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洪门中不少抗清分子逃亡海外，在南洋和美国的华侨中发展洪门组织。于是从19世纪中叶起，逐渐发展到海外。并适应华侨在海外生存和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锄暴扶弱，除暴安良"的行动纲领。华侨踊跃加人，组织发展迅速，至20世纪初已遍及东南亚和美洲各大埠，成员达20多万人。其中尤以美国的洪门致公堂组织最盛，约几万人。洪门致公堂最初的宗旨是"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主要成员为侨居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组织较为松散，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后，帮助该组织进行改革和整顿，新订章程80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引导洪门成员参加活动，遂使致公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为致公堂注入了革命生机。洪门致公堂曾追随和资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军阀篡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国外华侨受帝国主义欺辱和奴役，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代表和维护华侨权益的政治组织。1923年10月10日，由旧金山美洲致公堂总部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议决定改堂为党，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组建华侨政党的准备工作。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党纲草案。经过两年的筹备之后，1925年10月，由美洲洪门致公堂部分人士及港、澳的部分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即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建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会议决定本年10月10日，为中国致公堂的成立日期，各地致公堂一律改为致公党。会议通过正式党纲，发表了告洪门全体成员书，推选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总部暂设香港，实行党、堂并存的组织原则。
海外华侨洪门团体虽然具有爱国爱乡的革命传统，但各个洪门团体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没有全部实现，形成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而陈炯明取得该党总理职务后，提出"三建主义"（建国、建亚、建世）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对抗，受到广大爱国洪门人士的反对。1931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党中央党部，并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外各地的代表数十人，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致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堂不分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组织分散，缺乏统一领导，一些地方组织被军阀政客利用，党的活动没有开展起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考虑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决定党堂分开，存堂保党，以党领导堂。会议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央党部。这次会议结果表明，致公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封建帮会的形式，向现代政党发展，有助于致公党在革命中发挥作用。
，致公党党员发展到140余万。这一年，陈炯明去世，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维持现状。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积极号召：组织党员参战，动员华侨募捐。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陈其尤等积极整顿党务，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陈其尤等为正副主席，陈演先为秘书长，实现了组织改组。大会决议参加中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共同奋斗。1948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4月，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共同纲领"作为其政治纲领。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主要在归国华侨和侨眷中发展组织，推动其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积极参加了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致公党目前在归国华侨和侨眷比较集中的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
南征邓本殷
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和对杨、刘叛乱的平定，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初步稳定了广东革命政权。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1925年9月，陈炯明残部分兵三路向东江进袭，占领海丰。广东国民政府驻守东江的许崇智部因兵力单薄，撤回淡水。此时，驻守连州的（现为连县）川军熊克武部和盘踞南路的邓本殷部也乘陈炯明犯侵东江之机，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形成东、南、北三面围攻广州之势。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并同时南进征讨邓本殷。9月24日，东征军总指挥部组建，10月6日，各路纵队开赴前线。东征军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迅速消灭了陈炯明军阀势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广东革命政府在进行东征同时出兵进行南征军阀邓本殷。邓本殷，字品泉，广东防城人，行伍出身，曾任清军管带。龙济光主粤时期，任广东警卫军营长、帮统。1918年在援闽粤军中供职，任第四支队司令，迨援闽粤军返粤，邓本殷改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兼琼崖善后处处长。1921年5月任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邓本殷乘机攻城略地，自树一帜。1923年7月，邓本殷派人与驻钦州广东讨贼军南路总指挥申葆藩协商组织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州）、阳（阳江、阳春）、罗（定）八属联军，并出任八属联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表面上，八属既不支持孙中山，也不帮助陈炯明，实际上则与陈炯明互相通气，并投靠北洋军阀以自固，被封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督办，1924年2月又被授予将军府植威将军，1925年2月为善后会议会员。八属联军以邓本殷为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总指挥，黄志桓为参谋长，苏廷有为联军右翼指挥官。邓本殷成立联军后，即向驻雷州（现为海康）的林树巍、驻高州的吕春荣等讨贼军进攻，并进占南路各属地区，号称两万人。1925年10月，邓本殷乘广东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集中兵力万余人，由阳江出发向开平、单水口（现为水口）进犯，以策应东江叛军。
面对邓本殷的进攻，国民政府令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率3个团反击。蔡廷锴的二十八团打先锋，首先于单水口反击敌军进袭。南征军作战英勇，虽敌众我寡，终于打败了敌人，缴枪逾千。由于南路地势复杂，敌军兵力较多，10月31日，国民政府任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以增强南征力量。朱培德决定分兵四路前进。第一路指挥陈铭枢，第二路指挥王均，第三路指挥戴岳，第四路指挥俞作柏，陈章甫为右侧支队。朱培德先令各路军驱逐当面之敌，然后会战于阳春、阳江之间，将敌军一举歼灭。11月7日，第一路陈铭枢部占阳江。10日，南征军三路攻阳春。敌弃城逃跑，南征军占阳春。敌又于高（州）、雷（州）布防，妄图挣扎。11月19日，南征军重新部署，决定分兵四路进攻高州。第一路陈铭枢部由电白击高州之东，第二路王均部由阳春攻高州之背，第三路戴岳部由罗定出信宜攻高州之西，第四路俞作柏部由化州攻高州之南。20日，敌军向钦州、廉州方向逃跑，南征军占高州。23日，南征军又占廉江城，敌军残部分别向钦、廉、琼崖方向溃退。南征军陈铭枢部会同俞作柏部于30日收复廉州城。12月7日，桂军胡宗铎部由广西截击敌军，占领钦州，雷州不久亦光复，邓本殷退守琼州（现为琼山）。为了便于组织两广军作战，国民政府于12月任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12月下旬，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由东江返省参加南路作战。1926年1月15日，李济深令各部由雷州、徐闻渡海攻琼州，21日起，在新埠陆续登陆。22日，张发奎部占琼州，邓本殷化装逃往上海，后又逃至越南芒街。同年3月奉北京政府电召北上。途经上海时因胃病死在上海宝隆医院。八属联军于琼州被攻占后全部被歼。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南路邓本殷军阀被歼灭，标志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的完成，使多年四分五裂的根据地得以完整、巩固，这也为北伐出师奠定了基础。
浙奉战争
10月直系军阀浙江督办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争夺东南地盘发生的军阀混战，也称第三次直奉战争或孙奉战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勾结段祺瑞，排挤冯玉祥，从而操纵了北京政权。奉系军阀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反帝运动，一方面则积极扩张其势力，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反动势力。1924年11月，通过冯、张天津会议，奉系取得沿津浦路扩大势力范围之后，又以支持卢永样夺回江苏为名向长江流域扩张，企图侵占宁沪富裕地区。于是，12月11日，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办之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张宗昌随卢永祥南下。1925年1月5日，张宗昌率白俄雇佣军抵浦口，10日，卢永祥由徐州到南京。奉军南下扩张，引起了东南地方军阀的恐慌与不满，促成了直系军阀孙传芳与齐燮元联合，孙齐组成"江浙联军"企图阻止奉军前进，第二次江浙齐卢之战随之发生。为了分化孙、齐联盟，1月16日，段祺瑞任命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同时宣布上海永不驻军。孙传芳因为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于25日通电拥护段祺瑞政府，退出齐、卢之战，齐燮元陷入孤立，被迫于28日通电下野。29日，张宗昌进入上海，第二次江浙之战结束。2月3日，孙传芳与奉军订立《江浙和平公约》，双方约定上海不驻军，上海兵工厂由总商会接收。2月5日，孙传芳由上海撤兵。可是奉军并不履行公约撤兵，为了侵占东南，4月间，张宗昌继郑士琦任山东督办。5月，张宗昌又派大军人关沿津浦路前进。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帝国主义纵容下，奉系又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大批军队开进上海，任邢士廉为戒严司令。奉军势力延伸到长江下游后，依仗帝国主义势力，飞扬跋扈，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在上海，邢士廉以武力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在山东，张宗昌制造了青岛惨案，枪杀工会会员；在天津，李景林帮助日本人镇压工人运动，又派军警捕杀工人和学生领袖。奉部还到处扰民。他们随意搜刮民脂民膏，动辄打骂群众，奸淫妇女。邢士廉甚至公开贩卖毒品，与毒贩子订立保险合同，保护运送烟土，法院亦不敢过问。一时成为全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军阀。奉系军阀的种种罪恶和它反动势力的扩张，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恨，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可是野心勃勃的张作霖，不顾人民的反对，又迫使段祺瑞于8月29日任奉系将领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和杨宇霆于9月份上任，并以邢士廉师驻沪，丁春喜师驻宁。至此，津浦全线至上海均已为奉系军阀所控制，这就进一步激化了浙奉军阀之间的矛盾。
奉系势力的扩张，为已占有安徽、浙江两省地盘的孙传芳所不能容忍。为了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孙传芳决定利用人民反奉情绪发动战争，将奉系张作霖的势力驱逐出东南地区。孙传芳在1924年的江浙之战后，进占浙江，任闽浙巡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但他仍不满足，时刻想向宁沪地区伸展势力，而由于这时奉军的南下，使其野心不得实现，孙传芳对此极为不满。因此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之后，眼见奉军迟迟不肯履行诺言，从上海撤兵，孙传芳便一面派代表往奉天敷衍应酬张作霖；一面暗中派人联络与奉系军阀有矛盾的冯玉祥和吴佩孚组织反奉联盟。鉴于奉军南下对东南各军阀的威胁，孙传芳又派人与江苏督办陈调元、安徽的王普、高世读等相联系，以便结成反奉联合战线。他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纪律败坏这一情况，联络上海、南京等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游行请愿，为发动反奉战争作舆论准备工作。经过一番准备，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在杭州秘密召开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各省代表会议商讨反奉，决定先发制人。11日，孙传芳首先通电反对上海当局压迫工人运动和听任各国派员来沪进行司法调查，以"爱国爱民"为标榜，骗取人民的同情、支持，同时准备以秋操为由集中兵力于淞江、长兴一带。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借口奉军驻淞沪，破坏和平，与浙江省省长夏超、安徽督军周萌人通电反奉。孙传芳在长兴、宜兴、湖州一带防地设置两万以上兵力，并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指挥，向奉军驻地发动突然进攻，从而掀起了浙奉战争。
此时，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纷纷拥护孙传芳讨伐奉军。而当时奉系军阀在长江流域势力尚未稳定，北方又受到冯玉祥所部国民军的威胁，不能派更多兵力南下，因此，战争伊始就节节后退。奉军邢士廉、丁春喜部不战而退，被迫放弃江苏、安徽两省，退至徐州。孙传芳部于16日占领上海，19日进占南京。邢士廉、丁春喜部退到徐州后，与张宗昌部会合，孙传芳部乘胜渡江追击，孙传芳的直军与奉张联军在徐州地区展开激战。孙传芳部于11月7日大败张宗昌部。11月8日，孙传芳部进占安徽蚌埠和江苏徐州。浙奉战争遂以孙传芳取得胜利而告终。同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孙传芳约集闽、赣、皖三省军阀和江苏地方军阀于11月底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下辖浙、闽、皖、赣四省的总司令及海州、淮扬、南通之镇守使，所部号称20余万大军。从此，孙传芳就控制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不断扩充势力，逐渐称霸东南地区，进而脱离直系节制，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