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冀南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刘彦伟的硕士论文《冀南银行研究》，他认为：冀南银行制度健全、管理到位，内部组织严密，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且在战争年代，冀南银行给予自己的部队各种支持，与敌人进行了经济战和货币战，对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他着重指出冀南银行的两大特性，一是战时形态，二是农村环境。张常勇，王向英的《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及其历史作用》指出，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先后成为太行、冀南、太岳三区的本位币，流通时间长、范围广，有相当的影响，在根据地货币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常亮功的《抗战时期冀南银行资产保全办法》一文指明冀南银行的两大不可分割的中心任务。第一是代表人民政府发行本位币，同敌伪进行货币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管理外汇，促进贸易，投资生产，建设公营经济，周转财政，保证供给，争取金融货币的独立自主；第二是靠近翻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展农村信贷业务，组织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服务，蓄积农民的劳力物力，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保证农副业平衡发展。田秋平的《邓小平与冀南银行》一文提到：邓小平同志曾对该银行的筹建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邓小平在冀南银行筹备之初，对此事极为关注，口头指示：要求他们先做准备，还要保密。王栋梁的硕士论文《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共分五章，阐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状况、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向人民币发展的演变过程，最后提出根据地货币的历史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常亮功、常伟民的《冀南银行的战时金融体系》一文就冀南银行战时的特殊的金融服务体系做了详细阐释。此外，还有贾章旺的《冀南银行的货币发行经验与启示》，武博山的《回忆冀南银行的几个片段》，岩武照彦、周锦章的《晋冀鲁豫边区银行》。
郭晓平的《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一文介绍了太行根据地敌我之间的金融货币斗争情况。运用货币武器，支持抗日战争，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活金融市场，保证军需民食，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一项基本任务。李小玲的《晋冀鲁豫根据地金融斗争史略》，也涉及到该问题。孙建刚、史红霞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货币缉私斗争述论》一文指出：抗战期间，日伪妄图通过伪钞、假币、法币和金银铜元走私的手段打垮根据地的货币金融体系。面对此种严峻形势，边区政府制定了奖罚分明的缉私政策，并动员广大人民和各级政府一道投入到货币斗争中去，最终达到了冀钞本币币值巩固、物价上涨幅度不高、经济政治形势稳定的目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４人物、社会阶层研究
谷志科、马庆栋的《论邓小平在冀南抗战时期的经济思想》一文，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冀南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根据地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思想。这些经验和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邓小平同志建国以后以至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重要经济思想的萌芽。储著源的《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探索》，该文论及，抗战时期，邓小平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使根据地渡过了难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在抗战时期的有关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也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李广、张宝军的《戎子和及边区财政工作的基本探索》一文，以戎子和为研究个案，文中指出：戎子和是我国经济战线的著名领导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戎子和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晋冀鲁豫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东升的《高捷成：谱写金融”摇篮曲“》，赵国智的《烈士丰碑光照千秋---记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高捷成》，常亮功的《抗日银行英雄行长高捷成》等文，均论述了”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者“、”抗战经济摇篮“---冀南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兼政委高捷成。他任职期间，在抗日银行的创建、抗币印制、发行冀钞、统一边币和开展对敌金融斗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徐建国的《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农民动员---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例》一文侧重于减租减息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在执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正确分析了农民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查找思想根源、宣传政策法令、培养积极分子、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开展有组织的斗争等具体措施，把广大农民动员到运动中来，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做法，对于现阶段的群众动员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５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研究
关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陈康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首创性研究》。该文指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首创性措施，体现在其率先提出并实践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以增强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在各根据地之中最早提倡”组织起来，由穷变富“；重视农业生产中科技兴农等工作；注意发挥乡贤耆老、开明士绅的影响与作用；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办行政干部学校，提倡抛弃”以大老粗黑为荣“的落后观念。张振朝、韩能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研究》一文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坚决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因地制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使边区政府辖区内土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由于政策明确，办法具体，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展，最终起到了动员群众、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目的。王双进、宋建英的《略论晋冀鲁豫边区开展信用合作的时代背景与政府政策》一文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民众为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得到中共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与扶持。该文对边区政府和银行开展信用合作工作的时代背景、政府政策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徐建国的《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的思想变迁》一文详细论述了在减租减息中农民的思想变迁情况。具体说来，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对根据地农民进行了经济上的动员，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了农村阶级状况。同时，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农民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形成了经济、政治上的动员和社会变革的整体互动，促进了农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增强，主要表现在阶级意识、团结和组织意识、斗争意识、政权观念和参政意识、民族国家观念、政策法令意识等六个方面。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思想观念的变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柴达的《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把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阐释。
王斌的《论抗战时期邓小平经济工作思想与实践》一文指出，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抗战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既注重政策原则，又立足实际灵活应用，在经济工作的地位、经济工作的主体、对敌经济斗争、民族工商业问题及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力量等方面提出许多正确的观点，作过精辟的论述，逐步形成了适合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的较系统的经济思想。程岩的《邓小平与中国抗战---再论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设》。该文强调，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直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这一时期，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围绕对敌斗争这条主线，在根据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怀安、张峰的《太行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探析》一文介绍了太行时期，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发展经济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改革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来源，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观、引进外资、重视科学技术、重视发挥开明绅士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富民政策、努力生产、注意积蓄等方面。
（三）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１９８０年以来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出版了许多根据地原始的档案资料，为根据地经济史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根据地经济史研究队伍涌现了众多新生力量，有相当一批研究生开始关注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他们的加入势必增强学术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但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出现的一些不足和今后应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史研究中高水平深层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少，许多文章只是介绍性或史事叙述性的，缺乏对根据地经济史的深度研究；第二，研究课题不平衡，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仍然较多局限于冀南银行、减租减息等问题，而对于财政税收等问题着墨较少。因此，今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史研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丰富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史要充分借鉴经济学、银行货币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根据地经济史有关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第二，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充分利用档案、口述史料研究一些相对薄弱领域，扩大晋冀鲁豫经济史的研究范畴。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文化教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有大量的论文见诸报端，而且涉及这方面的著述也有问世。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一）晋冀鲁豫根据地文化教育研究成果概述
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区组成。近二十年来，对每个行政区文化教育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１。太行区文化教育研究的有关文章和著述
相对于其它分区的研究成果来说，对太行区的文化教育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比较多，所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其中，论述干部教育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连德先、郝小梅的《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概况》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１９９１年０５期）。
论述社会教育的主要有：白雪枫的《论太行革命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显著特征》（《党史博采（理论）》，２００７年１１期）和《试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太行革命根据地冬学运动》（《沧桑》，２００８年０５期），薛慧锋、白雪枫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对农民的影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０８期），万新方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区的冬学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７年第０６期），苏泽龙、刘润民的《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冬学运动》（《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６年第０４期），郝晋瑞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２年第０４期），皇甫束玉的《在抗战度荒中---老区教育回忆片段》（《人民教育》，１９９５年第Ｚ１期），海啸、高鲁的《４０年代的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７年第０６期），史治平的《太行工业学校的创建》（《国防科技工业》，２００５年第０６期），李子康的《抗日老根据地教育工作回忆片段》（《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２年第０２期）等。
论述抗战文艺运动的主要有：朱丹南的《〈前线〉在太行山上》（《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９年第０３期），李志宽、李东光的《名震太行的盲人抗战宣传队》
（《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５年第０５期），段友文的《人民口碑文学中的太行山抗战史---论左权抗战民歌》（《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８年第０３期），王维国的《邓小平与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党的文献》，２００４年第０４期），李俊清的《武乡抗日文化宣传形式初探》（《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０４期）等。关于剧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张明元的《光辉的太行山剧团---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党史博采》，２００２年第０５期），阮章竞的《风雨太行山---太行山剧团团史》（《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８年第０２期），韩恩德的《我所了解的光明剧团》（《文史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０５期），赵路的《忆沙河县抗日联合剧团---太行山区报春花》（《大舞台》，１９９５年第０６期）。涉及抗战文艺运动的文章主要有郭文瑞的《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晋阳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０６期）和张军的《战争年代的山东曲艺》（《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７年第０４期）等。
论述新闻出版事业的文章，关于报刊的主要有：吕敬东的《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报〉》（《党史文汇》，２００１年０４期），周君平的《珍贵的太行根据地小报---论太行根据地的〈胜利报〉〈新生报〉》（《文物世界》，２００１年０４期），裴荃香、丁竹的《晋冀豫〈鲁艺校刊〉创刊号介绍》（《文物世界》，１９９２年０１期），李豫的《太行根据地报纸文献概论》（《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９年０６期），王力的《晋冀豫区新闻出版史探源》（上）（《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６年０２期），《晋冀豫区新闻出版史探源》（中）（《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６年０３期）和《晋冀豫区新闻出版史探源》（下）（《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６年０４期），郑笃的《太行〈文艺杂志〉回忆》（《晋阳学刊》，１９８４年０３期），杨宏伟的《太行抗战的号角---晋东南根据地出版的部分报刊辑略》（《党史文汇》，２００８年０４期）。
关于新闻史人物和出版机构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少，主要有陈震彬、王丛笑的《为国捐躯报魂永存---记太行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何云》（《当代传播》，１９８９年０５期），孙玉祥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４年０５期）等。
具有探究性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张慧玲的《抗战文化大众化成因探析---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例》（《沧桑》，２００５年０６期），马书岐的《浅谈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沧桑》，２００４年Ｚ１期），韩征天的《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进---对太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再认识》（《前进》，２００３年１１期）等。
涉及太行区文化教育研究的著作比较少，我们能看到的主要有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著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２。太岳区文化教育研究的有关文章和著述
太岳区的文化教育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其中，关于社会教育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韩元理的《烽火岁月中的太岳中学》《文史月刊》，２００４年０１期），郝晋瑞的《老区新型中等教育的代表---太岳中学》（《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４年０６期），太岳中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的《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中学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阴克明的《太岳区教育工作回忆》（《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２年０３期）等。