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彭德怀所做的报告中指出，每军分区应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工作队应尽一切可能，通过公开与隐蔽的方式来援助在不同地区受过压迫和正在被压迫的群众。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知识分子，如我根据地内著名之军政长官，秘密写信给一切公正绅士及知识分子，由工作队送与之发生一定之联系，团结在抗日阵线的周围。这样有助于在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从而使边区下达相应的指示。调查敌占区情况，举凡伪军、伪组织、敌人的掠夺，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士绅、商人、人民及各阶层的具体情形，均应详细调查，每月汇报一次①。１９４２年边区政府不仅按照农副产品的习惯流向，在各主要集镇和村庄设立了各种商店，在复杂的战争条件下较好地安排了边区内部的物资交流，而且联络、团结一批商人，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区，或请地区商人进入边区，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农副土特产品，换回我们需要的洋布、药品、纸张、墨水等工业品。“在这一阶段，我们还有计划地向敌区派出干部，当时由工商总局直接派到天津的王磊然、赵友德两同志。以后，还向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派出干部。这些同志到敌区后，即着手创办了贸易行、货栈、银号等商业金融机构，为根据地采办紧缺物资，输送经济情报，并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为党培养了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曲介甫同志到苏北后，还和新四军总部接上了头，通过各种形式把新四军支援中央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晋冀鲁豫边区。”②边区依靠掌握的情报及时更改相关的指示，效果显著。如太行二分区主要土产是麻皮，年产约５０万斤，人民多以此生活。１９４２年夏，敌人拼命压低麻价，每斤收买价格仅值伪币６角到７角，人民不愿出售，又没有其他的销路。工商总局决定麻皮向东出口，由二分局统一收购，运至平阳线，由阳邑、任村、磁县、沙河四处出口③。
１９４４年，敌占区的棉、麻、皮毛等工业原料非常缺乏，“‘白区’的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敌占区输入边区的工业品减少，就有利于边区的土布、毛巾、毛衣等的发展。边区轻工业的发展使得边区的产品不但可以在边区市场买卖，甚至有可能向敌占区销售。因此，边区政府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了①《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５２０－５２１页。
②《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８页。
③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２００７年１２期。
对牛、羊、棉花、皮毛等原料的掌握。这样边区对敌占区贸易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①。”
１９４７年太岳区的济源贸易公司联合内外地的货栈与商贩、机关生产与合作社的采购人员共同进行进出口的工作，收到良好效果。太岳区贸易公司经理韩佩琦在他的贸易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过去没有主动到外面打联系，因而对外面经济情况了解差，而道听途闻不是实际，因之工作上陷入被动，吃亏很大。１９４６年冬，我们开始注意了，平遥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对外斗争较好。他们掌握了敌人矛盾，利用顽军家属来友这些人唯利是图，如有利他和咱们一道搞阎锡山的鬼，如今年我们以麻皮、麻油输出换回大批食盐及医药品来，即是注意到了这一点②。”这样政府开始关注对敌情报的掌握，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边区的经济。
３。发展生产，增强力量
生产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边区对敌占区贸易的发展。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了生产的重要性，“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③。”因此边区农业生产方面要开展春耕运动，号召农民多种粮食，少种棉花及其他日寇需用的原料④。“在邓小平和边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之下，１２９师官兵在战斗之余，开展生产运动，尽可能的做到自给自足⑤。”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边区开荒地四十多万亩，新修水田约六万亩。为了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政府与部队发放贷款、贷粮。１９４４年，太行区贷款六千万，太岳区贷粮六千石，冀鲁豫贷款一千万。政府还帮助贷给种子和农具⑥。这样农业逐渐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购买力也就提高了，也就刺激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①湘川、杜文彬、申连昌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资料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史编写组，１９８７年１月，第２１－２２页。
②湘川、杜文彬、申连昌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资料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史编写组，１９８７年１月，第２７０页。
③《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第６２页。
④牛保良：中共中央北方局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⑤
⑥
轶华：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许昌师专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５３７页。
“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①边区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禁止自己可以生产的产品的入口。“墨水、香皂、毛织品等，并非我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目前我根据地内已有很多土货可以代替；如不用外来墨水，我们可用染色自己配之；没有外来香皂，我们有胜利、胜华等肥皂；没有笔记本，可订纸本代替；没有毛织品和绒线，可用布、棉花代替。虽然在成品方面，没有外来品好，但为了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大家应不怕艰苦，提高艰苦性，渡过难关。”②边区政府颁发《关于卷烟管理方针的修改决定》，“一、民营手工卷烟厂、所，须向工商局进行登记（附登记表样）、纳税，在现有的基础上，地区不再扩大，户数不再增多，基本精神应限制粗制滥造卷烟厂户。自愿合并或扩大经营者应予以鼓励。二、机器卷烟，我区已由国家集中经营，积累资本，创造经验，增加收入。因此私营者概不允许。三、公营新华烟草公司所辖各厂，应与私营烟厂同样履行纳税手续，进行自由竞争，无任何特权。四、卷烟产税无论公私经营之出品，自五月十五日起，一律按每支五元开始征税（于出厂时一次征收），取消纸烟专制办法，征税后粘贴印花（统税征）作为已纳税证明③。”
在未开展纺织运动之前，“山东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３年仅军队所用布匹至少需要１５万匹，约值法币１亿元，以前都需要从日本占领区购买。同年胶东鲁中禁止洋布进口，滨海也逐步限制洋布进口，这样减少了根据地对外贸易的出超。在鲁中区，１９４３年夏，军民夏衣材料可全部共给，拒绝了价值９００万元的洋布入口，且因每尺土布较洋布廉价２元，节省费用１００万元。二者共节省１亿元。１９４４年下半年，产土布２７万匹，宽面花条布５２５匹，农民工工资２２５０万元，减少了根据地６７７１万元的资金外流④。”
边区还注重军工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急需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政府答应提供的军火补给却经常被扣发甚至断绝供应。因此中共军委决定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军工业。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造枪。”⑤经过长期发展，边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８页。
②《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３４４页。
③《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３３１页。
④
⑤
第４期。
光红梅：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晋阳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牛保良：中共中央北方局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区的军事工业有了极大的进步，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边区各种工业的发展，为边区对敌占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边区的轻工业发展了才可以减少对毛巾、笔记本等物品的进口。边区的工商业发展了，才可以为军工业提供资金以促进其发展。军工产品是边区长时间内都必须免税奖励进口的商品，在这上面容易受制于敌人。军工业发展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敌人的控制，这样才有可能掌握贸易上的主动权。
４。强化缉私，肃清黑市
抗日战争中，敌人对敌占区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走私倾销政策，并且在历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加强了对我边区的掠夺，妄图以此来摧毁边区的经济，如在敌人颁布的“经济封锁实施纲领”规定：凡军火弹药、粮食、棉布等都在被“封锁”之列。而对于非必需品，如化妆用的香粉香水，各种装饰品，各种毒物，则大量向我抗日根据地倾销，企图以此吸收我方之物资①。
故此边区走私日益严重，走私的方法也是千变万化。为了打击走私，边区成立了缉私队。辑私工作开展之初，缺乏有力的缉私队伍。边区政府着力加强缉私队伍建设，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太岳区拟定的《太岳区税务总局第一届支局长联席会议决议（节录）》中强调，“加强缉私工作：１。健全原有辑私小组和封锁线，建立新的缉私小组和封锁线。２。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内外缉私宣传教育工作，树立群众不走私观念，掀起缉私浪潮。３。把握政策，纠正工作上的左右偏向②。
由于游击区是敌人走私的重点区域，为了有效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边区政府把辑私的重点放在了以下地区：”１。主要放在根据地边沿，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必要时得经过县局之同意，潜伏敌占区工作。２。主要走私道路及主要交通大路，或贸易路线。３。两县局之临界处。“③对敌占区的贸易中也出现过一些不良现象，有极个别的人在边区与敌占区之间靠枪械武装走私，拒绝税务人员的检查。此外，还有不少的军营或①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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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根、任晓玲：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４８０页。
③《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１７２页。
其他合作社的采办人员，以军用品名义作为掩护，包庇走私①。因此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缉私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使走私无所遁形。１９４３年边区政府在工作计划与方针中规定，”由敌区吸收知识分子，发动军队来的干部参加群众工作，高级干部应由现有中级干部中提拔。县局长每人必须找到对象，培养自己的助手，建立集体领导，经常研究问题②。“对群众主要是宣传工作的进行，１９４６年的《平原缉私经验第三点》中，”组织群众缉私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选择成份……工商局应多听委员会同志们的意见③。在成分审查后，要进行一次教育，主要说明缉私意义、政府工商法令、缉私的群众纪律等。“缉私活动有力打击了大肆发展的黑市，保障了对敌占区贸易的顺利进行。
晋冀鲁豫边区在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与疯狂的掠夺下，制定了新的市场管理和金融制度，根据掌握的敌我情报，及时更改贸易政策，努力发展生产，进行有力的缉私和集市斗争，使边区对敌占区的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边区引进了一大批必需品，满足军民的需要。边区输出了山货，获取外汇。
边区贸易的发展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公营商业的发展
所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公营商业就是”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系统领导和经营的商业“④。这里的公营商业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先的军需物资采购商店和军人商店，这部分商业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改归政府领导，成为公营商业。边区政府成立后，太行区各主要集镇都有军需商店改组的公营商业。改组后，它们不仅担任着采购军需的任务，还参与市场活动，它们是公营商业的一部分，是根据地内物资交流和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部分公营商业是工商行政部门直接经营的公营商业，如裕民公司、粮食调剂所等。这些公营商业原先都是地方政府为解决物资交流和弥补财政收入而陆续建立的。在对敌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掠夺，切实掌握①孙宝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缉私述论，《延安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②《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４１页。
③《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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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页。
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第粮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边区政府发出指示，禁止粮食出口，实行粮食专卖。政府在边区各地区及时设立粮食调集所，进行粮食交易。公营商业的外在表现形式包括公营商店、公营的货栈、公司、粮食调剂所，还有最初的由官方经营管理的运销合作社等。总体上说，公营商业是边区政府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工具，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组织，是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组织的商业。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初期在饱受摧残的农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供给政府与军队的能力有限，而敌伪又对根据地施压，实行贸易封锁，妄图以此来消灭我抗战军民的斗争实力。根据地的公营商业是应满足军需和对敌斗争的大势而生的。初建的根据地、军需供应基本上是靠”合理负担“、”公平负担“供给的。
根据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多为手工业作坊，许多工业品根据地还不能制造，如火柴、布匹、西药及军需用品，仍依赖于从敌占区进口。同时，根据地也有许多剩余的农副产品和山货土产，需要向敌占区推销，以换回边区所需的工业品。如位于河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晋城是两省各大商行集中交换商品的集散市场。本来晋城市场非常繁荣，日本占领该地后，乱抢乱杀，商人市民均呈现恐慌状态，市场贸易几告停顿。在物资匮乏的根据地，开展物资交流、组织商业贸易成为必须进行的事。
发展商业贸易也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敌占区需要根据地的许多农副产品。边区政府掌握根据地物资，利用对外贸易不仅可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工业品，还有利于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通过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才能有利于边区政府掌握重要战略物资，打破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军队、机关、学校等自己组织经营商业贸易，可以使根据地政府在物资用度等方面更自主。由政府机关等出面组织的商业组织则可以更好地听命于边区政府，执行相应地政策，更好地保障边区军民的生活，更顺畅地和敌人展开经济斗争。因此，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立公营商业是势在必行。而当时根据地公营商业的发展也具备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