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曙光初现(1940-1949)
1978600000042

第42章 1945年(7)

血案发生后,在昆明乃至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当天,云南大学71名教职员联名发表《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遭伤亡事敬告各界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同学会派代表向云南省政府、省参议会面陈惨案经过,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军政当局惊慌失措,关麟征被迫到联大新校舍询问惨案真相,表示道歉并负责惩凶。12月2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死难四烈士人殓仪式,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主祭,各校学生、教师和各界群众6000多人参加。联大教授会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教授致悼词。4日,云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吁请政府立即设法禁止暴徒在市区任意逮捕及殴打学生,禁止暴徒任意闯进学校投掷手榴弹伤及学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活动,纪念死难烈士。12月7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冯雪峰、胡风、阳翰笙等18人致函昆明各校师生,对死者致悼。当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昆明惨案》社论,指出,昆明惨案说明,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12月9日,重庆各界3000多人在长安寺举行追悼大会。沈钧儒主祭,郭沫若读《祭昆明四烈士》。致祭群众一致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当天,成都各大中学学生在华西坝举行追悼大会,到会学生5000多人,并有国际友人参加。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大游行。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12月7日,蒋介石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飞昆明处理善后;12月9日,蒋介石令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停职,由霍揆章代理。当天,云南省主席卢汉与朱经农、霍揆章代表云南军政当局邀请四大学校方和学生代表,谈判复课条件问题。当天,卢汉发出《告各校同学书》,要求即日复课。11日,卢汉亲至联大吊奠死难烈士,并劝告同学复课。罢委会表示,在中央尚无合理的措施前,同学复课实有困难。当天,云南警备司令部处决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此二人原为盗卖军用品而被判死刑的军官,并非真正的凶手。云南军政当局的骗人把戏,很快被学生识破,他们要求严惩真正的凶手。

斗争的直接目标实现后,12月1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举行会议,决议劝告学生于12月20日晨务必复课,并向同学们保证:关于昆明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人已行停职议处外,本会还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先行撤职,决去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将推举代表与军政当局洽商。12月25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复课宣言》,略谓:为顾全大局,为顾及地方及学校当局之困难,更为了顾全我们的学生,乃于12月27日在最低条件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并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切实保障人身自由等要求,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27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宣布停灵复课,并在昆明各报发表《复课启事》。全市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一律复课、教师复教。1946年3月17日,由3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为四烈士举行了殡葬仪式。四烈士灵柩安葬在联大校园内。

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新起点,有力地打击和孤立了反动派,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中国共产党则以极大的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局面的到来。这一政治格局,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他们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建立新的政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鉴于重庆谈判已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有可能召开,为了生存自救,发展民族工业,迫切需要建立维护他们利益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副理事长杨卫玉,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中国工商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章乃器,四川银行经济研究处负责人施复亮等经过酝酿,决定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参加签名的有134人。

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代表93人。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区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幕词,强调成立民主建国会的最大目能为促进民主。黄炎培报告了民主建国会筹备经过。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

《民主建国会政纲》和《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阐明了对建国之理想和建国之途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建国之途径是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人宪法,以确定全民共同信守之范围。在政治上。强调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反对军人武断政治与大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必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发言权;于统一中实行自治,以安定秩序,发挥民力,而和平与统一,均须于民主政治中求之。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自由,应予切实保障。大量裁减常备兵员,彻底改善兵役制度,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人民有权监督政府,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对外主张以公正之立场,团结美英苏法,对美苏两国采平衡政策。

在经济上,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实行经济民主,反对国营事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一面主张国营事业国家化、私人企业社会化,一面更反对在官僚化尚未肃清以前扩大国营事业之范围;要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人手,进一步由国家征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一面须能切实解决农民之痛苦,一面仍须保障地主之合理收益。

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表明了该组织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与闻国事,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是改良主义的,存在资产阶级的某些幻想。但他们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要求和平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民主建国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采合议制决定之。《民主建国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总会暂设重庆。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监事会监察一切事务。会议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恪成、俞寰澄、张澍林、酆云鹤、胡子婴、黄墨涵、章元善等37人为理事,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等11人为常务理事;选举李组绅、阎宝航、冷通、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等19人为监事,彭一湖、冷通、张雪澄、李组绅、刘炳吉5人为常务监事。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是当时最高领导机构。

民主建国会成立后,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去。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这是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公开活动。1946年4月,总会迁上海。12月,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共12个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民主建国会被迫转入地下,化名民立公司。1948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委理事会议,赞成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民主建国会选派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等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与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以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他们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建立新的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和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业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和酝酿,决定成立一个旨在推动和促进民主政治实现的政治团体,并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等26人参加大会,马叙伦任主席。马叙伦报告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经过。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确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会议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决议暂设理事11人,常务理事3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已生3人协助。为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政治纲领,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会员33人。会议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已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3人为候补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指出,建设一个统一自主强盛的现代化新中国,不仅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为了保障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要求世界任何国家切实尊重中国的民心,不要漠视新生中国人民的力量而助长中国的内战。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实行民主的起码条件。宣言提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八点政治主张: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办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纲领性文件。

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1月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要求政治协商会议一定要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发展民主化的经济等具体建议。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即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6年5月5日,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马叙伦、雷洁琼在下关惨案中受重伤。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中国民主建国会被迫转入地下。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8年8月起,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陆续进入解放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郑振铎为全国文联代表,赵朴初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葛志成为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为工商界候补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及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