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的先进性，就必须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把思想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而根据地干部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来进行的。１９４１年，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报告之后，全党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都积极地投入到整风的热潮中。
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特别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的过程，无论是学习和讲授理论，还是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检查和总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工作水平。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又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开创了一把手负责、分阶段进行、集中学习的思想教育的新模式。
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残酷与频繁的对敌斗争的环境，特别是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无时不在战斗中。不论军队或地方，干部都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分散多集中少，且繁忙异常。所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要采取一些不同于延安的办法，时间也须延长。１９４３年３月，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在研究分局党校整风计划时，邓小平指出，鉴于冀南根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把冀南干部集中到太行山中，参加整风学习。”整风班的学习分二个阶段，综合性文件学习阶段，由李大章负责指导。学风文件学习阶段由邓小平指导，党风文件学习阶段，由李雪峰指导。“①整风班由各区党委一把手负责，深入实际，各期整风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大规模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提高了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的自觉性。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广大干部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与团结，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在各方面得以贯彻，从而为战胜严重困难，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政治教育
这是一切在职干部必须接受的教育。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从而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面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各方势力的努力下，国共两党正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①《李雪峰同忆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５２页。
程中，怎样加强干部的政治觉悟教育，避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重要问题。１９４４年中共太行区党委发出《关于党内干部教育的通知》，确定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进行本区党史的教育；二是进行关于太行山区的社会实际情况与政策的教育。同时要树立干部的群众观念，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党的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着“注重了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许多党的领导计划或者根本不把群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内，不去指导下级如何做群众工作，或者讨论或指示的很少”的状况。为改变群众工作不力的局面，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委要求认真学习《中央关于人民群众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用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接近起来，把他们一步一步的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同时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改善运动。”只有干部充分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３）文化教育
这主要是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它也是这类干部学习的中心内容。其教育与学习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等课。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也说：“学习是共产党员的重要责任。”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把学习引向深入。在文化学习方面，边区各地一直在解决工农干部轻视文化学习的问题。１９４２年以后强调要按规定标准学习文化课，根据地党委针对党员不重视学习的现状，提出建立和健全学习制度的要求。第一、开始建立了测验制度。各地普遍进行了测验，且在个别好的地区建立了经常的测验制度。第二、建立了上课制度。在晋东、漳北等各地，每次县干部开会以后都要上课一次到两次。第三、在县级成立了学习指导组。由县委（宣）与县里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３人到５人组成，其任务就是指导全县干部的学习。这以晋东做得最好，有许多县份根本没有这样的组织。第四、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通过这几项措施的实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干部①《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月，第１２９页。
到普通党员都切切实实的把学习当成了共产党员的重要责任。
总之，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教育采取针对不同对象，分别组织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有明确目标、要求，严格的考核制度，使干部的素质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这也是一种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是民主革命时期创造的好经验、留传下来的好传统。
２。干部学校教育
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既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固定的课程，有时甚至没有固定的场所。它总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进行教育，但它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以军政学校为主，同时也建立了其它类型的学校。
（１）军政学校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
这是边区第一所以吸收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干部学校（实为短期训教班），是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处主任。在党内则负责领导豫北、冀南及晋南地区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９月，朱瑞和国民党一战区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在新乡合办了“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主要是来自河南开封师范和冀南大名师范的部分学生，以及豫北各县的在乡青年知识分子。张轸部的少数下级军官则编为军事队。双方约定：师管区负责有关教学的物资供应，联络处负责训练事宜，毕业学生协商分配。第一期学员约２００人。训练班采用抗日军政大学的授课内容，以政治训练为主，军事方面着重讲授游击战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在师资与学生动员方面给予协助。
安阳失守后，训练班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干扰，于当年１２月上旬迁到山西晋城，改称“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领导人仍为朱瑞，另由刘子超、王振华任正、副所长，杜毓赩和孟夫唐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秘书长。１９３８年１月第二期开学（学员２００名），２月底移驻陵川，实际上和豫北师管区脱离了关系。
此后，北方局以“华干”为基础，发展游击武装，另以“华干”名义举办小型的干部训练班。日军队晋东南区的“九路围攻”被粉碎后，“华干”改为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晋南干校”）。朱瑞任校长，陈沂任校务主任，学员约５００人。１９３８年９月，“晋南干校”结束。从“华干”成立到“晋南干校”结束，历时年余。学校先后吸收和培训了青年知识分子２０００余人，为根据地输送了一大批干部。
冀南区军政大学
冀南区军政大学于１９３８年３月份首办，校址在南宫城里东街路北旧中学内。校长是孙一民同志，政治部主任胥光义。学员大都来自冀南各县选派的党员干部和推荐的青年抗日积极分子，少数是军队中选送的干部，也有的是自愿报名投靠的社会进步青年，共计２４５人。
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将学员分为两个队：一政治队、一军政队。每队委派一名指导员，进行组织和学习指导。当时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游击战术论、统一战线课本、群众工作讲授提纲---华北游击战争中的组织工作》等，这些课本均为油印件。课程的主讲人分别由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胥光义和冀南区党委杨秀峰、王任重同志担任。学校的教员和学员，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关系，他们采取边学习、边讨论，结合实践提问题、解答问题的学习方法，生动活泼。课讲得好，联系实际，人人都爱听，经常是１００多人挤在一个大屋里听课，没有桌凳，学员们就坐在垫起的几块砖头上，用两个膝盖当桌面。讲的耐心讲，听课的认真记，学习热情高涨。
学校在南宫举办了两期，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由于日军占领了南宫县城，环境恶劣而被迫暂时停办。办学时间虽不长，但先后培养学员４００多人。这批学员回各县及部队后，在组织领导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伍和抗日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冀鲁豫省委党校
１９３８年４月初于南宫窑上现在的普济桥举办了第一期。１９３８年５月末６月初，大多数县行政机构正在酝酿筹建，普遍感到干部不够用，有的县向上级要县长，有的县要一般干部。根据这一情况，省委研究决定，从军政学校的首届毕业学员中挑选部分党员，接着办“冀鲁豫省委党校”第二期，校址由南宫东街路北转到城南的东街路南。当时的省委也在此处住西屋，对外称“编辑部”，李势玉同志住北屋，组织部的于光汉同志住东屋，南边小西屋是文印室，大南屋是党校的教室。
党校所用的教材都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编写的，有《党员课本》、《统一战线》、《群众运动讲义》等，讲授时，分别由李进玉、丁光汉、赵一民、马国瑞同志担任主讲。根据开办第二期的目的，这期党校分别进行了建政方面的学习和训练，诸如怎样进行抗日宣传，怎样组建抗日政府，怎样组织群众团体、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怎样开展活动，以及组织大纲和工作大纲，都进行了详尽的讲解。这期党校开学２０天左右，由于南宫发生了反动会道门---“六离会”杀害我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２１名指导员的张马、小屯事件，一些反动会道门的上层人物被敌人收买和利用，不断发生掠我枪支弹药、杀我抗日战士及工作人员的情况，省委和一二九师的领导决定解散南宫东部带的会门组织。为配合这次行动党校各队学员由孙一民同志带领，分赴赵宋寨、小屯、张马等村，深入群众，做解散“六离会”的宣传工作。两周后这项工作结束，省委组织部发给每个学员一个“通行证”，这期学员陆续同各县开展工作。
１９３８年６月后，由于敌机加紧轰炸和扫射，省委计划东纵司令部不得不转移，由南宫迁至东北的韩家庄，省委党校也随即迁至离韩家庄几里地的冀县一个小村里。条件虽然艰苦，但为坚持不懈地对干部进行教育和培养，在冀县又举办了两期培训班。这时的校长改由赵博同志担任，王任工同志任教务主任。
第三期培训班学员的编队，依在南宫时第一、二、三大队的顺序下排，按文化程度，划成了第四、五、六三个大队，即高、中、低级三个班，共计４００多人。因文化程度不同，课程也有所不同。高级班讲授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哲学等。中、低级班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党章、党纲、政治等课程。不论高、中、低级班，均开设军事课，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一二九师的徐向前、陈再道、朱瑞等领导同志都亲自给学员们讲过话、上过课。这期培训班开办的时间最长，为期３个月。
第四期培训班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初开办计２００多人，分高、低两个班，全校为一个大队，大队之下有两个中队，中队之下又有分队。这期培训班主要是为将来的解放区培养干部。原定培训四个月，实际只学了一个多月，到１１月１５日，日军对冀南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奉上级命令，党校经威县转到广宗。这次转移，党校和省委计划一起行动，因人员多，目标大，行动不便，领导作了调整。部分学员随着省委机关行动，一部分学员越过平汉路到太行山根据地继续学习，另一部分学员回地方，加强地方抗日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冀鲁豫省委党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校址几经转移，硬是坚持办班三四期，其坚韧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今天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教育中，一定要牢记和发扬革命前辈那种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晋冀鲁豫边区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还有：冀南财经学校、冀南行政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等等。但这些学校大都办学时间不长，留下的资料不多，限于本人水平有限，在此仅简单列出学校名称，不做详细介绍。
（三）晋冀鲁豫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在干部教育的过程中，各根据地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干部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成为干部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教育的原则是：理论与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少而精。其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最基本的原则。
所谓理论联系实际，首先体现在干部教育的目的上，即重在培养干部领导和从事革命工作的本领。正如李维汉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教育工作有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一切的教和学，首先要从革命的时间和实用出发。干部教育的目的应该首先是为了增强干部领导革命和从事革命工作的本领。”①“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②该原则也同样体现在教育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与教材上，既要注意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又要善于将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这一原则也要求学习和教育不能影响在职干部的日常工作。
所谓少而精，主要是对干部学习内容的选择。根据地的干部通过斗争和工作实践，一般都深感自身的不足与学习的重要，都有迫切的学习要求，感到什么都应该学习。中国问题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要看，新哲学也要研究还有法令政策、时事讨论等。这样一来，往往会造成什么都想学、什么也学不好的结局。少而精的原则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所谓“少”，是为了集中精力于一点，反对漫无中心，乱抓一把。所谓“精”，是要彻底贯通，反对一知半解，粗枝大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