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他们用革命的老招牌来招摇撞骗，是不会得逞的。因为，"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等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廖仲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划清革命于反革命的界限，团结革命势力，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这是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右派势力的有力打击。
廖仲恺还同国民党右派利用一些地方官和驻军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破坏农运的反革命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撤除了阻挠农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广宁县县长蔡鹤朋的职务，亲自处理了东莞、宝安驻军师长林树巍和番禺县驻军头目王天任意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的事件，责令他们立即放人，警告他们以后不准蛮横无理。他还通电省政府，扣押了杀害广州郊区农运干部的联团局局长彭础立和副局长苏春荣。廖仲恺的所有这一切举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无比仇视，他们必将置其于死地而后快。1925年5月间，右派反革命集团和帝国主义相呼应，在广东大造反革命舆论，说革命政府已被"赤化"、"共产"了。7月初，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邓泽如、吴铁城、胡毅生、林直勉等，多次聚会，污蔑、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并秘密策划军事政变。在廖仲恺遇害的前两个星期，社会上已有许多谣传，说某人对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某某人已被列名于杀害之列等等。在他遇害的前两天，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廖仲恺曾接到坐在他身边的汪精卫写的条子，告诉他听到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时耸耸肩笑着说到："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8月20日上午8时，他偕夫人何香凝女士自东山寓所驱车赴中央党部所在惠州会馆，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那里召开的第106次会议。途中遇到国民政府检查委员陈秋霖，便同车而行。上午9点50分，汽车在惠州会馆大门前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廖仲恺和陈秋霖先下车。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天静得出奇，往日林立的岗哨不见了，上午要召开中央全会，开会的大多数委员也迟迟不来。当廖、陈踏上门前的石台阶时，突然自门前"骑楼"下的石柱后窜出两个暴徒，向他们开枪射击，大门铁栅栏后边也有人射击，廖仲恺身中四弹，仰面倒地。同行的陈秋霖也中了一弹。此时，随行卫士闻枪声赶来，向暴徒还击，击中一人，其余暴徒夺门逃走。何香凝等把廖仲恺和陈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势过重，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陈秋霖在两天后也因不治身死。
廖仲恺遇刺的消息，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深切悲痛，广东各地的广大群众，以各种形式表示对他的哀悼和怀念。中国共产党对廖仲恺的遇难，表示沉痛的悼念和关切。在发给国民党的唁电中指出："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作出了重大牺牲。他的牺牲，"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刺当天就赶往医院探望。他对廖仲恺的牺牲，非常悲痛，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表示悼念，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功绩，赞扬他是反帝斗争的"急先锋"。9月1日，广州20万群众举行了悲壮的送殡仪式，廖仲恺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始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的墓侧。
为查明暗杀廖仲恺事件的真相，特别是幕后策划者，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了以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共产党人周恩来、杨匏安等人参加了委员会。经查明，暗杀廖仲恺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为了刺杀廖仲恺，右派集团的许多主要成员如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等，曾多次在胡汉民家里开"倒廖会议"，最终策划了暗杀的阴谋，并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追随者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出面收买凶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刺杀廖仲恺案件。9月下旬，汪精卫、蒋介石下令逮捕胡汉民、胡毅生等人，监视许崇智。胡毅生逃至香港，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但不久又被释放。许崇智被迫交出了兵权。廖案的侦破审查公判一案在汪、蒋二人的私营、消极处理下不了了之。而蒋介石却乘机取代许崇智掌握了主管军事的权力。
廖仲恺的被刺，发生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要不要反帝、反军阀，要不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问题而展开的较量中。廖仲恺被喻为"努力奉行孙先生遗教而流血的第一人"。
中国济难会成立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救济遭受迫害者的团体，这就是中国济难会。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死伤达2000多人，被捕入狱在千人以上。为了对各地被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救济，中共中央在1925年9月召开的扩大会上提出了《救济问题决议案》，规定救济组织的任务和性质，"是赤色革命的后防而不是慈善机关"，它"应由党指挥之。’"既是公开而又非党的"，后来还规定了该会的职责：（1）对被难者予以安慰和鼓励；（2）对穷困的被难者给予物质上的接济，并救济其家属及教育其子女；（3）对被难者给予法律的救济，包括代请律师，提供出庭费用，必要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向统治阶级举行示威或请愿，要求特赦政治犯。
9月20日，中国济难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30余人，韩觉民被选为主席。会议报告了该会发起缘由和筹备经过，并主要议决以下内容：（1）通过了由杨杏佛、丰子恺、韩觉民、陈望道、沈雁冰等50人签名的《1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宣言说明了济难会发起的动机是给予受难者以同情和救济；（2）通过了组织章程；（3）推举筹备会，恽代英、杨贤江、郭沫若、林均等13人被选为委员，侯绍裘、钟复光、丁晓先等5人为候补委员。9月30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1）韩觉民、陈望道任总务；（2）会员发展到5000人时，召开成立大会；（3）修改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并发展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团结精神为宗旨。""本会总会会址暂设于上海。"明确规定该会的具体工作：（1）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并与以法律上的辩护及教养子女等。（2）宣传救济事业的状况，并量力救济各国解放运动的被难者。（3）印行因一切解放运动而被难者的照片、传记、书信、遗言及其他记载。（4）与各国类似之团体联络。10月4日，中国济难会筹备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济难会告学生书》、《济难会告工人书》、《济难会致商界书》、《济难会告华侨同胞书》、《调查被难者情状函》等。经过筹委会的积极努力，中国济难会发展很快，1925年10月25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到会团体代表和个人共80余人。会议决定将筹备委员会改为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并通过了发展会员、国际联络、募集经费等8项决议案。11月间，江西成立了第一个省总会，广州、长沙、北京等地也都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1月1日，中国济难会机关刊物《济难月刊》创刊号出版，后出版《光明半月刊》和《济难画报》。
中国济难会成立之初，十分强调无党派性、无阶级性、无政治色彩。设有：在狱者照料处、政治犯儿童教育院、前敌锋镝余生救济部、士兵慰劳委员会等机构。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提出济难运动是一种实现联合战线的工具，可以用来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暴行，还可以用它来引起广大民众同情参加革命运动。
中国济难会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国际国内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同时也遭到反动势力的仇视与镇压。1927年2月23日，李宝章派军队将中国济难总会封闭。该总会被迫于4月10日迁到武汉，并发表《总会为会所被封宣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济难会的工作转入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罪行和营救被难的共产党人、革命者方面。6月29日，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为正式接受湖北省济难会代行全国济难会的职权及讨论今后工作计划，在汉口举行济难总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选出阮仲一、杨贤江、韩觉民、恽代英、潘汉年、郭沫若等30人为全国总会干事会委员，推举汪精卫、谭延闽、冯玉祥、唐生智、苏兆征、谭平山、邓中夏等20人组成审查委员会。蒋毅为济难总会党团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济难会于1928年秋冬被迫停止活动。不久中华全国人道互济会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同年下半年在共产党领导下，许多省开始成立革命互济会，继续着济难会的工作。1929年12月，上海成立上海市互济总会，继续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后，革命互济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中国济难会在大革命时期为救济解放运动中的被难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致公党成立中国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20年代中期改组而成的爱国民主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