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行业也是国民党"官倒"肆虐的一个行业。权贵们经营的公司多如牛毛，仅上海一地就有：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和嘉陵公司等，宋美龄的巾美实业公司，CC系的太平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和以国民党名义经营的"党营企业"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司操纵了国统区的商业。宋家控制的台湾糖业公司以低价在台湾收购糖，其成本连同运费每市担是5万元，但是转地上海销售，则以1946年6月中旬开价的7.3万元上升到月底的12.3万元。权贵们常用的商业"官倒"手段，是利用政府的贷款，进行商业投机活动。1946年4月，国民政府发行"粮食贷款"10亿元，而受贷的主要公司恰恰是孔宋系统的商业公司。他们利用得到的贷款，高价抢购粮食，使上海的米价很快就由每担3万元跳到6.3万元。时人描绘说：糙米本来每市担卖5.1万元，"他们都硬要以5.5万元买进，一定要使大米打破6.3万元的大关。"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进出口"官倒"。1946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于3月1日起对进出口贸易实行"限额管理"，明令禁止进口轿车、无线电机、冰箱等高档商品，规定："（甲）汽车7辆以下厂价超出美金1200元者自1946年3月1日起，（乙）卡车自4月29目起，（丙）无线电机、冰箱自11月25日起，均在禁止进口之列。"这样就严格限制了那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民营商业。可是那些官僚资本的特权公司不但不受任何限制，反而借机独占了进出口贸易，"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据财政部、经济部的联合调查报告，典型的有下述机构：
其一是中央信托局。自1946年3月1日起至1947年4月10日止，中央信托局代各机关及私人购买各种名牌汽车69辆，已进口44辆；并"奉行政院令"订购各种汽车140辆、旧车50辆，已进口新车98辆、旧车30辆。这两项共已进口新车142辆，其出厂价格均超出1200美金以上，并且"依法应予禁止"，但是"均有政府命令及政府发给之许可证准予进口"。
其二是中央物资供应局。该局于1946年12月进口冰箱3台、汽车13辆，1947年2月进口汽车5辆，到1947年4月17日止进口名牌"碧克"汽车3辆。这些汽车均未报经海关查验，而且都领有许可证。
其三是宋子良的孚中公司。该公司共进口吉普车780辆、旅行车101辆、卡特拉克牌2辆。其中吉普车在税则中列为轻便卡车，按规定自1946年4月29日起禁止输入。可是780辆吉普车中却有738辆在1946年5月以后进口，而孚中公司却称这738辆都是在4月29日以前已经起运或业已订购。实际上4月29日以前订购的只有200辆。另外，在该公司进口的108箱无线电收音机共60件，有40件是在已限制进口之后的1947年1月18日进口的，可是该公司却称是为中央航空公司代购的，领有许可证。
其四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最为典型。该公司为了独占汽车进口，1947年收买了外商利喊汽车公司，以每辆1800美元的成本进口奥斯汀和雪佛莱等轿车，而以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在国内出售，不到一年就分红3次，计112.5万美元。
上述二局二公司足以反映出国民党"官倒"的形式和特点。从事各种"官倒"的往往不是国民政府大员本人，而是他们的亲属或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打着"合法"的旗号，干着非法的行为。他们运用手中的特权和通天的渠道，取得各种各样的"许可证"、"特许函"，也可以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并取得充足的外汇资金。
国民党"官倒"的猖獗，加速了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的崩溃，严重威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194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10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官办商号如统一贸易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业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人大量奢侈品情事。
但是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如何能够禁止"官倒"呢？1948年8月，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为经济特派员去上海打"虎"。蒋经国上台后决心大干一番，声称："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刀。"可是打击矛头一旦触及到皇亲国戚时，便也无可奈何。蒋经国查知扬子建业公司大量屯积进口汽车、药品、呢绒以及各种纺织品、土特产、大米等，其"官倒"程度，为当时全上海之冠。孔令侃声称，如果蒋经国不放手，就叫其父孔祥熙公布蒋介石在国外的财产情况。宋美龄也电叫时在北平布置军事的蒋介石立即专机南下，说孔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蒋介石将其子蒋经国训斥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官倒"的猖獗与不禁，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
台湾"二二八"起义
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于1945年10月17日回归祖国。台湾人民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感到欢欣鼓舞，可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却使他们重新陷人水深火热之中。这样，台湾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蒋介石在收复台湾之后，决定对台湾实行特殊的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实现"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实行"统制经济和内地隔离的政策"。在行政上，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规定行政长官掌握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被任命为行政长官的陈仪，兼任警备司令，在台湾建立起特务统治。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台湾90％的企业和70％以上的耕地，并沿用了日本的专卖制度，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的权利，垄断了全岛的经济。在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之下，台湾经济同祖国大陆一样，物价飞涨，经济一片凋零。批发物价指数，以1937年6为基数，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1月，粮食由3323元增加到21058元，衣服布匹由5741元增加到24483元，燃料也由963元增加到14091元。日本投降时的1945年9月，1元台币可买10斤大米，而到1946年12月，却要用120元台币才能买到10斤大米。这样，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仅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台湾物价即飞涨了100多倍。另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劫夺和垄断，台湾中小企业被排挤，致使大批工厂倒闭，生产下降，农业歉收。1946年底，台湾600多万人口中，竟出现约80万失业工人和300万饥寒交迫的农民。
与此同时，美国根据其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商，也将其黑手伸向台湾：设立领事馆、新闻处，派遣"美国经济考察团"，控制台湾的石油、黄金、铁、锑等矿藏的开发权，取得经营台湾铝业、糖业的特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美国飞机、军舰大肆在台湾空中、海面活动，并享有使用基隆、高雄海港的特权。因而台湾逐步沦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市场。
这一切，使台湾人民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流行着"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黑地，人们呼天唤地"的民谣。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和美国的奴役，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到1.947年2月，终于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月27日晚，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9名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延平北路以"逃税"为名，将女香烟摊贩林江迈的6000元现款和几十条香烟抢走，并以枪一柄砸伤林的头部。此举引起市民公愤。接着，缉私员傅学通开枪击毙抱打不平的市民陈文溪。群众怒不可遏，立即涌向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请愿，要求严办凶手，但请愿不果。这一震动台湾的"缉私血案"，成为台湾"一一一&，’起义的导火线。
月28日，台北市民举行罢市、罢工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口号，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及撤销专卖局等五项要求。而守卫军警竞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这一镇压，遂使请愿、示威等行动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包围长官公署、省专卖局等机关，占领省广播电台和邮电通讯机关，通过电台向全省宣布，台北市民已经起义，呼吁全省人民给予支援，要求各县市亦举行起义。在随后几天里，台北起义者封锁要道，断绝台北与外地交通，组织学生军，成立台湾自治同盟，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致电蒋介石，提出"重用台省人材"、"专卖局废止"、"县市长民选"、"勿用武力弹压"等项要求。
"二二八"起义迅速发展到全省。2月28日晚，临近台北市的基隆市、台北县首先响应，进攻国民党军队驻地，袭击军用仓库。3月1日，新竹、彰化起义，袭击警察派出所，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及机关多处。3月2日，后来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领导人谢雪红领导台中地区起义。3月3日，台南地区起义，起义者控制了高雄市政府，建立"台湾革命军高雄支队"。3月4日，台东地区花莲、屏东起义，攻占军警宪机关。至此，整个台湾省除澎湖因受国民党海军镇压，未能武装起义外，各地都实行了起义，各级国民党政权大多瘫痪。
面对"二二八"起义，行政长官陈仪一面使用缓兵之计，答应要"恤死抚伤，依法惩凶"，以此缓和起义者的反抗情绪，一面急电蒋介石呼救："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问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马上复电照准，并立刻命令驻宁沪线上的第二十一军在3月8日前必须赶到台湾，任命国防部长白崇禧为镇压专使，"权宜处理"。
月8日，第二十一军在美国军舰、飞机的护送下陆续赶抵台湾。从这天起至3月13日，台湾各地枪声不断，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台湾同胞被杀害者达1万以上。
"二二八"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和震撼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兵力，直接配合了祖国大陆上的人民解放战争。起义虽然失败，但台湾人民并未停止斗争，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继续领导台湾人民进行反美反蒋的革命活动。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自国民党军队1946年6月底发动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经过8个月的英勇作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于是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作战，并将人民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使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内进行。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西北王"胡宗南亲自率领西北预备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共产党的右臂，驱逐中共巾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月28日，蒋介石事先飞往西安同胡宗南布置进攻。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为34个旅23万余人。其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担任主攻，从南线突破，占领延安；以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榆林的邓宝珊，分别从西、北两线配合向解放区进攻，聚歼解放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解放军东渡黄河。
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仅为国民党进攻部队的1/8。而且国民党军队在技术装备上也占优势，有飞机、坦克等半美械化装备，弹药充足。西北解放军装备很差，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枪的子弹约30发，轻重机枪的子弹约500发，只有一个山炮营，炮弹很少。但是，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人民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解放军又熟悉陕北地理民情，再加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可以击败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敌我情况，决定首先打击最疯狂的胡宗南集团，将其拖在西北，使之不能增援其他战场，以粉碎国民党军队整个战略计划，争取早日实行战略反攻。毛泽东指出，西北解放军要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要避开敌军进攻锋芒，不要保守地方，而应放弃延安及若干城市、地方，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加以聚歼。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和部分地方部队联合编成西北野战军，以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
月13日，胡宗南集团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进攻延安。西北野战军以部分兵力阻击，掩护中共中央转移和群众疏散。3月18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撤出延安。3月19日上午，延安群众疏散完毕，下午，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战果"。蒋介石得意复电，称："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是人民解放军对敌斗争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毛泽东在撤出时指出："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明确宣布："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仍留在陕甘宁边区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中央书记处组成以***为首、包括朱德在内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