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解决不行，北京临时政府只好改剿为抚。1912年9月，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院秘密会议上说明今后的对藏方针是，"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承认达赖之归藏，及复其封号"，保护英人在藏之生命财产。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达赖封号，次年4月1日又加封班禅，并处分联豫等人及滋事官兵。蒙藏事务局着手拟定《西藏待遇条例》。北京政府任命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和劝慰员杨芬先后到达印度，准备人藏与达赖交涉。1912年12月，袁世凯致电达赖，"所有滋事以来汉番曲直及善后一切事宜，另派专员商办"。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下，西藏地方当局一度表示和解。1912年底，达赖通过钟颖及袁世凯任命的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条件：（1）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3）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4）西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1500名派驻西藏；（5）一切官制虽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北京政府的答复是，第三条不予承认，二、四两条须说明理由，余均可答应。达赖还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意"妥商"西藏事务。北京政府和达赖的接触未能最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除达赖本人动摇外，主要在于英国干涉和阻挠。自8月17日英国递交照会后，英印当局切断了经印度进藏的交通。杨芬、陆兴祺等人滞留印度。杨芬发给达赖及噶布伦等人的函电皆为英人扣留，雇人投递也被英人阻回。后来，通过达赖驻印交涉员札喜旺堆才与达赖建立了间接联系。英国不承认陆兴祺出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也不准其与藏人通信，否则即令其离印。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1912年底达赖致电袁世凯，声称汉官兵尽退，藏自相安。西藏当局决议："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限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自恃有英国为后盾，关闭了协商大门。剿抚都行不通，北京政府只得和英国交涉解决西藏问题。最后，演变成西姆拉会议。
西姆拉会议
自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一直企图侵占我国西藏。北京政府经过抵制、拖延、犹豫，最终还是屈服于英国的压力。
年10月6日，在英国策划下，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MarieEdmePatrieeMauricedeMae—Mahon）为英方代表，另以原英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亲英集团头目、首席噶伦夏札为西藏代表；中国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在会议开始前三个月，柏尔就窜到江孜与夏札秘密会晤，根据英国政府训令，事先拟好了在西姆拉会议准备提出的草约，商讨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所以会议一开始，西藏代表就提出六条草案：（1）西藏独立；（2）西藏疆域要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3）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4）中国不得派员驻藏；（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6）所有勒收之瞻对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要割走中国的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大片领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坚决反对。11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驳复条款七条，主要内容是：（1）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中国可派驻藏长官及卫队2600人驻扎西藏；（3）西藏于外交及军事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4）通商条款之修改应由中、英双方商议；（5）中、藏边界以当拉岭、江达等处划分。中、藏双方争执十分激烈。麦克马洪竞无耻地充当中国内部问题的"调人"，实则与西藏代表狼狈为奸，干着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勾当。直到1914年3月11日，麦克马洪才正式交出英方调停约稿一件，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2）把西藏划分为外藏（包括西藏地区及青海、川边部分地区）和内藏（包括西康和青海之一部分），外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西藏不设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3）除中国驻藏代表及卫队百名可驻扎西藏外，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4）英、藏议订新通商章程，废除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的中、英通商章程；（5）英国商务委员可于必要时随时带卫队前往拉萨等等。这个所谓"调停约稿"，是妄图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中国所谓"宗主权"，只是个空洞的名义；而西藏的所谓"独立"，无非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块殖民地而已。英国提出这一约稿后，中方代表对其中的几项内容提出异议，特别是不能接受划界一事。经多次谈判，中方一再退让，曲意迁就，却仍不能使英方满足。4月27日，英方提出修正案，除在界务问题上作少许让步外，其它无实质性修改。英、藏代表先行签字后，即压迫中方代表签字画押。陈贻范在英国压力下，被迫草签条约，但随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表示正式签字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次日北京政府即回电表示："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一直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6月6日、25日，英驻华公使两次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照会，声明不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代表将与西藏代表一起在条约上签字，如中国拒绝签字，它将失去所有三方协约所载的中方拥有的特权与利益，包括对西藏的宗主权。7月2日，英方又通知陈贻范，决定于7月3日正式签订条约，并重复了一遍以前的威胁，陈不为所动。7月3日，英国果然与西藏代表私行签订了正式条约，即所谓《西姆拉条约》。该条约正文共11款，除个别条文外，基本上与3月11日英国提出的"调停约稿"相同。另有交换文书七款及声明一件，前者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达赖喇嘛的封号由中国政府加封，但又规定外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免，外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国会及其类似机关，从而实际上使西藏居于"独立"地位。"声明"一件是确认：如果中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则"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陈贻范于当天发表严正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6日，我驻英公使又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声明。以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了这一立场。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又未经中国政府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完全是非法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它只是作为英国侵略中国、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铁证而留于史册。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还背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7月3日，英、藏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11款，规定英国拥有在西藏全境租赁土地、建盖房屋、自由贸易、架设电线、会同审判等特权。这一通商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其根据又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自然同样没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又背着中国政府，诱迫西藏政府代表夏札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中、印东部边界线，将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此线之划定，即使在非法的西姆拉会议上亦未予讨论，中国政府毫不知情，更谈不上承认，当然是一条非法、无效的边界线。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6日开幕，至1914年7月3日以中国拒绝签字而收场，英国政府终于无计可施，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陈迹，证明着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图谋之卑劣。
白朗起义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平静，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时有发生，白朗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坚持最久、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因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1908年，白朗遭本村一家地主的殴打和诬告，被关人监狱，母亲卖地救他出狱。后投奔清军当兵，因受欺侮，便"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连年荒旱，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豫西民情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著名的杆首有24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韩庄人，带75人，快枪75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带58人，快枪18杆；李风朝，郏县龙虎店人，带20余人，快枪14杆；白朗，宝丰县大刘庄人，带70余人，快枪36杆；郜永生，鲁山连洼人，带100余人，快枪14杆；崔乾，汝州新庄人。带20余人，快枪11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王心传等18人，皆系杆首。
白朗从清军回乡后，便"拉杆"起事成为绿林头目。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10支。枪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为基地，四处活动。约于民国元年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每到一处，只劫掠官家及绅富财物"。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著名杆首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白朗部合并，愿听指挥，"白朗之势乃大"。到1913年春，白朗人马共约两、三千人，时聚时散，聚则成军，散则为民。白朗军消息灵通，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把他们镇压下去。
年5、6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联络朗武装讨袁，白朗一面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起而反抗。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率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今唐河）、泌阳。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攻占该县，缴获大炮、机关枪等武器弹药，当日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直攻鲁山。当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改变计划，突然攻取禹县，守城官兵弃械而逃，白朗缴获大量枪支财物，凯旋回归鲁山一带。
白朗军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围剿白朗军，白朗军一度受挫，避入深山中。转战到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西平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纷纷向河南都督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在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随后折回，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河南官军，转战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9月下旬夺取湖北枣阳，攻据县城11天后北上，返回鲁山和宝丰地区。当时雷震春部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攻占宝丰县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兵来攻，白朗军撤出县城，避人鲁山西北地区。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反袁力量，袁世凯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守护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负责京汉铁路沿线。
白朗没有固守鲁山，而是迅速逃出包围圈。12月下旬，他率2000人南下。于1914年1月11日、15日、16日连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3座县城。随后东进安徽境内，攻克六安、霍山等数县，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马队、部队共计约4000人。豫东和皖北的城池连被攻占，袁世凯大为震惊。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利"，将二人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多次突围，均遭堵截。白朗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成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增兵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分兵两路，一路攻湖北应山和安陆，另一路经随县等地西进，3月7日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火炮、炮弹等武器。在老河口，白朗召集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伺机人陕。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称"中原抚汉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将近万人的队伍编为前、中、后三军。白朗军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各国驻华公使都纷纷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白朗起义使"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袁世凯致电段祺瑞等人称："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月14日，白朗军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连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等地，进逼西安。所到之处，张贴布告，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己意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这比起义初提出的"打富济贫"口号，具有较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此时，孙中山已与白朗有所联系，在政治上对起义军起了积极作用，起义军进入陕西后，袁军尾随人陕，白朗军"尤善声东击西，避实捣虚"，"不特善战，抑亦善走，一日之间，能行一百二十里远"，使袁军疲于奔命。5月间，白朗军西人甘肃，不久又从甘肃东返，经陕西，6月末回抵河南，途中遭到袁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等到回到鲁山、宝丰一带时，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不足，战斗力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在战斗中不幸负伤，数日后病故。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四散，起义失败。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40余座县城和许多关隘，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革命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